话语商谈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反思——哈贝马斯与达尔的民主思想之辩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语境中谈论公共领域的重建问题,最根本的应当是讨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以及市民社会结构的改造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如果我们把公共意见理解为是公民根据其自身的权利,在道德和法的公正性原则的框架内通过商谈和论辩形成的一种作为所有相关人员认可的意见,那么,公共意见也就不同于达尔的民主概念中的那种"公意"或非反思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公共意见形成于理性交往形式而构成的公共领域,而非有组织的或制度化的政治公共领域。达尔试图建立一种更加注重政治参与和更关心平等的公民自主性权利的民主,以达成一种能够彻底摆脱亚里士多德式的、以伦理的实质性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达尔并没有意识到公民实质的权利只有通过以公正原则为根据的程序性的商谈才能实现。由此,现代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in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The Debate on the Democratic Ideas of Habermas and Da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