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