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放管服”改革作为新时期我国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当前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1]。回顾近五年来国内“放管服”改革的发展进程，自从2015年国家领导人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重大战略以来，各级政府部门强化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就基本实现了国务院下达的将行政审批事项缩减三分之一的目标，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2~3]。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4]。可以说，十九大的召开对“放管服”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指导建议，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梳理相关资料后发现，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有近300个城市出台了“放管服”改革实施文件，总体上看出台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实践中“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也激发了学者们广泛的研究热情。自“放管服”改革提出以来，一直到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这一时期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的研究成果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尤其是十九大召开以来，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领域更是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由此“放管服”改革研究也迈入了快速发展阶段。然而感到遗憾的是，当前学界缺乏对“放管服”改革研究进展的系统梳理，尤其是围绕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进程的深入比较。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期“放管服”改革战略实施的深入总结，因此有必要对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现状及内容等展开深入比较分析，以更好地把握未来研究去向。鉴于此，本研究主要以“放管服”改革为主题，以十九大召开前后发表在国内期刊上的研究论文为分析对象，对近年来“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进行深入梳理，以总结和提炼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热点主题、研究团队以及研究内容等方面的异同，旨在为当前和未来精准推进“放管服”改革及理论研究提出明确思路和建议。

一、  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库作为本次数据的检索来源，以“放管服改革”作为检索主题，检索时间设为2015年5月12日（“放管服”改革提出），截至2019年10月31日（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筛选和排查，重点核查文献摘要及正文内容，以确保文献是明确围绕“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通过剔除新闻报道、会议综述及书评等非研究类论文后，共得到1120余篇有效期刊文献，如图1所示。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在文献下载和选取方面主要是基于文献高被引次数和高下载次数两个方面进行把控，高被引文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一研究主题在当前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学术关注，而高下载次数文献能够反映某一研究主题的前沿方向，很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因此，从这两方面出发，能够较为全面的筛选出“放管服”改革研究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图  1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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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的结果表明，近年来“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文数量始终呈现持续增长趋势，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放管服”改革的内涵、实践模式、存在问题与改善以及实施效果评价等四个方面。具体而言，自2016年以来，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的内涵、实践模式、存在问题与改善以及实施效果评价等内容的研究文献数占据发文总量的51.7%，并且伴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2018年以来该部分研究文献数量已占据总体发文量的54.7%，而截至2019年更是居高不下，已占据58.4%。总之，基于近年来的发文数量趋势，并且通过对十九大召开前后的文献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十九大召开前，论文的总体发文量较少，其中，内涵占据篇幅较大，随后该研究领域文献的增长速度逐渐变得缓慢；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明确提出要适应新时代要求，以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推动政府职能转变^[5]，这也促使该阶段论文数量呈显著上升，学界将目光聚焦到“放管服”改革的实践举措方面，有关改革实践模式、存在问题及改善方面的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并且关注度持续增多。

（二）  研究方法及思路

本研究主要采用比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文献计量分析等方法。一方面，比较分析法主要是对“放管服”改革研究现状中的热点主题、研究团队等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内容分析法及文献计量分析法主要是对“放管服”改革研究内容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其中，文献计量分析（Bibliometric Analysis）作为当前对期刊文献进行分析梳理的主流工具方法，它是运用数学或统计学的手段对相关文献的特征、数量、趋势和前沿等进行分析研究的一种科学方法^[6]。本文的后续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首先，对十九大召开前“放管服”改革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时间是从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放管服”改革以来，截至2017年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其次，对十九大召开以后“放管服”改革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具体时间是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顺利召开截至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推进提出了新任务和新要求，通过对十九大召开前后的研究对比分析，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到在当前国家战略方针的部署和指引之下，学界在不同时期对“放管服”改革实践的回应状况，便于把握不同时期的学术关注热点以及研究方向，并且能够在深入把握不同阶段研究特点的基础上，更加准确地推进未来研究。

二、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现状

（一）  研究的热点主题

1. 高被引文献分析。高被引文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研究在其领域内的研究热点方向。根据高被引文献的降序排列，进一步分别筛选和整理出十九大召开前后排名前五的文献信息，以探索“放管服”改革研究的热点和学术关注（表1）。根据表1的内容可以看出，十九大召开前“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明确“放管服”改革的本质是政府自身的一次深刻变革，围绕“放管服”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展开思考和研究；二是针对“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具体领域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应的改革措施，让“放管服”改革真正发挥实效。而十九大召开以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脉络也主要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基于十九大召开的背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深化“放管服”改革已经成为当前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如何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是学术界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二是自“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各地推行的一系列“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激发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具体来看，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改革实践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模式更是作为全国的典范进行宣传和推广。

