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聚经济、城市生产率与最优规模

城市生产率的提高与城市规模的集聚效应密切相关。文章基于夜间灯光、全球人口分布等遥感影像数据重新测算了中国地级市的城市规模,通过建立城市生产率与城市规模的非线性模型,验证了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根据遥感影像数据测算所得的城市规模数据,已达到最优规模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分时段、分地区的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呈现增强趋势,东南半壁城市发展的规模效应优于西北半壁城市。     

基于截面数据的中国主要城市规模产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市区人口和建成区面积为城市规模指标,市区GDP为城市产出指标,建立柯布-道格拉斯城市规模产出效应回归模型,对1996、2002和2007年全国主要城市规模产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996、2002和2007年城市人口规模产出弹性分别为0.21、0.5和0.35,同期建成区面积规模产出弹性分别为0.89、0.82和0.94,城市规模产出总效应分别为1.1、1.32和1.29,表明上述3个时期城市规模均存在递增的产出效应。不同时期城市规模产出效应的稳定性检验表明,1996和2007年城市规模产出效应存在显著性差异。地区间城市规模产出效应的稳定性检验表明,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城市规模产出效应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城市森林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检验——基于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

文章基于2001—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森林资源及地区经济发展的数据,运用空间面板SARAR模型,系统考察了城市森林资源状况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城市森林建设可以显著提升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森林资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途径可以通过人力资本集聚等途径来实现;城市森林资源的经济效益是广泛存在的,不因城市规模大小而消失或减退。对以上结论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其仍然是稳健的。     

人才新政、就业规模与城市经济韧性

文章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各城市在2011—2020年所颁布的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以就业规模为门槛变量,进一步探讨人才新政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作用;政府、市场、企业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人才新政改善城市经济韧性的主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就业规模的门槛效应,就业规模越高,人才新政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集聚经济与中国城市体系优化──跨省迁移视角的研究

改革开放后实施的中小城市偏向型城市化政策导致了扁平化的城市体系,使得经济增长无法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生产效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城市体系在1990-2000年间变得更加扁平化。但随着城市化政策的调整,2000-2010年间,大城市的增长更具优势,扁平化的城市体系逐渐得到优化。使用跨省迁移人口作为城市经济集聚能力的衡量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沿海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提供的经济集聚力是中国城市体系优化的原因。依据城市体系演进的一般规律和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现状,预测中国大规模城市仍将以较快速度增长,城市体系将进一步优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努力降低迁移成本。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城市异质性研究

中国正处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数字化是打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的现实需求。同时，中国城市众多，城市之间经济增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城市从数字经济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可能不相同。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保持城市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可控，因此，数字经济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怎样的城市异质性还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协调问题。从集聚经济和“涓滴极化”理论出发，在理论上探讨了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的逻辑。基于2013—2018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信息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对城市生产率的均值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在基准模型上施加分位数约束和引入空间滞后项，构建面板分位数模型和分位数空间杜宾模型估算数字经济不同维度对城市经济增长在不同分位点处的回归系数，研究发现，宽带互联网、数字产业化和数字金融更偏向提升中小城市本地经济水平，移动通信更偏向提升大城市本地经济水平；数字产业化对经济水平的空间溢出表现为涓滴效应；信息基础设施只对大城市经济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并未对中小城市经济水平产生积极的空间溢出，甚至构成阻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是控制城市经...     

楼宇调查对经济普查的启示与思考

楼宇经济是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涌现的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是以商务楼、功能性板块和区域性设施为主要载体，以开发、出租楼宇引进各种企业，从而引进税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为目的，以体现集约型、高密度为特点的一种经济形态，是发达地区在经历投资拉动增长时期后出现的新的发展模式。下城区地处杭州市中心，全区面积仅31．46平方千米，但楼宇经济资源多，     

2011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经济运行情况简析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其发展状态和发展速度一直以来都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点。本文收集整理了2011年长三角地区16城市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对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作一简要描述。南京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其经济的运行发展情况也引人注目。     

企业创新成功率与城市规模

本文将“熊彼特创新”概念引入至空间经济学城市分析框架中,建立了中间产品创新的城市经济发展均衡模型,重点分析了企业创新成功率与城市规模之间的关系,并运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了城市层面的计量检验.研究发现,无论是以人口规模衡量的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抑或是以GDP衡量的市场规模,企业创新成功率与城市规模之间都呈倒U型关系,因此需要防止因城市过大或过小而造成的效率损失.计量结果也显示,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于市场规模越大的城市,市场选择效应显著;同时,劳动者人力资本素质的提升对企业创新成功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基础设施的改善同样具有显著正效应;而高房价则对企业创新成功率具有负效应.     

