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自提出以来便接受着历史发展的考验，并散发着强大的理论价值。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在扬弃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类本质的理论下，批判了青年黑格尔学派和德国政治制度，并提出人的解放的思想，以及《共产党宣言》中的最终人类全面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1]。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不仅没有过时，更是随着历史与科技的发展显示出新的形态与理论意义。随着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了新的形式，却也出现了消极因素。当今距离人的自由全面解放的终极目的还有一段路要走，而出现的新问题既需要去克服，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补充。

一、 “信息茧房”的内涵与成因

“信息茧房”一词提出后，多以贬义来形容用户浏览信息时遇到的状况，对其所带来的现象也多是负面消极的。但对于“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来讲，应以中性词去界定。一方面，这是认识事物中辩证法的体现；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现象能更多地提供主流意识形态与正能量的内容，在提高民族认同感、家国情怀等方面有一定的意义。

（一） “信息茧房”的内涵

“信息茧房”虽然是一个提出时间并不长的概念，但却极其形象地描述了当下互联网中信息与交往的形态。哈佛大学凯斯·桑斯坦第一次提出“信息茧房”这一概念^[2]。通过对互联网的调查，凯斯·桑坦斯指出，公众在选择接受信息的时候会根据自我的喜好与兴趣去选择，而在这种不知不觉的选择浏览中，公众便会将自身桎梏在自我选择的信息范围内，“出现了个人像蚕蛹一样被信息所束缚的情况”。“信息茧房”对信息的传播与接收具有消极作用，并会引发负面的社会现象。追溯其理论渊源，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发现了这种现象，他指出民主社会易促成个人主义的形成^[3]。而在信息时代，看似更加多元的信息浏览恰恰造成的是个人被信息的束缚。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是互联网的发展，“大数据(Big Data) 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产物，既开启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时代”^[4]，也与人工智能一起加剧着“信息茧房”现象，智能设备的普及更是使人将自我桎梏在“信息茧房”中。基于大数据的普及和算法的发展，智能设备可以在后台对用户进行“画像”，从而根据用户点击浏览的次数推送给用户与此方面相关的内容。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网络购物平台淘宝应用软件(以下简称“淘宝”)与短视频平台抖音应用软件(以下简称“抖音”)。在淘宝上浏览时，淘宝就会根据用户搜索与浏览的记录推送相关的物品；而在抖音上浏览时，抖音更是会根据用户的点赞与收藏推送给用户感兴趣的视频。久而久之，当用户再次打开这些应用软件时，首页推送的便只会是用户喜欢的物品或者视频。这些推送看似让用户更方便，但实则已经令用户在使用中进入了自我的“信息茧房”，当用户想浏览其他方面的信息时，则不会那么方便与轻松。

（二） “信息茧房”的成因

关于“信息茧房”也有另一个相关概念——“回音室效应”。顾名思义，这便是因为用户在浏览信息时只去检索与浏览自身感兴趣的信息，便在不知不觉中将自身放进了“封闭的房间”中，之后浏览到的便只是意见相近的信息，这便如同在回音室中只能听到自己声音的反馈一样。这种重复的接受致使用户相信接收到的信息是正确的，哪怕是扭曲的事实他们也相信。

这里有三个因素值得研究：第一个因素是时间问题。不论是“信息茧房”的形成，还是“回音室效应”的产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后台的算法“画像”也需要一定的记录和时间才可以完成。当然某些程序在初次使用时会让用户标记感兴趣的领域，这恰恰可以加速算法对用户的精准“画像”；用户的使用经过一段时间后，算法便可以掌握用户的兴趣并进行推送，这个时候“信息茧房”便形成了。第二个因素是用户自身的选择性。选择浏览的信息内容是每个用户自身的权力，但恰恰是用户之间的差异性使得一定的内容只有特定的用户群体去浏览，导致算法推荐的内容各不相同，从而使“信息茧房”更容易形成。第三个因素是关键因素算法。“信息茧房”的形成逻辑因素正是应用推送信息依靠的算法，当信息平台越注重向用户推荐个性化内容时，对于推送信息的算法便更加依赖，算法也便“成为互联网市场主体在当前与未来发展中的技术追求与主要发展逻辑”^[5]，“信息茧房”也因此更加容易形成。

关于“信息茧房”成因的分析，有助于对其负面影响进行探究，但值得一提的是，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恰恰是现今信息推送的主要方式之一。对于信息平台而言，个性化的推荐内容正是其平台运营的特点和吸引点，并且很多用户在使用中更是乐于浏览自身感兴趣的内容。所以，对于“信息茧房”形成的原因不能只归因于算法和平台，人对科技的使用问题也应去探究。