表  1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热点和学术关注

时间	标题	作者	文章来源	被引频次	年份
十九大召开前	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的几点思考	张定安	《行政管理改革》	110	2016
	论“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务服务中心的发展新趋势	宋林霖，赵宏伟	《中国行政管理》	52	2017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对策研究——基于山东省部分 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第三方评估	高学栋，李坤轩	《华东经济管理》	39	2016
	高校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对策研究	陈丰	《教育财会研究》	36	2017
	推进放管服协调发展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马宝成	《行政管理改革》	35	2015
十九大召开后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逻辑与推进路径—— 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	宋林霖，何成祥	《中国行政管理》	64	2018
	十九大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目标、任务与对策	李军鹏	《行政论坛》	52	2018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放管服改革的进程、经验与趋势	李军鹏	《学习与实践》	36	2018
	“放管服”改革中政务大数据共享的壁垒及其破解——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考察对象	邓念国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32	2018
	“放管服”改革:政府承诺与技术倒逼——浙江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考察	赵光勇，辛斯童，罗梁波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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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频关键词分析。高频关键词是对论文核心内容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进行提炼，通过研究关键词的频次和分布特征，可以把握该研究领域的重点主题及当前热点。表2展示了在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领域排名前10的高频关键词，从中可以看出，在十九大召开前，排在首位的关键词是“简政放权”；其次是“行政审批”“政务服务”“放管服”等词，而十九大召开后，排在首位的关键词是“放管服”，这也是本研究的中心主题词；在此基础上，出现频次较高的还有“政务服务”“简政放权”“营商环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词。通过高频词的比较后发现，在十九大召开以后，学者们对“放管服”改革研究更加细化和深入，但研究视角及侧重领域与十九大召开之前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十九大召开前后，这些关键词能够反映出当前学界在“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共性领域：围绕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关系，以及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与此同时，根据高频关键词的分布也可以发现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主题也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性。具体而言，在十九大召开前，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五个为”的要求，针对这一要求，学术界就如何加强事后监督，推动“放管服”改革取得更大突破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索。而十九大召开后，学术界的研究方向由围绕“放管服”改革自身效能转向具体的应用领域，主要表现为高校内部管理、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总之，尽管近年来国家实施“放管服”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也变得更加丰富，但是学界对该研究领域仍处于深入探索和持续推进阶段，未来仍有较大的研究和推进空间。

表  2  “放管服”改革研究领域的重点主题及当前热点

十九大召开前				十九大召开后
序号	主题词	词频		序号	主题词	词频
1	简政放权	67		1	“放管服”	268
2	行政审批	49		2	政务服务	93
3	政务服务	29		3	简政放权	87
4	放管服	28		4	营商环境	74
5	企业管理	21		5	行政审批	62
6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19		6	科研经费管理	42
7	“放管服”改革	19		7	政务服务中心	30
8	国务院	17		8	服务型政府	27
9	责任清单	16		9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23
10	事后监督	14		10	高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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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研究团队

1. 发文作者研究。通过对表3中论文被引量和下载量检索的对比分析后发现，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文作者团队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共性和差异。一些学者（例如：宋林霖、张定安等）一直在持续关注“放管服”改革研究，而在不同阶段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具体而言，在十九大召开以前，下载量排序靠前的学者有张定安、宋林霖、赵宏伟、高学栋、李坤轩、沈荣华、李健、荣幸等；被引量排序靠前的学者有张定安、宋林霖、赵宏伟、高学栋、李坤轩、陈丰、马宝成等。而在十九大召开以后，下载量排序靠前的学者有宋林霖、何成祥、李军鹏、赵光勇、辛斯童、罗梁波等；被引量排序靠前的学者有宋林霖、何成祥、李军鹏、邓念国、赵光勇、辛斯童、罗梁波等。总之，在“放管服”改革研究领域，十九大召开前后的论文下载量和被引量均呈现出一种正相关关系。就发文作者而言，以沈荣华、马宝成等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者较早地开始关注“放管服”改革研究，最初的研究视角更多是关注改革自身的特点及未来趋势等方面，而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以李军鹏、赵光勇等为代表的知名学者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研究，将目光聚焦在地方实践模式层面，并持续探索改革的实施现状及效果等。

