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论二题

韩愈是八九世纪之交中州的一位大散文家、大诗人、思想家和教育家(今河南孟县人)。由于他身上存在着政治和学术的两重性,以致千余年来,对其评价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议论。 一、关于求仕为官问题 对于韩愈的汲汲求仕盻贵一事,自他以后,不断有着责备。最具有代表性者,较早有清初大思想家大史学家王夫之。他对韩愈的名利思想一再讥评,他说:“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读通鉴论》卷16)又说:“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同上卷26)。较近者有生芸生,他有一篇《韩愈和柳宗元》(见1963年2月号《新建设》)其中有一个标题为《韩愈的品德》,在这下面,他罗列了有关韩愈品德作风的十二点,如“厚颜乞怜不择言”、“趋炎附势捧太监”、“身在道外,意在禄中”、“三贬三变,继续上爬”等,集中对韩愈的求仕为官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那末,对于韩愈的求仕为官究应如何看呢? 我们也认为,韩确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