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坛经》考证方法论再审视

在20世纪20-30、50-60年代,胡适先生通过在英国、法国所获得的《坛经》敦煌本、《神会和尚遗集》等资料,列举所谓"很明显的证据""更无可疑的证据""最重要的证据",认为《坛经》的作者是神会或神会一系,而《坛经》敦煌本为《坛经》最古本。胡适的上述结论引发了近代中国禅宗史及《坛经》研究最大论战的导火索。围绕胡先生上述结论及考证中的相关问题,学界多有争论,并持续多年,形成了20世纪学术史中的著名公案。通过诸多学者精细考证及研究,最终断定胡先生的结论不能成立。目前,虽然这一学术公案已尘埃落定,但在方法论方面所蕴含的诸多问题仍然值得深刻反思。例如,胡适考证《坛经》的动机、立意、目的、态度;执于文字相,难入《坛经》思想內在理路;以及没有契入《坛经》版本演变的内在逻辑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