表  3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学术生产概况

十九大召开前					十九大召开后
学者	下载量	学者	被引量		学者	下载量	学者	被引量
张定安	5288	张定安	121		宋林霖	6320	宋林霖	83
宋林霖	3982	宋林霖	60		何成祥	6320	何成祥	83
赵宏伟	3982	赵宏伟	60		李军鹏	4349	李军鹏	61
高学栋	2705	高学栋	43		赵光勇	2493	李军鹏	43
李坤轩	2705	李坤轩	43		辛斯童	2493	邓念国	34
沈荣华	2247	陈丰	39		罗梁波	2493	赵光勇	30
李健	2163	许敏	39		李军鹏	2420	辛斯童	30
荣幸	2163	沈荣华	37		张定安	2248	罗梁波	30
马宝成	1519	马宝成	37		鲍静	2248	何代欣	25
范柏乃	1451	周海涛	25		郑开如	2019	毛寿龙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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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者所在机构研究。图2是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概况。总体而言，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机构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等机构的学者；另一类是高等院校政治学与行政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

图  2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的研究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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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十九大召开之前，作者所在的研究机构中，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学者发文数量遥遥领先，其长期致力于围绕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战略方针，积极开展行政体制改革和治国理政方面的学术研究。其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位次也比较靠前，主要体现在以沈荣华和高小平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者对“放管服”改革领域进行深入的研究探索，重点关注改革的内涵、作用、成效，及其与政府绩效管理的关系等方面。在党校和行政学院中，排名较靠前的是山东行政学院，以该校为主要代表的学者（如高学栋、李坤轩等）以山东省部分政府为研究对象，积极推进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研究。此外，“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医疗广告监管问题也是该校学者较为关注的主题。十九大召开后，主要研究机构与十九大召开前仍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但是在发文数量较多的高校中，排名较前的是天津师范大学，该校政治与行政学院的部分学者（如宋林霖等）持续在关注“放管服”改革研究，主要聚焦于两方面：其一是集中于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和成效的研究；其二是在“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对行政审批制度、地方政务服务的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改革领域的探析。

三、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内容分析

通过对当前十九大召开前后的代表性期刊文献进行深入梳理和解读，借助科学计量分析软件CitespaceⅢ绘制“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可视化图谱，具体结合图1中的发文数量趋势，重点从“放管服”改革的内涵、实践模式、现存问题与优化、实施效果等几大方面对该研究主题的有关内容展开系统分析和比较，进而总结“放管服”改革研究在十九大召开前后阶段的共性特征与差异。分别以“放管服”改革加上“内涵”“模式”“做法”“问题”“优化”“效果”等关键词进行分类检索，搜寻不同研究内容主题下的代表性期刊文献，同时根据高频关键词列表中的信息，将关键词与相对应的文献进行匹配以供后续分析。

（一）  “放管服”改革内涵

图3展示了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内涵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谱^①。通过对图谱中的高频关键词对比分析后发现，学术界一直在持续关注高校领域内对“放管服”改革的内涵，有所不同的是该主题的研究方向由人才培养转向为科研经费管理。此外，十九大召开前，企业“放管服”也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研究主题。在十九大召开后，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大力推广和普及应用丰富了学界对“放管服”改革内涵的研究。

图  3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内涵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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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

十九大召开以前，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在高校教育、人才培养及企业管理等领域中分别对“放”“管”“服”三者的内涵进行了不同的界定。从教育视角理解“放管服”改革，“放”则是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问题，强调要厘清政府、高校、社会的界限和相互关系，政府要敢于放，高校要敢于积极创造条件来应接；“管”则是政府监管转型问题，监管变革要适应全面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形势，激发高校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服”则是政府应提高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治理能力，加大力度优化服务水平^[7~9]。基于企业和“放管服”改革的关系，“放”是政府下放行政权，避免出现部门重复管理，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管”就是要利用新技术，加强和创设监管职能，保证公正的体制；“服”就是要提高服务意识，为企业打造法律保障^[10]。

