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仁学的源流(下)

<正> 仁学的流变仁学是我国宗族奴隶制宗法制危机的产物。孔子将仁学系统化,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巩固宗法联系以挽救奴隶制度的需要。因而,仁学的发展与演变,也和宗法关系的社会递嬗相联系。离开了中国宗法关系及其演变的历史,就无从了解仁学的实质及其长期流传的原因。宗法制,是由父系血缘氏族组织的家长制演变而来,发展到周代形成完备体系,成为维护奴隶主贵族世袭统治与分封权力的一种既是宗族的、又是政治的制度。天子由同姓贵族的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既是宗族的最高家长,又是政治上的共主,握有国家的最高     

西汉奢侈风习滋盛原因及其影响平议

<正>随着西汉初期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在上流社会的生活中泛起了一股奢侈风习.在其影响下,从皇帝到贵族、从工商地主到宗法豪强地主,都为满足奢侈欲望而竞相聚敛财富、兼并土地,对当时的社会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限于篇幅,本文只对西汉奢侈风习流行的原因和它对当时社会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作一简略讨论.错讹这处,敬请指正.     

早期客卿考论

客卿的源头即早期客卿,它可以追溯到殷周之际。理论上,早期客卿应该是广义的客卿。客卿的形成必须具备二元因素:客和官。西周早期客卿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对于姬姓贵族来说,早期客卿是异姓贵族,并且多与姬姓贵族有联姻现象。早期客卿的任用被纳入到宗法分封制中的内爵系统。在周王室,早期客卿为周天子的卿大夫;在姬姓诸侯国,早期客卿又充当了国君的公臣。周人将早期客卿的任用纳入到宗法分封制当中,不但稳定了周初社会局势,而且还创造性地改造了社会结构。早期客卿促进了周代文化的融合。在客卿演生史上,早期客卿是春秋战国客卿的源头。     

试论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经济

在我国西周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是社会的统治阶级,宗法贵族所掌握和支配的经济(以下简称贵族经济)是构成奴隶制经济的主要成分。象古典奴隶制下的那种由一般自由民上升而来的平民奴隶主以及与贵族经济相     

西汉郊庙歌的宗法思想与世俗情怀

《安世房中歌》和《郊祀歌》作为祭祀时所吟唱的贵族乐府,都祈求"天"的福佑,但前者处处体现了德与孝为理论骨干的封建宗法思想,强调了宗法血缘关系;而后者则把候仙迎神、成仙长生的渴望作为压倒一切的主旋律,构成对宗法血缘关系的背离.无论前者对宗法血缘关系的强调,还是后者对成仙长生的渴望,都是世俗的经验的追求,而不是先验的宗教的信念.     

德与周代宗教意识

周人重德,其"德"观念主要运用于政治领域.在周代,"德"乃受命开基之本,长保社稷之所系,为贵族阶级所特有;是以周天子和诸侯为中心包括整个贵族阶级在内的统治阶级向四方辐射的控制和统摄力量;是建立在宗法分封基础上,处理多层面政治关系的手段.     

论北宋的平民化宗法思潮

宗法制度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革,即由先秦时期形成于王室贵族之中,并在其后一直保留在帝王世系和豪门贵族中用以建构与维护其等级秩序的贵族式宗法制逐渐演变为平民的人文关系规范。在这种演变过程中,北宋兴起的平民化宗法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风》作者研究

针对《诗经·国风》作者是贵族还是下层劳动人民这个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国风》作者应为贵族阶层的人。文章第一部分概述了对这个问题前人的看法和研究;第二部分从西周土地制度以及当时祭祀过程的角度入手,论证了西周时期天子贵族参与劳动,为《国风》大量劳动诗出现提供了客观前提;第三部分着重讨论了《诗经》里的“君子”问题。     

殷商后期的贡纳、征求与赏赐——以花东卜辞为例

新出花东卜辞属非王性质,占卜主体是商朝贵族"子",其中所反映出的商王、"子"及"子"的下级贵族之间的贡纳、征求与赏赐情况在当时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殷商后期,低一级贵族常向高一级贵族贡纳物品,主要是用作祭品,这类似于古书中的"助祭";低一级贵族举行祭祀后,常把某些祭品献给高一级贵族,类似于古书中的"献胙";低一级贵族田猎有获时,可能也要把部分猎物献给高一级贵族;为展示恩惠,高级贵族也会赏赐物品给低一级贵族.这些活动应是各级贵族确认臣主关系,同宗之间强化宗法血缘关系,以达到维护现行统治秩序的重要途径,贡纳活动应当已经制度化,即形成了所谓"礼制".     

