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空间新形态的形成，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它同样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成为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变量。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其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手机网民规模则达到7.88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8.3%。经济社会诸多领域和行业与互联网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互联网服务呈现智慧化和精细化特点^[1]。与此同时，这种深刻变化也不断加剧着社会风险，在价值观层面上，同样带来某种程度的危机。基于此，深入探讨网络生态的有关问题，准确理解和把握其基本特征，对于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网络生态的“虚拟–实在”性

生态本是一个生物学概念，主要指的是生物物种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及不同物种之间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伴随生态学的发展，其研究方法不断被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进而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由此，我们可以把网络生态理解为网络空间构成要素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状态，以及各要素之间及其与网络空间乃至整个社会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来说，网络生态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互联网技术及相关软硬件设备、人及其实践、网络信息以及网络空间环境四个关键要素。互联网技术及相关软硬件设备是网络生态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性基础；人是主体，是网络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是网络生态的建构者；网络信息是人的网络交往实践的媒介，是价值与意义的承载者；网络空间环境则主要指向整个网络空间自身，既包括了由技术、资源、基础设施等构成的物理环境，也包括了由人的活动、各类规章制度、网络协议等构成的社会环境。这些要素相互作用，从而构成一种系统性的关系结构。

那么，这种关系结构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呢？首先，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性空间。在技术维度上，网络空间建立在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之上，是由“比特”构成的电子化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仿真模拟；在主体维度上，网络主体的符号化形式，解构了人自身的先在性身份表征，成为一种虚拟的存在形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亦成为一种技术性、符号化的互动；在内容维度上，网络空间中高速流动的信息成为意义与价值的承载体，它们凭借虚拟化、数字化的网络平台广泛传播，构筑出内容丰富的网络世界。人们借助技术化手段，经由不同的界面进入网络空间进而展开丰富的交往实践，一个虚拟的世界便形成了。由此，网络生态所内涵的关系结构首先体现为一种虚拟性。当然，这里的“虚拟”绝不代表所谓的虚空和空无，作为客观实在的虚拟形式，它建构网络生态的方式，不仅蕴含了网络空间中各个要素存在的真实性和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同时也蕴含了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实际路径。尼葛洛庞帝指出：“假如我们把组成‘虚拟现实’一词的‘虚拟’和‘现实’两个部分看成‘相等的两半’（equal halves），那么把‘虚拟现实’当成一个重复修饰的概念似乎更有道理。” ^[2]换言之，虚拟即可以被理解为现实存在的一部分。作为主体的人及其交往实践是真实的，流动的信息所承载的价值与意义也是真实的。而作为技术形式的“虚拟”也一直是围绕着真实的问题展开的，揭示了真实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进而给人带来真实的体验。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甚至经由现实的途径从线上转移到线下，从虚拟空间转向现实的社会空间，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总之，我们并不能因为网络空间的虚拟性而把网络生态理解为一个“非现实的存在”，把它理解为一个依赖人的想象力来感知和把握的抽象形式^[3]。网络生态在总体上体现了虚拟性与实在性的有机统一，是一种“虚拟的实在”。

二、  网络生态的扁平化结构

在生态学意义上，生态系统的丰富和平衡源于构成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多样性及其适当的数量关系。生态系统越是复杂，越是能够增强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生态系统中的某一种群在时空维度上所据有的位置及其与其他种群之间的关系，即体现为自身的生态位问题^[4]。自然生态中各类物种的生态位整体上体现为一种垂直性关系结构，即所谓的生物链。社会生态中各要素的生态位，基于社会的等级性、组织化和科层化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明显的纵向性、垂直性特征。而在网络空间中，这种垂直性特征被解构了。

