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笔、诗史与心史:明末清初文学之"历史"轨迹

明末清初,诗人在"诗史"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成就.诗史源于诗人的"史笔","史笔作诗"使诗歌具"史体".诗人对诗歌历史价值的再认识,促使"以诗纪史"成为诗人自觉的创作理念.诗人倡导诗歌要"补史之阙","诗可以正史之讹"、"以心为史"、"史外传心之史"新观点诞生,文学家亦对诗人主体性和诗歌抒情性进行重新认定.明末清初诗人独特的"诗史观"促进了叙事诗的发展,叙事与抒情相融合的诗史创作与以前的"诗史"创作拉开了差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都是以往中国文学史所没有的.     

浅论杜诗的"诗史"性及其现实价值

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浪漫的潜伏--后期新月诗派"主智诗"、"城市诗"创作简论

后期新月诗派在秉承前期新月诗派"理性"思想的同时,无论在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中都逐步渗入了许多现代主义的因素.在趋向现代主义大潮的过程中,后期新月诗人冷却诗情深刻冷静地思考人生,在诗的题材、诗感上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趋近.在后期新月派诗歌里,引人注目地出现了大都市的病态、现代人的精神异化.后期新月诗人对"主智诗"的寻求,"城市诗"的开拓,都是对中国新诗史的独特贡献.     

论"钱谦益现象"及"诗史"诗人的"南移"现象

“钱柳因缘”体现了钱谦益和柳如是的人生契合与碰撞。而没有柳如是,也就没有钱谦益的“诗史”桂冠。这就形成“钱谦益现象”的主要内涵。“南移”则指“诗史”诗人的籍贯转向南方。本文探讨钱谦益获得“诗史”桂冠的条件,并分析产生上述两种现象的若干原因。     

略论宋代“诗史”说的阐释学本质

杜甫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在唐代被称为"诗史".宋人接受"诗史"说并加以深化,主要从诗歌的历史属性与政治属性两方面进行了阐释,且付诸于文学研究与创作中,使"诗史"概念的内涵扩大与转型,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顾城的"童话世界"

顾城被人们称为"童话诗人",他的童话世界已成为一种思想,一种诗歌和生活的理念,他带着这种思想理念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也演绎了他另类的人生.本文通过顾城人生中一些重要的因素来分析诗人"童话世界"的产生、发展和结局.     

"普天忠愤"铸诗魂:论甲午战争爱国诗潮

甲午战争爱国诗潮是继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出现的新的诗歌创作潮流,广大爱国诗人,无论是洋务派作家、早期维新派作家还是部分帝党官僚,集结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以强烈的义愤全面揭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丧权卖国的投降派,讴歌了忠勇抗敌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普天忠愤"为特征的爱国诗歌创作潮流.甲午战争爱国诗歌具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尽管在艺术锤炼上还略有遗憾,却尽到了文学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世界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诗人穆旦已经被充分经典化了.王佐良的评介文章<一个中国诗人>,是穆旦研究的经典之作;穆旦的诗作<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从<一个中国诗人>到<饥饿的中国>,穆旦提供了一种"世界诗歌","可译性"是这种"世界诗歌"的重要特点.穆旦的"世界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意义重大,但也由此带来了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

前人评价江淹"杂拟诗",多侧重在是否善拟及其"通方广恕"的文学批评观.联系两晋南朝"拟古"和"古意"两类诗的发展,可以发现这组诗从主题内容和意象的综合、结构篇制、表现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系统地体现了他对汉魏以来各时期、各代表诗人五言体"意制体源"的认识,由此形成了诗体随时代变化、随作家和题材发展的诗史观念.其意义在于集中反映了晋宋诗歌中逐渐清晰的辨体意识,并以精炼浓缩的形式总结了五言古诗的诗体特征,为其后齐梁五言诗体调趋近的巨大变化提供了反照.     

论杜诗中的“春秋笔法”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主观伦理道德评价寓于客观叙述史实、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用以讽君王、刺权贵、誊达官、严华夷之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春秋笔法"的大量使用,也是杜诗获得"诗史"称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龙虾三吃”与哲学的“在场”、“不在场”

“龙虾三吃”是日常生活中的俗事 ,但它透露出来的哲学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人们根本无法从餐桌上直接呈现给我们的、被宰杀了并被烹饪过的“龙虾”去理解、达到那个未出场的、活生生的、真实的龙虾。传统西方哲学的主旨在于追求永恒的“在场” ,试图通过理性形式 ,从感性存在中发现纯粹的统一本质。然而 ,后现代诸哲学家如晚期的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对这一病弊作出了怀疑和反思 ,以为“在场”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权 ,它总与“不在场”相联系、相统一 ,而力倡回到真实的事情本身。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     

在"是"与"应该"之间--兼与程仲棠先生商榷

本文对程仲棠先生对"是"与"应该"之间关系的理解,从历史-文化的视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休谟对"是"与"应该"关系的理解具有历史-文化内涵,他的理解作为一种批判意识,在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方案知识学建构的内在困难.从历史-文化的视野看,不同时代的"是"与"应该"之间的通约模式都是当时历史-文化实情的反映,是那个时代所达到的文明水平的历史表征.因此,对"是"与"应该"关系的哲学理解其实是一种历史-文化批判.程先生的方案一方面忽视了自然事实的社会历史内涵,另一方面,他仍然想建立一套关于"是"与"应该"关系的普遍的逻辑-哲学纲领.     

论“仁”与“爱”——儒学与情感现象学比较研究

作为当今西方世界的一种前沿思想,舍勒的"情感现象学"乃是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当代哲学中的一种典型形态。正如儒学以"仁"为核心观念一样,情感现象学以"爱"为核心观念。因此,在儒学与情感现象学的比较中,这里比较儒学之"仁"与舍勒之"爱":舍勒的"爱"是奠基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本源性的;舍勒的"爱"是精神人格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生活情感性的;舍勒的"爱"是在者性的,而儒学的"仁"则是存在性的。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