中国与西欧早期封建政治制度不同模式形成原因

一、历史渊源的比较 西周实行宗法分封家长世袭专制,周王既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又是最高宗族的宗族长,集政权、土地所有权、族权为一。这与西欧封建早期,国王仅为大贵族之一,并且其直辖地往往小于其他大贵族,是不同的。 到了战国,各诸侯国相继废除了专制不足、集权不够的再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废官吏世袭为任免,不再赐土地而改为赐禄米工资制。诸侯加强了     

昭穆制新探

昭穆制起源于上古贵族依母系分宗传统,其核心是一夫多妻制下三代之间的本生关系,原则上系于祖母而不系于祖父,但实际三代亲属关系仍系联于父系宗法。其主导机制是夫妻同昭穆,古文献所见祖孙同昭穆、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等特征都由夫妻同昭穆连带而来。体现于宗庙制度,即昭者恒为昭,穆者恒为穆;当太祖位次变动时,则昭列与穆列各自递补。昭穆制的宗法基础是贵族诸妻及其诸子均不分嫡庶,否则昭穆制即发生动摇。后世衍传的昭穆制发生质变,已非原初意义上的昭穆制所能规范。     

秦汉以降古代中国"变异型宗法社会"试说——以两汉、两宋宗族建设为例

学术界通常将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称为"封建宗法社会",本文考察两汉、两宋的宗族状态,发现社会颇具宗法成分:政体是具有浓厚"家天下"因素的帝制,皇家宗族建设最完善;历朝政府"以孝治天下"政策和小宗法的实行,促使宗族民间化、大众化,成为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然与上古的贵族宗族判然有别;宗法精神渗透到社会结构诸多领域,宗法专制性既是存在的,也在逐渐削弱之中.据此,本文认为,秦汉以降的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即上古宗法社会的制度及其观念,在秦汉以降的社会既有保持,又有变异,令宗族不再是上古的典型形态,社会不再是典型宗法社会,而是变异型的,并形成中国中古、近古社会异于其他国家的特质,即宗法性使得政府讲求仁政的治理理念,民间追求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     

“学而优则仕”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

孔子提出“学而优则仕”这一思想,在春秋时期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大家知道,西周实行的是宗法分封制。周天子把与自己有同姓血缘关系或异姓亲戚关系的下级贵族分封出去成为诸侯,周天子成为“天下之大宗”;诸侯在封国也实行宗法分封,形成卿或大夫,诸侯成为封国内的大宗;卿或大夫在自己的封地——领邑内也把较小的土地封给士,自己成为领邑内的大宗。从周天子的王朝直到卿大夫的领地,贵旌们依靠尊祖敬宗     

“刑不上大夫”考辩

人们常用“刑不上大夫”说明中国古代法律的阶级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认为中国古代既无适用于贵族的法律,贵族犯罪也不受刑罚制裁,便曲解了“刑不上大夫”的含义,违背了历史事实。 “刑不上大夫”出自《礼记·曲礼上》,原话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西周王朝为了维护奴隶制社会秩序,确认宗法等级特权制度,镇压奴隶和劳动人民的反抗,建国初期就制定了“礼”与“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就是对大夫讲“礼”,以礼“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调整贵族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庶人用刑,即所谓“刑以防其奸”,(《礼记·乐记》)用暴力镇压调整贵族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我国古代大夫以上的贵族在法律上所享受的特权,是西周宗法等级制在法律上的反映,也是西周统治者处理内、外部关系的总原则。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它就成了法律面前不平等的代名词。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不平等的法称之为“特权的法”。     

论唐诗创作中的宗法文化特色

唐朝是个典型的宗法王朝,宗法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一代唐诗从诗人到诗论到诗歌题材的选择等方面都受到宗法文化的影响,唐诗创作带有鲜明的宗法文化色彩。      

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民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人教”文化与古代文化

<正> 宗法是宗族以内的一种法权关系,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基础决定政治、经济、军事、祭祀特权的一种等级制度。①它萌芽于龙山文化晚期,形成于夏商,完备于周代,②以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瓴域,形成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宗法文化系统,古代文论处在这个系统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宗法文化的系统质。本文认为,宗法文化主要是通过“人教”文化、“向心”文化、“征古”文化、“天人合一”这样一些文化形态对古代文论发生影响的,它影响所及,广被古代文论的方法论与价值论、术语系统与思想系统。本文考察“人教”文化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晋国公族与公室关系的变异

献公以后的晋国公族都是出自献公以上历代国君的后裔。由于他们与晋君的血缘关系早已疏远,因而在与公室的关系上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他们被分封的主要依据已不是宗法血缘关系,而是同异姓贵族一样,依靠的是自己的才能和功绩。其次,他们被封爵赐邑后,就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取向。宗法关系已不再是联结公族与公室的坚固纽带。这些变异,使得晋国社会在春秋大变革的浪潮中,呈现出整体的革命性。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理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正> 毛泽东同志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它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及其策略思想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恩格斯于1865年2月5日在他写给马克思的信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普鲁士这样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8页)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责当时那些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来向封建贵族讨好的机会主义者的,但它同时也启示我们,在地主统治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     

谥号传统定义质疑

<正> 我国古代帝王贵族死后,人们须避讳其生前之名,另立新号以相称,这叫作溢号;而确定谥号的准则和规定,则称为谥法。立谥制度始行于西周,终止于清末,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其间,唯秦朝废止不行),是我国奴隶制、封建制时代以宗法为核心的“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历来被视为“国之大典”。关于谥号和谥法,传统的、似成定论的看法是:“谥,行之迹也。”就是说,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