事实上，正是基于人自身及其相互间的交往互动，建构起了整个社会生态。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跨时空性等特征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交往互动的空间条件。一方面，“现实的人”的先在身份被解构，他们完全可以隐匿自身的社会角色、职业、地位乃至性别，以一个虚拟的符号在网络空间中存在并展开实践活动；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又赋予了人们自我表达和选择的自由性，他们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信息的积极发布者和传播者。由此，网络空间中人的交往实践活动就突破了以往的种种物理性、社会性障碍，从而体现为某种平等性的交往关系结构。许多人把这种交往关系结构理解为“无中心性”，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网络是没有中心的，其包含的仅仅是节点。每个节点对于网络来说具有不同的关联性。”^[5]显然，这种关联性会在“无中心”式的交往互动中得到新的意义。实际上，这里的“无中心性”并不是说网络互动没有“中心”，而是强调一种新的互动方式的呈现。例如，在网络交往互动中会产生意见领袖或网络大V，他们具有强大的“吸粉”能力，在网络议题设置、网络舆论引导等方面，体现出明显的“中心性”特征，从而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里的“中心性”已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垂直性交互特点。尽管这个过程中存在网络资源和社会资本占有、信息技术使用等方面的不对等性，但它在较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现实社会中垂直性的权力位阶，科层化、组织化特性在网络空间中被弱化，从而把交往互动建立在交往主体平等的交往机会和交往权利之上。再以知名的网络平台“知乎”为例，网民通过简单的注册就可以使用这一问答式平台，并通过“问题–答案”的交往互动模式，实现共享知识、分享经验的目的。网民正是通过添加关注、发表评论乃至发送私信等方式，在一“问”一“答”之间建立起一种交互性的社交关系。也正是在这种问答式的互动过程之中，那些专业化、合理化的答案，因为得到网民的普遍性认可进而获得一种话语权力。由此，网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不断被建构起来。从“去中心化”到“再中心化”其实质即是网络空间中人的交往关系的重构，体现出网络生态扁平化的结构性特征。在这样一种结构中，人们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建构出新的网络生态。

三、  网络生态的技术属性

网络生态的发展建立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等是建构并影响网络生态发展的基础性要素，它们不断改善和优化计算机的硬件、软件系统，增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并深刻改变着人与人的交往互动方式，推动着人们的网络生产与生活实践的发展。正是大数据、云计算、5G技术等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使得信息的生产、存储、传播和利用获得更快的速度、更大的容量、更好的效果，人们获得更加先进、更加多元化、便捷化的上网体验和更加优质的网络资源。当前，“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进，使得互联网技术不断嵌入到社会生产、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在改变传统产业、创新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当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到某个领域之后，就会引起某个领域生态系统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变着网络空间自身的生态结构。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网络生态自身发展的嵌入性、延伸性和动态性，即网络生态系统本身即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形态。可以说，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网络生态变迁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考察网络生态的技术属性，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解读网络生态的这一基本特征。（1）技术与人的关系。技术的发展根本上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但在利用技术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二者关系的颠倒乃至异化。即在人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提升获得感的同时，一旦过度依赖互联网，沉溺于虚拟的技术世界而丧失主体性，就会带来人格分裂、社交抗拒、人情冷漠等现象，人就会沦为技术的奴隶。一些黑科技的发明和应用，更是增强了别有用心的人破坏世界的能力，使得网络社会真正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2）技术与资本的关系。网络世界中技术发展背后的资本逻辑日益凸显。资本具有趋利性，一方面，它会影响技术的应用走向；另一方面，它又会借助技术扩大自己的活动空间。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资本会不断向媒体渗透，甚至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实现操控网络舆论的目的。在技术与资本的双重驱动之下，网络生态处于动态性的变化发展之中。（3）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网络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技术在人们的交往互动过程中充当着重要的工具性角色。而在这一工具的应用过程中，渗透着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意志等要素，从而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互联网技术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也成为关键性要素，成为展开意识形态斗争的有力武器。可以说，互联网技术在实践形态上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其理论形态也成为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深刻把握网络生态的技术属性，对于理解和建构良性的网络空间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四、  网络生态的社会性本质

网络生态系统具有明显的技术属性，但社会属性才是其本质属性。如前所述，互联网技术是建构网络空间生态的物质性基础，但技术本身却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反映了人的现实发展的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现实的人”首先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并在生产活动中产生一定的劳动分工与交往实践，并在交往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即生产方式），也正是不同的交往关系和交往方式形塑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形态。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来理解人的全部历史活动和过程，我们就会意识到，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正是人们在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结果，网络空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因此，尽管网络空间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但它归根结底是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是现实社会空间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延伸和拓展。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网络空间生态系统中，人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正是人与技术、人与信息、人与空间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关系，才构成了整个网络生态系统。其中人与人的交往互动是建构网络生态的最关键要素。一方面，人是网络生态系统的建构者。不仅现实的社会关系会以镜像的方式反映到网络空间之中，同时在人的网络交往互动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正是人基于不同的兴趣爱好、行为目的、利益诉求的交往实践活动，以及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对网络资源的分配、协调、整合，才促使网络空间不断产生分化，促使网络生态得到动态性发展；另一方面，人又受到网络空间生态的深刻影响。流动的信息所承载的是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具体的价值和意义。在信息交流和碰撞过程中就会形成不同的意义域，进而对人产生一定的价值聚合或排斥作用。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人，显然要受到一定的网络生态的影响。在价值观意义上，它不仅可以把人区分为不同的网络群体，还可以改变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出积极的价值引导功能。网络空间的流动性促使网络生态始终处于变动过程之中，它的变动也不停地调整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从而体现出对人的重要的塑造功能。显然，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有利于促进人自身的成长和进步，反之会产生消极作用。马克思强调，主体的实践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生命活动”，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6]。可以说，正是基于人及其实践活动，网络生态系统才得以建构。网络生态系统的生产与再生产在本质上即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是其社会性本质。

