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再婚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考察我国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和看法,着重分析经济状况和代际关系对老年再婚态度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整体上对老年再婚的态度较为消极,赞成者不足1/3且呈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低龄、非农户口、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再婚态度更积极。以房产数量和经济独立性两个指标测量老年人经济状况,通过描述分析和回归模型考察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老年人经济状况越好则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越高;经济独立的老年人比经济不独立的老年人对老年再婚的态度更积极;经济因素对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影响具有性别差异且主要表现在经济条件比较差的老年人群中,经济资源匮乏的女性老人再婚意愿最低。代际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的另一重要因素,分析得出没有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随着健在子女数的增加,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降低且具有统计显著性;拥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可能性显著下降,比没有关系亲密的子女的老年人减少32.5%;子女性别结构影响老年人再婚态度,只有儿子健在的老年人赞成老年再婚的比例最高,只有女儿的老年人其次,儿女双全的老年人最低。此外,本文还发现积极的社会参与、使用智能手机、充分的养老规划和现代养老观念等都会对老年人再婚态度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     

中国老年人的空巢时间有多长?

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随着空巢老人比重的持续上升,老年人在空巢状态度过的时间也在不断延长.文章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 2011、2013年的数据和多状态生命表法,估计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空巢预期寿命,及其性别、城乡和受教育程度差异.结果表明,中国老年人整个老年期中超过一半的余寿都处在空巢状态;女性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高于男性老年人;农村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高于城市老年人;而受教育水平越高,老年人空巢预期寿命也越长.另外,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与他们当前所处居住状态有很大关系,当前处在空巢状态的老年人的空巢预期寿命及其占余寿比重都远远高于处于非空巢状态的老年人.     

“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实证研究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十二五时期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的目标。本文在生命表数据基础上,通过计算平均预期寿命贡献率并进行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后得出:我国目前平均预期寿命虽然已高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其绝对增速正逐渐放慢。而降低60～90岁年龄段老年人口死亡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缩小家庭规模、迁移有条件的离退休老人到低海拔地区养老是实现人均预期寿命提高1岁目标的有效路径。     

我国年龄组平均预期寿命变动的实证研究

平均预期寿命是国内外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国家统计局只公布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而要进一步研究,则需要分年龄组资料。利用1995年、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数据编制分性别、分城乡的完全生命表,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得出:我国各年龄组平均预期寿命,女性>男性,城镇>乡村;暂时平均预期寿命的相对增长速度,1995~2005年快于1981~1995年,女性快于男性;老年组死亡率的降低对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的贡献率最大。     

中国老年人再婚对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CLHLS)2005、2008、2011、2014年四期追踪调查数据,进行离婚、丧偶老年人再婚对健康影响的因果讨论,探索性别、年龄和代际支持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通过建立PSM和多阶段倍差法模型以避免婚姻选择作用下的双向因果问题,研究发现:老年人再婚对健康具有保护作用,但保护强度因再婚时间的长短而有所差异,并呈现显著的城乡异质性。老年人再婚对女性健康的保护作用高于男性,且随着再婚时间的延续,其健康保护作用趋强。再婚家庭代际责任感较为模糊,再婚老年人内部代际的向上经济支持显著低于未再婚老年人。而在农村地区,再婚老年人代际的向下经济支持降低了婚姻对健康的保护作用。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成为影响再婚老年人婚后健康与否的重要因素。     

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及其变化

本文应用2004年和1994年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中有关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的数据,采用Sullivan法对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进行了分析,并且比较了1994年到2004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化。研究发现,2004年中国男性老年人平均有1.5年生活不能自理,女性老年人平均为2.5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老年人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也在逐渐下降。女性老年人的预期寿命比男性高,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60~80岁也高于男性,但是85岁及以上女性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低于男性,而且女性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整个老年阶段均低于男性老年人。从10年间的变化看,中国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和生活自理预期寿命都有所增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在余寿中的比重反而下降了,而且随年龄的增长,下降得也越来越快,男性和女性均呈现同样的态势。就平均水平而言,健康状况改善的程度低于寿命的延长,高龄女性老年人在这个方面尤其处于劣势。     

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趋势——以上海市户籍老年人为例

上海市户籍老年人的余寿在1998～2013年间不断延长,但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则由1998～2008年的增长转变为2008～2013年的下降。生活自理预期寿命占余寿的比重在1998～2003年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2003～2008年则遵循"功能残障压缩模式",2008～2013年又遵循"功能残障扩张模式"。1998～2008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上升主要是死亡率的下降造成的,其中1998～2003年生活自理率的下降作用被死亡率的下降作用抵消,2003～2008年则是死亡率下降和生活自理率上升共同促进其增长。2008～2013年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下降主要是由生活自理率的下降导致的,其抵消了死亡率下降带来的增长。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及医疗保障体制的实施等均影响老年人生活自理预期寿命的变动。上海2008年以来人均医疗保健费用支出的飞速增长可能是生活自理预期寿命转变的体现。     

