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话语与创作禁忌：《诗经》权威地位的生成及其早期影响

早期国家乐政的用诗系统造成了传统诗歌乐章义（仪式义）与诗本义的分离，乐章义超越诗本义成为诗歌的首要义。乐章义由国家推行，在各仪式场合及培养官员或由使者、行人出使时使用，这既造成了“诗言志”之志与政治、教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又形成了众人赋诗引诗而不作诗的创作禁忌。这一传统经由苟子到董仲舒的发挥进一步得到确认和强化，其观念对传统诗论的生成和发展走向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