五、  网络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任何生态系统具有的基本特征，但网络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首先，网络空间中信息的生产、传播、消费和利用，都是通过不同的网络主体进行的。网络主体大致包括党和政府、互联网企业、网络媒体以及网民四个主要类型。党和政府作为领导和管理主体，行使公共权力，负责提供、管理和协调网络公共资源，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党和政府既要积极维护我国网络主权，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又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政策、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等展开网络空间治理，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互联网企业则在创新互联网技术、生产网络公共产品、发展互联网产业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在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也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网络媒体作为生产、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在传播资讯、传承文化、服务大众和引导舆论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网民则是网络空间中的公众主体，既是网络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也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和利用者，是网络生活的活动主体。不同的网络主体具有不同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他们相互影响、彼此交互，共同建构着网络生态系统。

其次，多元化的网络主体之间的交往实践是通过网络信息作为媒介的，流动的信息和信息的流动是网络生态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样态。承载着不同价值与意义的网络信息相互交流、碰撞乃至冲突，从而呈现出价值多元的结构特点。在网络空间中，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主导地位是实现网络生态在价值形态上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但多元价值共生共在又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在多元化的价值结构和关系中，各类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包括自由主义、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等错误思潮）借助网络平台广泛传播，对广大网民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由此，在意识形态意义上，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指导与多元价值观念的共存之间，就构成一个现实的矛盾。如何处理好“一”与“多”之间的矛盾关系，直接影响网络生态发展的价值走向。在现实性上，一些网络主体意识不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在资本、欲望逻辑的驱使之下，在西方敌对势力的干扰和渗透之下，丧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原则性界限，给网络生态建设带来危害。

最后，网络生态系统是动态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充斥着各种力量的博弈。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格局之下，既有正能量传递真善美，又有负能量彰显假恶丑。既有理性的思考与判断，也有非理性的谩骂与攻击。在奏响主旋律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各种杂音的干扰。有人粗鄙地解读着“网络自由”，毫无顾忌地放纵着本能、宣泄着情绪，以反主流、反传统的姿态，试图摆脱显性制度的规约。而个性化、娱乐化的叙事方式更是有意蚕食着普遍意义的价值标准；别有用心的人则把社会热点事件作为发酵源，不断搅动着纷繁复杂的网络舆论场，刻意制造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对立；更有人无视法律和道德的存在，制造虚假信息、传播网络谣言、实施网络暴力甚至走向网络犯罪的深渊，给网络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危害。一旦话语被毫无节制地滥用，思想被随意地处置，意义被无原则的拼贴，在这场符号化的狂欢背后，便是隐含着深刻的网络生态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7]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网络生态系统的这一复杂性，才能采取有力措施，真正“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六）  结语

综上，全面把握网络生态的基本特征，对于探讨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空间治理、网络文化建设以及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等问题，对于积极引导和规范网络空间中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的发展等，均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网络生态的“虚拟–实在”性，是对网络空间自在的虚拟性与实在性的直接体现，网络生态的扁平化结构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呈现出新的内涵和特征，这都需要我们深刻把握网络空间中“现实的人”以及人的关系性存在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趋势。网络生态的技术属性是其最基本的表现特征，它不仅作为一种外部动力不断推动着网络空间的发展，并作为一种渗透性要素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心理和行为，从而使得网络空间条件下人的交往实践活动体现出明显的技术化特点。网络生态的社会性本质则在“是其所是”的层面上体现着网络生态的内在规定性。换言之，网络生态的形成和发展，根本上体现了人的关系性本质，这是正确理解和把握网络生态其他特征的核心与关键。整体来说，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无论是网络生态系统的构成、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还是在问题层面上对网络空间生态的认知和治理等，都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这要求我们全面把握网络生态的基本特征，善于采用综合手段，建设长治久安的网络生态治理体系^[8]，从而打造良性的网络生态和健康的网络空间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