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 ，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