十九大召开之后，学者们对“放管服”改革的内涵研究有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这一阶段“放管服”改革内涵的界定主要存在两大特点。（1）学术界虽持续关注“放”“管”“服”三者在教育领域的内涵界定，但关注视角由注重人才培养逐渐转变为研究科研经费管理。为了更好地实现科研经费管理，确保科研活动顺利开展，“放”即政府将科研经费管理的部分权力下放给高校，包括差旅费、横向经费及资金管理等方面；“管”是要在“放”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同时对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行为进行实时监督，保持公正；“服”是通过优化服务改善科研环境，降低科研成本，为科研人员减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11~12]。（2）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广泛应用于“放管服”改革实施进程中，学术界紧随社会发展步伐，结合互联网的媒介对“放管服”改革内涵有了更深刻、更现实的认识。基于“互联网+”的视角，“放”即是减少政府权力，增加市场权力；“管”即是公众通过互联网享有自身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从而促使政务公开透明，保障国家权力正常运行；“服”即是结合现代通信技术，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化水平，促使政府发展水平跟上潮流^[13]。

（二）  “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模式

图4展示了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谱。通过对图谱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十九大召开以前，“放管服”改革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性做法。十九大召开后，中央持续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地方政府为响应国家号召，结合当地实情，相继推出了具有典型性的做法积极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具体而言，十九大召开之前，“放管服”改革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举措时运用了一些较具创新性做法。例如使用网上审批、电子证照等方式减少业务处理流程，提高办事效率。目前，互联网已经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全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宏观层面上，政府致力将“互联网 +”与“放管服”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围绕“提升企业和群众获得感、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目标，着力打造全省“一网覆盖、一次办好”的“互联网+放管服”改革体系^[14]。微观层面上，部分省份及区县针对不同领域和方向打造出自身的特色做法。例如：在移动通信网络的飞速发展进程中，为适应时代需求，广东省率先实施全程网上办理，推动基站管理创新^[15]。为减少群众办事流程，贵州的贵安新区实行“六个一”双轮驱动改革，即“一章审批、一网审管、一单规范”和政务服务“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16]。

图  4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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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召开以后，尤其是2018年以来，全国各地关于“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更是落到实处，学界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增多。主要表现为与十九大召开前的研究成果相比，学界对政府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模式进行进一步深化和创新，在此基础上，高校科研经费研究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实践中，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主要依托现代信息技术，采用“互联网+科研”管理模式，加强建设科研信息平台，打造“线上+线下”全方位服务体系^[17~18]。此外，这一阶段各地政府为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优化区域营商环境，相继推出了各式各样的实践模式。例如：安徽省的“两单一表三配套”模式以权责清单为抓手，强调政府内部要做好权责分配工作，同时省市县乡四级政府共同推进，让政府权力得到普遍提高。江苏省的“不见面审批”（服务）模式实行“信用承诺”，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等改革，建立江苏省统一政务服务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连接各级各部门办理系统，进而提高整个政务服务平台的办事效率。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政务服务网为基础，用最直接的公众体验和评价来倒逼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服务效能^[13，19~20]。

（三）  “放管服”改革的现存问题与优化

图5展示了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存在问题及优化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谱。通过对图谱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十九大召开之前，“放管服”改革的存在问题及破解路径主要集中在简政放权等方面的探讨，而十九大召开之后，针对营商环境面临问题及优化的争论则显得尤为突出。此外，高校“放管服”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直存在，学界虽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应对举措，但当前仍未完全解决。具体来看：

图  5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现存问题及优化的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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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召开前，“放管服”改革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政府为实现简政放权做了大量工作，但目前仍存在“短板”问题。虽上级部门实现层层放权，但基层接不住，并且有些部门的放权工作在数字上做文章，并未落到实处，市场和社会的获得感不强^[21~22]。因此，政府应加大社会放权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活力。同时，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21]。（2）高校领域内科研经费的“放管服”政策落实情况并不理想。从高校实际现状来看，高校科研经费自主权放开的程度难以界定，政策落实难以统一组织并协调^[23]。基于此，应加强“放管服”改革的组织领导工作，做好政策梳理与解读，制定全面的科研经费“放管服”改革管理制度^[23]。