中国人口的流动预期寿命

随着我国人口流动率的不断增长,人口流动的长期化趋势日益明显。对于流动的长期化或处于流动状态的时间长度,一般使用流动人口在目的地的平均居住时间长度来衡量。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和指标,即流动预期寿命。它是指在给定的分年龄人口流动率的条件下,人们预期在流动状态下度过的年数。它是通过编制生命表进行计算的。平均居住时间受到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平均流动预期寿命排除了年龄结构的影响。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我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增长了一倍,由2000年的5.4年上升到2010年的10.8年,2010年男性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略高于女性。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和长期化成为日益显著的趋势。     

中国离婚丧偶人口再婚差异性分析

根据对再婚率指标的考察,我国不同可再婚人口群体的再婚可能性存在一定差异性。总体而言,女性再婚可能性大于男性,低文化程度女性再婚可能高于高文化程度女性,高文化程度男性有相对较高的再婚可能。上述差异性可能与初婚市场上的婚姻挤压、再婚市场上的婚姻梯度以及高文化程度男性参与初婚市场上婚姻资源的分配有关。     

两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逻辑比较与实证研究

两代农民工从乡土社会步入城市社会。不仅要适应城市的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适应城市文化。但是,对于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两代农民工表现出了不同的适应逻辑。第一代农民工以人和土地的直接联系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规则。他们步入城市后,跨越空间阻挠,复制和移植了这种乡村规则和文化理念,仍然过着“文化内卷”的生活：而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文化场域之后,打破了人与土地生息萦绕的轮回情结,通过文化适应层面的层层努力,实践中不断反省和试错,获取并内化了城市的文化符号,进而形成了某些惯习,“去内卷化”特征较为明显。     

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5省1573个样本的实证分析

利用5省22个乡镇1573个样本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普遍程度较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评估是影响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新农保作为一种有限保障并不能降低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第二,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存在代际差异,其中家庭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和社会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代际农民的养老观念、消费观念、所处的人生阶段存在差异所形成的。由此提出政府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及其代际差异,着力在增加农民收入和提高新农保待遇水平两方面采取措施降低农民的养老风险感知,以避免养老危机的发生。     

非正式照料会改善失能老人的心理健康吗? ——基于CHARLS 2013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CHARLS 2013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非正式照料对失能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非正式照料能够显著改善失能老人的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进一步对非正式照料的来源进行分类,发现配偶和子女(及子女的配偶)提供的非正式照料都可以改善失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但是其他亲属提供的非正式照料对于失能老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显著.最后,对于不同群体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式照料能够显著改善女性的心理健康,但是对于男性的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影响;非正式照料能够缓解轻微失能老人的抑郁程度,提高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但是对于严重失能的老人的抑郁程度和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哪些老年人更倾向于入住养老院？--基于江苏农村地区的实证调查数据

在城市化加速发展、家庭结构迅速小型化及人口老龄化加剧的社会形势下,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入住意愿正在发生变化。以江苏省为例,运用 Logistic 模型对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入住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入住意愿主要受文化程度、个人月收入、健康状况、存活女儿数、共同生活人数以及晚年生活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政策含义在于,尊重农村老年人对养老院的入住意愿,推动农村地区养老服务事业发展;充分考虑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养老机构的层次和规模进行战略规划;从农村地区实际出发,对农村养老院功能定位进行适当的引导。     

中国老年人自我供养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数据处理构建模型,引入了老龄化程度、受教育年数、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化程度、健康指数和婚姻状况六个因素。比较分析了影响总体老年人、男性老年人和女性老年人三类人群的自我供养率的差异,同时也比较研究了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供养率的差异程度。文章分析表明三类人群自我供养率的显著影响因素各不相同,东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自我供养率差异不显著,但是养老保险参保率与婚姻状况对三个地区都有普遍的正向统计显著性。     

基于地区和社区视角下老年健康与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老年健康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大领域。探究老年健康不平等及其影响机理,准确理解老年人健康指标的变化趋势,对于实现健康老龄化的目标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运用分层线性模型考察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和群际差异。本文还利用SF-36量表,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涵盖主客观健康指标,在地区和社区层面重点探究教育程度、个人收入等因素对于健康不平等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显示,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老年健康有积极的作用,物质资源越丰富的老人越健康;地区层面,经济发展给健康带来了正向的外部性,经济越发达老年人健康指数越高;社区层面,老年人生活的社区经济水平越高,其健康水平分化越严重。从受教育水平来看,老年健康体现为社区层面"低度平均,高度不均",个体层面"低度不均,高度平均",收入水平在个体层面和社区层面产生了相反的影响。     

中国高龄老人丧偶和再婚的性别分析

1998年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调查数据显示 ,高龄老人中有 92 3%女性和 5 8 4 %男性的婚姻状况为丧偶。女性高龄老人不仅丧偶比例在各个年龄组都高于男性 ,且曾经再婚的比例也大大低于同龄的男性老人。初婚丧偶发生在 6 0岁以后的老年人中 ,男性的再婚比例为 2 3% ,女性为 0 5 %。同时 ,各年龄组高龄老人的丧偶时期平均值也存在着显著的男女差别 ,女性的丧偶年数比男性老人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