二、 “信息茧房”引发的消极现象

海量的信息为用户提供了更多选择浏览的权力，但在“信息茧房”的桎梏下，本应更加繁多领域的浏览却变成了沉陷于自我的“信息茧房”之中。科技发展的初心是为了让人能更加自由全面地发展，但自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却在压抑人的发展、异化人的本质。信息化时代人不仅没有获得浏览更多信息的自由，反而在“信息茧房”中自我沉沦，在浏览信息时越来越封闭，引发了更多负面的问题。

（一） “信息茧房”引发的信息传播问题

“信息茧房”所引发的现象不仅仅在于个体使用时的束缚，更在于其容易造成信息传播的不对等，公共议题被淡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被消解等。自互联网普及应用开始，传统媒体的传播方式便开始变得被动，正如每次科技的发明会使之前一定的产业出现变动与消亡，工业革命机器的出现使传统手工业淡出历史舞台，手表因手机的出现不再强调查看时间的功能而成为装饰品。而信息传播也发生了变化，“现今的人们受益于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体的信息，可以做到时刻紧跟时事”^[6]。曾经由编辑决定刊物内容的单一形式不复存在，网络媒体以强大的存储容量、时效性、公众自我浏览的决定性，使得传统媒体由上而下的信息传播形式变为由下而上的流量形式，这便导致传统媒体的传播性与影响力减弱，而根本原因则是基于个人浏览所形成的“信息茧房”。因为用户只关注自我“信息茧房”的内容，这也使得信息的传播出现不对等现象。当然，传统媒体也在积极应用互联网技术开设账号进行传播，但此时传统媒体便将选择权给予了公众，不仅使传统媒体自身发展举步维艰，也使公共议题与主流意识形态处于不利的情况。

随着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被弱化，公共议题的参与度也产生了消极现象。信息传播方式自下而上的转变，信息获取依靠用户的搜索与算法的首页推荐，使得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变小。对用户而言，每天浏览的是算法为其定制的“个人日报”，并且相比正式且枯燥的公共议题，公众更喜欢浏览娱乐性更强的信息，算法也因此不会推送公共议题的信息，致使更多的用户只是沉浸在自我的“个人日报”中而不去关注公共议题。而对公共议题关注的淡化，则会导致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分裂，也会使某些个体出现极端思想与偏激行为，使社会变得冷漠，并加剧“娱乐至死”的社会现象。主流意识形态受到的影响更是人类应该去担心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其在社会的稳定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种思想、各种意识形态百花齐放本身并没有错，但主流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应具有重要的主导话语权。然而，随着互联网普及导致的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又在减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受到挑战。

（二） “信息茧房”对个体的遮蔽

正如传统媒体将信息的选择权交给了公众，个体在“信息茧房”中也将浏览信息的选择权交给了算法。当“信息茧房”形成后，用户所浏览的信息便只是算法对用户“画像”所推送的内容。长此以往，用户缺乏与其他思想的交流，“过窄的信息接受面容易造成思维固化，使其无法理性地看待事物、分析问题”^[7]，并有可能变得偏激固执。而在意识形态方面，用户在自我的“信息茧房”中若是不去查看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甚至对一些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进行查看，那当他遇见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的信息或评论时，用户反而可能会认为“不准确”甚至发表错误的评论。在网络信息平台中，虽然交流、评论、点赞等行为是个人的自由，但错误低俗言论的愈演愈烈则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并且根据“信息茧房”的形成原理，不得不假设一种严肃的情况，那便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者而言，也有可能陷入自我的“信息茧房”之中，从而产生“回音室效应”。这种情况下的“信息茧房”虽不是消极的，但它是片面的。如果总是沉浸在自我的“信息茧房”之中，自我认为主流意识形态已经主导了各个领域，这也是不全面的认识。而对于西方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群体更是需要浏览各种领域的信息与平台的言论，并对错误的言论进行反驳，对存在错误思想的信息发布者和赞同者进行教育。一方面，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习者加强自身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储备；另一方面，也需要警惕陷入“信息茧房”的遮蔽之中。

“信息茧房”对个体的遮蔽不仅仅在于对个体的桎梏，还在于影响个体在网络平台中的交往，这一点进一步延伸至人的社会交往方面。在互联网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亦成为一种技术性、符号化的互动”^[8]。随着网络交往的盛行、智能手机的普及，人们可以更加快捷方便地进行交流，这是技术的进步，相比曾经信件交流很慢的情况，互联网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人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寻找具有相同兴趣的朋友。但这本应是积极的人际交往形式的技术，却出现了负面的影响：一方面，年轻人更注重网络上的交流而忽视了线下现实中的人的交往；另一方面，用户只会与自我意见一致的人去交流。此时，“信息茧房”的消极作用便产生了，使本身便将自我桎梏于“信息茧房”的用户，只会与相同桎梏情况的用户进行交往；若是二者桎梏于错误的思想言论、扭曲的事实之中，那只会加深相同的错误看法和思想意识。这使得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不仅没有拓宽人的视野，反而更将人束缚起来，导致本应更利于人交流的社会交往产生了压抑的、不自由的、片面的消极现象。