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中部省城为研究范围,将城市首位度作为经济增长的要素,利用阈值回归模型得到中部省域最优规模,其存在性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部分省域首位城市有其合理规模的上限.通过最优规模的实践性检验,超过最优规模依然可以对经济增长有增强性的推动作用,但增强的程度在逐渐减弱.研究表明,中部省域应积极构建合理的城市体系,通过调整首位城市规模,协同次中心城市,发展中小城市,以良好的城市结构实现经济快速、平稳的增长.     

四川城市群的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展望

城市群的规模效应、集聚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红利使其成为21世纪影响和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一国或省域内最具增长潜能和竞争力的区域。四川盆地、尤其是川西平原地区是西部城市与产业最为密集、空间聚合形态较好的区域,初步具备了形成城市群的条件。未来20年是四川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群将成为四川省域经济活动最为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并对四川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四川省域的城市空间集聚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省域内仅有成都、自贡两个城市,1951年增加至7个。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发展十分缓慢,至1976年…     

城市网络视角下金融中心性与经济增长质量: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基于当前城市网络和金融地理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标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中国2006—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和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市网络视角下的金融发展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城市金融中心性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将上升0.024～0.039个百分点。城市金融中心性的增强主要通过推动区域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生产资本形成来提升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其中产业升级效应的作用效果更加显著。此外,研究还发现,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表现较强,而其他地区较弱。金融危机前后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质量的影响明显不同,危机后的作用效果下降明显。在经济新常态时期,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功能,从而提升城市经济增长质量。     

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对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12—2018年我国260个城市的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城市及邻近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数字经济发展能够通过规模变化效应、结构转型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三条路径提升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包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与城市规模在内的不同城市特质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空间冲击效应不同。     

贷款规模、房地产投资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28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经验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考察贷款投资取向于房地产行业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理论分析基于中间品投入生产函数得出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的结论,贷款投资于房地产开发可以更好地发挥资本效力,推动房地产行业发展,而且房地产行业具有规模效应,产品价格应该是逐步下降的;进一步选取中国283个地级以上城市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变量的内生性,引入工具变量,并通过系统GMM方法、联立方程模型对三者间的交互关系进行考察;通过引入经济距离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贷款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较小,而通过拉动房地产行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效用较大,与房地产开发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相比,上一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对本期房地产开发投资有更大的影响;职工数量和职工工资对贷款规模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对房地产开发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不稳健。据此,提出房地产"去库存"、调控行业杠杆、推进房屋租赁和实施房产财税改革等建议。     

高铁开通对城市网络中心性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使用ArcGIS OD成本矩阵分析测出的城市间最短交通时间距离,构建反映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的指标,用以反映城市网络中心性,并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有利于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提升。（2）高铁开通对于西部地区或高速公路资源较丰富的城市,促进作用更加明显。（3）从机制角度看,高铁开通通过扩大城市的市场规模和提高城市知识溢出水平,带来城市网络中心性的提升。（4）高铁开通对西部地区的知识溢出水平一般,对市场规模较大的城市的效应最大。     

体育赛事与城市经济发展

体育赛事是一种提供竞赛产品和相关服务产品的特殊事件,其规模和形式受竞赛规则,传统习俗和多种因素的制约,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涉及到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经济、旅游、交通、城市空间与景观、环保、媒体网络、文化发展等等.举办大型体育比赛对城市的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经济发展作用更为明显.不仅像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超大型体育比赛对城市经济有深远的影响,就像全运会、城运会对一个城市的发展也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四川县域经济增长方式探究

四川省县域经济与四川省经济发展平均水平、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还有一定差距。在目前条件和形势下，促进县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打好基础，优化结构，促进发展。     

城市规模与集聚经济的关系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08年广东省21个、珠三角9个、非珠三角12个、广深珠3个城市市区的平行数据,计量分析了集聚经济与城市规模、资本、失业率、城市发展程度等的关系。结果显示,不论城市发展程度城市规模对城市集聚经济都有显著正影响;而资本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非珠三角城市;失业率与集聚经济有负向关系;城市发展程度对集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珠三角城市。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大力发展知识性服务业都是正确选择。     

中国城市规模经济的测度

文章选择合适的规模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规模经济状况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结论:(1)无论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都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经济;(2)规模经济的程度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呈下降趋势.据此提出政策建议:长期和整体来说,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做法是错误的.     

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和环境、资源的矛盾日益凸显，建设生态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城市发展的目标。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发挥作用，是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