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讨论摘录

胥惠民(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应该关注20世纪《红楼梦》研究的典范问题上世纪80年代曾经讨论过“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事关向《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推荐什么红学成果的问题。在21世纪初期总结红学史,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的。在80年代,曾有余英时先生提出中国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当时争论很激烈。一种意见是李希凡、蓝翎先生的《红楼梦评论集》,一种意见认为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是典范。我认为总结20世纪红学史,中国红学会应该牵头选择一套典范著作。譬如考证派典范。我在《关于20世纪红学研究历史的回顾》这篇文章中谈…     

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与余英时先生、杨光汉同志讨论

<正> 一九五四年的“批俞运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在当代红学史上仍然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问题。因为,一方面,“批俞运动”和尔后七十年代的“评红热”,客观上存在着继承发展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至今仍未得到阐明,也未被红学理论工作者所承认。另一方面,从“批俞运动”到“评红热”,究竟是作为学术的、以《红楼梦》本体研究为重点的红学本身的革命发展呢,还是一种并非红学本身发展的外来政治干预性的“革命的红学”(借用余英时先生提法,详下文)?也是一个在实质上至今尚未得到     

《红楼梦》后四十回研究资料综述

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问题,被红学家视为“红学爱好者至为关心的红学公案”(刘梦溪《拥挤的红学世界》《文艺争鸣》1989年第5期)。为此,笔者把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论争意见,分三个题目,粗略地综述如下。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的“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红楼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兼论红学非学术

当前“红学”存在种种问题。“红学”一词可以用,但它不是学术;《红楼梦》研究应纳入到“文学评论”之中;“红学”不是显学,也不应该成为显学。《红楼梦》是中国许许多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部,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它。     

精神现象:钗黛合一——红学笔记之一

“钗黛合一”的问题,是红学研究中了犹未了的一个老问题。“钗黛合一”的观念是俞平伯先生提出来的。50年代,李希凡、蓝翎两位同志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与方法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矛头所指之一就是“钗黛合一”的观念,认为抹煞了曹雪芹鲜明的反封建思想倾向,调和钗、黛两种大是非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其后,就是那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本文无意评价历史上那场批判运动的是是非     

论“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正> 一 1921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刊行,掀开了“新红学”历史的第一页。继之,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写成《红楼梦辨》。曾以通信的方法,与俞平伯先生讨论《红楼梦》的顾额刚先生特地为《红楼梦辨》作序,鲜明地提出:“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顾颉刚先生的愿望在红学史的发展中完全实现了。《红楼梦考证》、《红楼梦辨》问世之后,旧红学的余音虽不绝如缕,但是,从《红楼梦》研究的全面情况看,直到1954年,新红学始终是红学园地上的主要潮流。我们可以把红学生上的1921年到1954年称之为新红学时期。     

黄金台和《红楼梦》

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红楼梦》尚流传不广;乾隆五十年以后,《红楼梦》始流传开来;而《红楼梦》风靡一时、形成“闲谈不说红楼梦,谈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风尚、真正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红学”的时期,已经到了程甲本刊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程乙本问世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在程甲本问世前两年即乾隆五十四年,一位理应在“红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多年来却不大为人注意的重要人物诞生于江南,此人就是黄金台。     

江青反党篡权野心的一次大暴露——评江青一次关于《红楼梦》的谈话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论《红楼梦》,古为今用,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四人帮”反党集团却利用他们窃取的宣传工具,妄图控制和垄断对《红楼梦》的研究,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服务。他们的黑笔杆常常从《红楼梦》中寻章摘句,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华主席和其他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学无术的白骨精江青还竟然冒充“红学”权威,到处做报告,发指示,侈谈《红楼梦》,无耻地自我吹捧。在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红楼梦》谈话中,她吹嘘自己是“半个红学家”,挂着马克思主义“红学”的招牌,肆意歪曲和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兜售修正主义的黑货,为她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她的这次“红学谈话”,政治观点反动,思想感情腐朽,艺术趣味低级,是修正主义“红学”的黑标本,是一个难得的反面教材。剖折白骨精的“红学”,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认识“四人帮”修正主义的极右本质。     

学术信息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赵建忠在《文艺研究》2006年第2期撰文指出红学批判范式的转换与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第一次社会转型为推翻清王朝以后直至“五四”运动时期,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蔡元培持民族主义思想从事红学索隐,“反满”就是当时的“舆论热点”;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传播他的“科学方法”,而当时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五四”时期的“舆论热点”。蔡元培为索隐派,胡适为考证派。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     

旧红学索隐派的先驱——关于孙桐生红学研究的评估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我曾多次慨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与我们四川的缘份之浅。当然,四川与《红楼梦》也并非全无关系,我也曾于1984年2月26日在《四川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红学在四川》的文章,该文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马泰来教授的研究成果,列举了早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或四十年(1775)就将《红楼梦》携带入川的陈大文(静泉,曾任马边厅通判)和高鄂的“同年”、四川遂宁才子张问陶,以及在重庆发现的“脂砚斋所珍之砚”和可能失落在四川的原本《红楼梦》(即端方本),来说明我们四川与曹雪芹及《红楼梦》的关系。但限于学识的浅陋,我竟未能提及孙桐生,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宽恕的错误。因此,我愿借此短文,向孙桐生这位我们四川的红学前辈(如果他九泉下有知的话),表示我深深的歉意。     

胡适红学新范式百年述论

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和局限性。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影响深远,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胡适新红学已经出现严重的“认同危机”,诸如由李希凡、蓝翎合写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引发的“认同危机”在胡适批判运动中日益强烈;由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文引发的“认同危机”同样颇具影响力。对于新红学的“认同危机”正在促使人们全面思考红学新百年的发展前途,但无论提出怎样的“路径”或“构想”,胡适的影响将会一直存在。     