（三） 网络群体的极化与社会黏性的丧失

当社会交往因为“信息茧房”产生消极异化时，网络信息平台中便会出现群体极化的现象。网络信息平台自身的设定便是在于划分不同的用户群体。信息平台这种设定本身并没有错，但“信息茧房”的消极作用，“社交媒体提供的灵活性和细分功能让人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回音室’，在这个‘回音室’中大多数消息都符合既存的观点和偏见”^[9]，此时原本个体用户产生的“回音室效应”便产生了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经典的例子便是微博应用软件，以关注和粉丝划分出的群体，粉丝会受到关注的微博主的言论等影响，如一些发表不良言论的微博主、一些攻击主流意识形态的发言者等，其错误的言论与粉丝的支持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而在公众交流平台中任何人都会看见这些错误的言论，会影响更多人的思考与价值观。网络群体一旦形成，群体内的用户会减少与外界的联系，微博中更是以群体的主导者为审视其他言论行为的标准，导致群体更加极化。

网络群体的极化则会使得社会黏性丧失。社会黏性是由经验、知识和任务的分享产生的，人们需要一些共同的记忆；而“信息茧房”却破坏着社会黏性的来源。“信息茧房”和网络群体的极化使得“个体与其他个体、与社会发生交流和关联的机会日益减少，减少了经验与知识分享、共同完成一个任务和目标的机会”^[10]，导致“共同的记忆”被瓦解和不再产生。并且，这种黏性的丧失既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社会之间，也存在于个体之间。社会黏性的丧失与网络群体的极化会对社会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为错误言论的反复“回声”，错误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在这些极化集体中的成员会出现对社会的不满，一些个体甚至可能会产生过激的行为。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凝聚力，缺乏团结与共同的记忆，那么这个社会便存在分裂的可能。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一句句“武汉加油”不仅展现的是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更是国家的制度优势与强大的执行力；反观拥有最先进医疗水平的美国，却没能有效控制疫情的传播，反而使疫情加重，这不是医疗水平的问题，恰恰是美国制度的缺陷与社会凝聚力的丧失。

观察“信息茧房”的消极作用，不论是对个体信息浏览的封闭、人的社会交往的异化，还是社会黏性的侵蚀等，“信息茧房”都使得人的社会交往出现了不自由的片面的现象。原本为了人可以拥有更多选择的海量信息，为了人可以突破时空限制的交往，却因为算法推荐产生的“信息茧房”束缚了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权被瓦解，社会黏性的丧失等，这些问题成为新的交往形式下“压迫”人、使得人不自由、人与人交往变片面的原因。

三、 “信息茧房”桎梏的解放路径

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制度的抨击，提出从“普遍的人的解放”出发，最终由无产阶级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使命。随着历史的发展，许多曾经压迫人的问题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仍是正在完成时。关于“信息茧房”带给人的社会交往的不自由表象，马克思关于人的普遍解放的方式便是对此方面解放的最佳启示。

（一） 技术的改进与监管

既然算法是“信息茧房”形成的关键因素，那么对于算法的改进便是对“信息茧房”破解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可以对算法的设计进行更改，既然之前的算法是依公众的兴趣喜好推送内容，那么“探究个性化推荐的反向路径”^[11]无疑是一种有效的改进方式。向用户推送与其浏览的内容观点相反的信息，对用户而言这是不同观点交流与思想碰撞的过程，同时也是加强其思辨能力的过程。而“致力于增加信息的对称性，减少同类信息的推送，同时增加异质信息的分发的信息分发系统”^[12]也是一种值得尝试的路径。另一方面，则是让算法评测用户的喜好并及时以推送的形式提醒用户，以此来避免用户形成“信息茧房”。当然，也不得不承认算法推送的个性化和人性化，如抖音便设计有当用户长时间使用软件时的提醒系统，这样的设计便于用户在使用中注意个人健康等问题，那么算法也应可以推出识别用户形成“信息茧房”并提醒用户的评测设计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如抖音等应用软件在使用中会主动向用户推送官方媒体账户的信息，这既可以消解“信息茧房”的形成，也可以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算法的改进是对“信息茧房”下人的社会交往解放的重要途径，但是对算法的监管也是势在必行。上文已经提到算法设计的巧妙与强大，既然算法可以进行良性的改进，便也存在消极的设计思路，这便需要加强对算法技术的监管。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监管：一方面，是对算法技术的监管。算法本身并没有价值观的思考，只依据自我的设计对用户进行推送，那对于监管者而言便需及时发现并制止因算法导致的“信息茧房”的形成。另一方面，则是对算法设计者的监管。既然算法依靠大数据可以整理海量信息进行推送，那么算法的设计者在设计之初便应对算法推送的结果进行考量并做出改善，而对那些恶意设计以盈利为目的的算法的相关人员，则需要监管部门对其进行惩戒，这需要监管者对算法也有一定的考量水平。