十九大召开以后，学术界仍在持续关注高校政策落实情况，这一阶段研究发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放”的不协调、不配套，一些已经出台的措施难以落实^[7]。因此，在高校“放管服”方面应加快推进“管办评”分离，“取消”“下放”时要广泛征听意见，保证精准有效，想师生所盼、高校所需^[7]。此外，十九大召开前后最大的区别在于，学界更多聚焦于“放管服”改革在营商环境方面的困境。目前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但一些公共服务指标排名仍比较落后。如：一些政府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水平不高，服务对象仍被很多繁琐程序所困^[7，24]。因此，政府应广泛实行和落实“大监管”理念，以完善政务服务网为重点，进而提供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务^[25]。

（四）  “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效果评价

图6展示了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评价研究的高频关键词图谱。通过对图谱中的高频关键词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自“放管服”改革实施以来，我国先后已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十九大召开之后，“放管服”改革效果尤为显著，主要体现在中央对“放管服”改革的持续推进，地方“放管服”改革特色化实践模式取得的显著成效，以及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方面的政策落实效果等方面。

图  6  十九大召开前后效果评价对比分析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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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召开之前，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的号召，在实践中取得了一些显著成效。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大幅减少，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坚持放管并重、放管结合。从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不断探索新的监管方式与模式。通过拓展政府服务内涵，创新政府服务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更为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21，26]。地方政府也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的战略部署，围绕当地确定的工作重点和任务目标，把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以精准高效“放”、健全制度“管”和完善体系“服”为抓手，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使“放管服”改革取得明显进展^[27]。

十九大召开后，“放管服”改革持续取得了显著成效，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国家在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改革、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较以往而言，改革成效更为突出。自十九大召开以来，国务院相关部门削减了44%的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已经不复存在，中央减少了90%的企业投资核准项目，中介服务事项在行政审批过程中也被削减了74%。全国广泛推行“一站受理”“双随机、一公开”等新模式，政府积极推动各项便民活动，促成了改革效果从过去量变到如今质变的飞速转化^[1，28~29]。（2）地方政府大胆尝试推进一系列特色化“放管服”改革实践模式并且效果明显。例如：江苏省“不见面审批”改革模式极大地解决了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效率困局”问题^[19]。浙江省的“最多跑一次”作为全国的典范进行宣传和推广，不少地方政府纷纷效仿，成效显著^[20]。（3）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放管服”改革有了较大改进。各大高校积极落实和深入探索“放管服”改革政策，减少立项程序、报账流程，提高项目劳务费用等，修订高校科研管理文件，赋予高校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激发了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科研事业的快速发展^[30~32]。

四、  研究总结与展望

（一）  主要研究发现

自2015年我国国家领导人首次提出“放管服”改革以来，尤其是伴随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学界围绕“放管服”改革的研究已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学术成果，将该研究领域推向了快速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放管服”改革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比较分析，明确了不同阶段“放管服”改革研究领域的主题分布，对比分析了“放管服”改革的研究团队，识别和比较了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内容异同，在此本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如表4所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的主题特征中可以看出，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导向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十九大召开前，学术界主要围绕“放管服”改革当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领域等展开探索；而在十九大召开后，“放管服”改革研究逐渐深入，许多典型实践模式得到推广和关注，如何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实践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其次，从研究团队可以看出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作者及研究机构主要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有部分学者一直持续关注“放管服”改革进展，并且学者所属机构多以党校（行政学院）和高等院校的政治学与行政学等相关学科为主。再次，从研究内容方面可以看出，在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领域和方向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对政府部门“放管服”改革的推进和落实，以及对高校“放管服”改革的深入探索。具体而言，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前后两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前后两个阶段更多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十九大召开之后的研究成果是对前期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持续深入与推进。总之，通过对比分析十九大召开前后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内容主题，能够为今后开展相关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提供重要的思路参鉴。