哈斯宝评点《红楼梦》的文艺思想

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红楼梦》问世以后,深受各族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几百年来,对这部名著的研究、评论历代不乏其人。但是在众多的“红学”评论家中,大多是汉族学者,也有个别满族学者(如裕瑞),却未闻有蒙古族学者。直至一九七四年,哈斯宝的蒙古文手抄本《新译红楼梦》被发现,才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蒙古族“红学”翻译评点家。哈斯宝,自号施乐斋主人、耽墨子,是清代嘉庆、道光、咸丰时期人,生活在内蒙古东部区卓索图盟的“喀喇沁、土默特一带”。(《新译红楼梦》合校本《出版者的话》)他出身于上层贵族家庭,过着笔墨列案、临窗赋诗、茶童相伴的闲适生活,一生可能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是一个隐居的“闲散王公”。     

论宏观红学——关于红学“突破”问题的一个思考

<正> 几年前,在英国耶鲁大学任教的余英时先生,出自“为红学研究寻找出一条可能的新路向”的考虑,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认为以“曹学”为主的“考证的红学发展到今天已显然面临到重大的危机。……”①余先生这话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发表的。那时,国内的红学研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方针指引下,刚刚有了新的起步:定期的季刊《红楼梦学刊》(每辑约二十五万字,现已出至第十七辑)和不定期的丛刊《红楼梦研究集刊》(每辑约三十六、七     

对“胡适思想批判”否定论者的回应

“红学”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有了很多规范性的提法,红学史也有了好多部。说起历史形成的所谓各种学派来,更是众说纷纭,但未必都是真正科学的概括,何况历来“红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还时有重复和“崛起”。譬如2005年所谓“红楼梦年”掀起的“秦学”及“揭秘”的喧闹,本是沉渣泛起,却在一些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引起了那么狂热的追捧,岂不是当代红学研究的一大悲哀!说句老实话,迄今为止,我仍没有看到,给《红楼梦》以崇高、正确而深刻的评价,有谁超过鲁迅和毛泽东。尽管那场“批判运动”现在经常是某些学者的批评对象,…     

论曹雪芹思想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

一、引言民国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但是多偏于考据。所谓“红学专家”，多是“红楼梦考据家”。自胡适算起，这类考据家究竟有多少？实在弄不清楚。直到威斯康辛红学会议，和台北的红学会议相继召开之后，大致说来，对《红楼梦》考据下过功夫的专家，大多都参加了。而出席台北红学会议的专家，十个之七八也是出席过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人马。台北的红学会议，无异是威斯康辛红学会议的再版，台北红学会议的意见，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红学考据专家的心血结晶。但综观其数目讨论的结果，在考证方面，并没有突破胡适考据的成果。胡适考…     

《红楼梦十论》序

黄立新同志的《红楼梦十论》即将出版,我为作者这些年来的红学论文得以结集问世深感愉快,也为红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又可多得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而感到高兴。收在这本集子里的论文,绝大多数过去已先后发表过。这些论文就以往的《红楼梦》研究来说,有的是旧题新作,有的是新题新作,难得的是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立新同志都写得很认真,读者从他的文章里必将有所得益。翻读这部著作,我觉得有几个特点。首先,立新同志为文,每立一题,往往不肯浅尝辄止,而是努力加以开掘和发挥。《曹雪芹与唐伯虎》,这可以说是一个老题目了。还在二十年代,俞平伯先生在他的《红楼梦辨》里,就有一篇《唐六如与林黛玉》,考述《红楼梦》里黛玉葬花一事,“系受古人底暗示而来”。这“古人”,就是明代的“六如居士”唐伯虎。俞先生那篇短文,从《红楼梦》里的一段情节描写,说明这部小说所写故事往往“是有所本的”。而立新同志此文则深入开掘,详尽发挥,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对曹雪芹和唐伯虎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曹、唐二人同属“间气所锺”,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杰出艺术家;两人都走了一条十分坎坷的人生道路;两人的思想倾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总目录

百年红学$红学史研究的三个层面俞晓红(1·1)实录观念:一股贯穿红学史的洪流陈维昭(1·5)从性别视角论《红楼梦》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李艳梅(1·10)论脂评与“警幻情榜”詹丹(1·19)《红楼梦》评点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的转型———东观阁评与脂砚斋评的主要差异曹立波(2.1)试探《石头记》脂砚斋四次评语的先后胥惠民(2.7)解读脂评“索书甚迫”条杜春耕蔡义江(2.13)《石头记》的人名演变与甲戌本成书时间徐乃为(2.18)快读《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吕启祥(2.24)纪念本弁言梅节(2.27)《红楼梦》版本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段江丽(3.1…     

“百年红学”栏目诚向国内外专家学者约稿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是从《红楼梦》研究开始的。百年来,红学研究走向科学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20世纪红学得失和发展动向等问题进行回顾、总结、反思和交流很有学术意义。为此,《河南教育学院学报》于2003年开办了“百年红学”栏目。栏目重点关注20世纪红学的发展史、《红楼梦》研究的主要成果即《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思想研究、总体艺术成就研究、形象描写成就研究、语言研究、后40回的研究、《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红楼梦》的探佚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及作品主要人物研究等方面。2008年,栏目将更多地审视21世纪红学…     

倡导新典范,启示后来者:余英时的红学研究述论简

余英时的红学观点集中地体现在其代表作《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之中,他提出了“红学革命”的“新典范”的说法,并试图在辨明红学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深化《红楼梦》文本研究,开拓红学研究的新境界。尤其是“两个世界”构想已然对《红楼梦》的意义阐释产生了明显的现代启示意义,开阔了红学研究的视野。余英时善于运用“实证”与“诠释”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一方法足可为红学研究者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