（二） 个体的自我解蔽

除技术因素外，个体的选择性丧失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正如凯斯·桑斯坦指出，处于“信息茧房”中的人认为自己看见的世界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哪怕只是站在“自我束缚的阳台”上，他们也相信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13]。基于这一点，某些用户的确沉浸在自我的“信息茧房”之中，并没有觉得任何不适，但是思想的魅力恰恰在于交流与碰撞，这般沉浸只会是井底之蛙。马克思在关于普遍解放的人的条件中指出：“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14]如果解放的条件恰恰是认识到“锁链”对自身的束缚并去打破这种束缚，那么对于“信息茧房”产生的桎梏所作的解放路径便是个体的自我解蔽，这需要普及的媒介素养教育。通过普及的教育使网民认识到“信息茧房”的形成原因与危害，从而使用户自我提醒以避免“信息茧房”的形成。在浏览信息时，使用户坚决保持不局限于浏览某一方面或某一观点的相关内容，坚持思考与反驳，杜绝人云亦云，保持自身理性。这些方面的加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个体的自我解蔽，而在这种自我解蔽下，用户可以坚持自身的选择性不丧失于算法，并在网络群体极化方面保持理性，避免陷入群体的极化与偏激中，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社会黏性的丧失。

“信息茧房”的形成因素不仅在于个体选择性的丧失，也在于监管还需加强的问题。上文所述的一些应用软件在用户使用之初便对用户进行信息收集与算法“画像”，并在后期使用中依靠算法强行推送信息，对于这些平台则需要加强监管。例如，关于微博“热搜”存在的流量与强行推送的问题，在相关监管部门介入后，微博“热搜”将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热点置顶在搜索页面，这既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同时也是对“信息茧房”现象的一定制约。除了相关监管的加强，相关的法律也需要加强，一些不良平台强行推送内容，一些依靠吸人眼球的标题的信息，甚至包括一些依靠信息资源垄断的平台，相应的法律也应时刻关注和制裁不良平台与不良言论的发布者，从而“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打造法治化网络空间”^[15]。

（三） 加强价值理性和公众参与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人对技术的自信使得人更加依赖技术，“科技异化的漩涡加剧了人文诉求的断裂，褪去了价值理性的关怀”^[16]。人工智能的发展、大数据的应用、“信息茧房”的形成，都是由于对技术的过度自信导致人在应用科技时迷失了自身。工具理性的过于强调，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是造成“信息茧房”的原因之一。用价值理性去调节中和工具理性无疑是对人被技术控制的一种解放途径。无论是个体加强自我辨别能力，还是对技术的改进和监管，强调价值理性恰恰是良好的理论依据。这里的价值理性也指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折的价值标准”^[17]。这对于陷入“信息茧房”中的人来说也是改善其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并且可以规范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的稳定，对于网络信息平台信息交流中的核心价值观也可以引导形成良好的网络环境。中国一直注重意识形态工作，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重视与建设，促进了网络中良好的舆论环境的形成。上文提到的微博、抖音的置顶和推送正是核心价值观建设工作的良好成果。

“信息茧房”最终造成的结果是个体封闭于自我的信息范围之中，那么加强公众的参与也可有效地破解“信息茧房”。例如，某些高校建设新媒体账号与平台，引导学生参与其中，支持不同的意见，鼓励学生之间的交流，并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信息茧房”。学生本身便是网络使用的主体，网络中良莠不齐的信息容易影响到正在形成价值观的学生，学生也容易在使用智能手机时陷入娱乐应用的桎梏之中，强调参与正是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路径。这种解放的方式不仅在于高校之中，社会领域之中也可效仿。例如，“主流媒体可针对关注公共议题的特定人群进行更加智能化、有针对性的时政内容推送”^[18]；各地政府也可牵头开设自媒体平台与账号，这不仅加强了公众对于社会议题的参与度，也巩固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四、 结语

在对“信息茧房”形成因素的分析中，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提出对关键因素算法的改进与监管，并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分析“信息茧房”所引发的束缚人的消极现象，以矛盾分析法为依据，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异化现象，提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调和路径以及解放桎梏的根本方式：普及的媒介素养教育，最终在个体解蔽的路径中指向“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终极目的。马克思关于“普遍的人的解放”到全体人类的解放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依旧充满理性的光芒，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今天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不可相提并论，但今天依旧走在全体人类解放的道路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也需上下而求索。在新的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依据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分析“信息茧房”形成的原因，并对其引发的消极影响进行克服与破解，实现社会交往在其桎梏中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