表  4  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特征比较

维度	十九大召开前	十九大召开后	结论
研究主题	一是围绕“放管服”改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趋势展开思考和研究； 二是针对“放管服”改革研究的具体领域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对应的改革措施。	一是基于十九大召开的背景就如何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又一热点问题； 二是“放管服”改革自实施以来，全国各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实施模式。	研究主题上二者存在共性较少，而差异颇为明显。
研究团队	一是以宋林霖、沈荣华等学者为代表； 二是作者所在机构以党校和高校为主，其中，党校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南财经大学等。	一是以宋林霖、李军鹏等学者为代表； 二是作者所在机构以党校和高校为主，其中，党校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行政学院等，高校最具代表性的是天津师范大学等。	研究团队方面二者整体上表现为共性多差异少。
研究内容	第一，从内涵上看，除高校领域外，企业“放管服”也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研究主题； 第二，从实践模式上看，“放管服”改革借助互联网平台进行了一系列创新的做法； 第三，从问题优化上看，“放管服”改革问题主要集中于简政放权方面。此外，高校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直存在； 第四，从效果评价上看，中央及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国务院关于“放管服”改革的号召，取得一系列成效。	第一，从内涵上看，除高校领域外，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大力推广和普及应用丰富了学界对“放管服”改革内涵的研究； 第二，从实践模式上看，中央持续运用“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相继推出了具有典型性的做法积极优化区域营商环境； 第三，从问题优化上看，营商环境问题尤为突出。此外，高校方面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一直存在； 第四，从效果评价上看，“放管服”改革成效更加显著。	从内涵和问题优化上看，二者主要表现为共性少差异多；而从实践模式及效果评价上看，二者表现为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后者是对前者进一步的持续深入与推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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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不足及展望

当前伴随着中央和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全面深入推进，该主题已愈发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议题。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深入分析，从而可以全面把握当前国内“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整体概貌及核心内容，并明确提出当前研究存在的几方面不足及未来改进方向：

1. 从研究团队层面来看，当前多数研究人员主要来自党校（行政学院）以及高校的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中国政治等主要学科。目前，国内政治与行政学学科的部分知名学者已成为十九大召开前后“放管服”改革研究的中流砥柱和主力军，在这其中，较具典型性的包括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的研究团队，中共中央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的专家学者，他们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学术界均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是当前“放管服”改革研究的“领头羊”。然而，实践中“放管服”改革研究涉及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尽管部分经济学、教育学领域的学者已加入到研究行列中，但并未形成像政治学与行政学这样的专业研究团队，研究力量稍显薄弱。此外，现有“放管服”改革研究成果大多还拘泥于单一的学科研究思路，缺乏对其他交叉学科知识的借鉴和应用。因此，在未来研究过程中亟须强化不同学科队伍之间的沟通对话，促进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放管服”改革研究的深入开展。

2. 从研究内容和热点主题层面来看，十九大召开前后，学界重点聚焦“放管服”改革的理论和内涵、典型实践模式、现存问题及改进思路，以及实施效果评价等问题，尤其是关注改革内涵、现存问题及改进思路的研究成果占据较大比重，而对于“放管服”改革实施的前因及后果等方面的研究却少之又少。比如：通过收集一手/二手数据探索“放管服”改革实施进程快慢的影响因素；揭示“放管服”改革对区域营商环境/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放管服”改革的单一和组合效应等，这些方面的研究对于更为深入地理解“放管服”改革实施动因、规律及效果差异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在研究热点内容方面，尽管现有研究关注了“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评价，但是更多研究都是采用“以理说理”的方式，缺乏客观构建“放管服”改革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这也是现有研究存在的一大缺憾。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税收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也是当前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前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却是非常稀少，缺乏深入翔实的案例梳理和实证分析，这也是当前和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需要学界进行深入探究。

3. 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十九大召开前后学界的研究成果多以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围绕传统政治学与行政学的研究路径展开，而量化研究成果相对缺乏。毋庸置疑，“放管服”改革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组织理论和公共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而且改革的实质是政策的重新选择以及体制的重新构建，因此从“政治与行政”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是不可避免的，而政治学视域下的研究更多偏好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另外，研究方法要服务于研究问题本身，当前对于“放管服”改革理论和内涵层面的阐释，以及实践模式的归纳等视角的研究决定了对其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但是，定量研究方法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能够及时发现“放管服”改革实施状况，揭示“放管服”改革执行过程中更深层次的规律等。而且，利用统计分析手段可以对各省、市出台的“放管服”改革实施举措的数量进行差异化检验等。更进一步地，可以考虑采用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构建理论模型的同时，用相关数据验证提出的理论框架。总之，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和完善能够为当前和今后“放管服”改革实施政策的完善等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支持。

注释

① 知识图谱中反复出现“放管服”“放管服”改革等高频词在所难免，但是本文针对研究内容主题的分析，主要是结合知识图谱中和该内容主题相关的其他高频关键词信息来锁定研究的热点和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