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转型期中国农村贫困率指标的因素的分解研究

文章利用统计年鉴的分组数据拟合出洛伦兹曲线,计算贫困率指标,再将其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作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逐渐缓解,其变化具有明显的周期性;经济增长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贫困率下降,其贡献随经济波动出现周期性;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收入不平等加剧农村贫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尚在"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前半段,呈收敛趋势向拐点逐渐靠拢。     

贫困脆弱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现共同富裕的落脚点在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的整体幸福感水平仍还有较大的增进空间,与此同时,农村居民也面临着较高的在未来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其面临的这种风险是否是制约幸福感进一步提升的因素？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探索增进我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路径具有必要性。文章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和2018年面板数据,对我国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具体探讨了其中的作用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以收入相对贫困标准测度得到的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仍较高,且其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个体的贫困脆弱性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异质性分析发现,处在中西部地区的居民以及男性居民贫困脆弱性的主观幸福感降低效应更为严重。（3）作用路径分析发现,贫困脆弱性的幸福感降低效应主要是由风险脆弱性,即个体应对风险能力的欠缺所导致的。作用机制分析发现,农村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的增加以及对未来信心的增强均能够有效缓解贫困脆弱性对个...     

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健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面板数据,考察财政医疗卫生支出对中国居民健康多维贫困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新医改以来,财政医疗卫生总支出对中国居民的健康多维贫困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且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应更显著。(2)分项支出的回归结果表明,公共卫生支出减贫的作用最为显著,而"补需方"的医疗保障支出的减贫效应比"补供方"的医疗机构支出更为显著。其中医疗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农村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而医疗保障支出对城镇居民的减贫效果更为显著。(3)年龄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和公共卫生支出对60岁以下居民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60岁以上的居民;而医疗保障支出对60岁以下的居民减贫效应小于60岁以上的居民。(4)收入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3项支出对收入超过贫困线群体的健康减贫效应大于收入低于贫困线的群体。在反贫困策略上,文章建议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卫生支出机制;优化支出结构,适度提高公共卫生支出比重;对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实施更有针对性的健康扶贫政策。     

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层次结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以南疆三地州为例

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是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的攻坚区域,教育扶贫是彻底稳定脱贫的重要推手.以新疆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农民微观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明瑟分位数回归法,实证研究不同层级教育水平对少数民族贫困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和连片贫困的特殊性,不同层次教育对该区域少数民族农民收入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双语教育、高等教育、技能培训对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初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对收入影响不显著,职业教育处于"有功不明"的状态;而高中教育与收入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与高等教育的教育收益率显著为正形成悖论.因此,要完善连片特困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结构,目前重中之重是全面普及高中教育,重视职业教育,跨出"教育门槛",解决教育的断崖式贫困问题.     

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对其非农就业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和2012年的数据,建构自我健康评价、体质指数BMI和近期的身体状况作为我国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度量指标,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本文选择赫克曼两阶段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该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测数据所带来的自选择问题,实证结果发现良好的健康状况对我国农村居民参与非农就业和获取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具有显著性别差异,对农村男性居民非农就业和非农就业收入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年龄、婚姻、教育、户籍等其他控制变量也对我国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及其非农就业收入产生了显著影响。     

居民消费增长的路径选择——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1～2009年中国31个省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人口、消费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基于居民总消费分解模型,进行省际面板回归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对中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二,但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农村向城镇人口迁移引起的消费支出增长的贡献率位列第三。考虑到城乡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差异,文章认为,居民总消费增长的路径将主要依赖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和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并提出通过制度改革增加居民收入、放宽并完善人口迁移政策等建议。     

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8年四期混合截面数据,以农村老年人家庭人均农业收入中位数的40%测量经济相对贫困,实证分析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罹患慢性病不仅没有增加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反而使他们陷入经济相对贫困的概率发生比降低了10.74%,农村老年人罹患慢性病的背后,并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负效应,而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损耗的身体再现。不同的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罹患血脂异常、心脏病和哮喘的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发生风险越高,罹患关节炎、肾病和肺病的农村老年人的经济相对贫困风险越低。慢性病对农村老年人经济相对贫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的政策启示在于：积极看待慢性病带来的负面效应,慢性病发生的背后是农村老年人勤奋劳动的具体反映;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有助于降低农业劳动对劳动力身体的损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导致的慢性病患病率;加强农村老年人...     

新疆农村贫困程度测度与扶贫资金动态绩效分析

新疆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多语言共存的特殊地区,扎实应对和稳步解决新疆贫困问题,事关祖国边疆的安全与稳定。首先,通过测算1994—2009年FGT贫困指数后发现:新疆农村的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的变化趋势具有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而且近几年减贫速度明显放缓,甚至有趋于加重的趋势;新疆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也不容乐观,正处于危险的边缘。然后,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扶贫资金对贫困程度的动态扶贫绩效,得出以下结论:信贷扶贫资金的整体表现最佳,财政扶贫资金作用居中,以工代赈资金则在降低贫困强度方面表现较好;同时,总结出以下规律:当贫困程度较深时,具有较强盈利性的信贷扶贫资金和较强扩散性的财政扶贫资金更为有效;当由大范围贫困转为少数人贫困时,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以工代赈资金更为有效。     

西北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内部差异及影响因素

农民增收一直是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促进农民增长不仅是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也是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非农收入的比重持续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特点、内部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西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的比较研究

基于CGSS2006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家庭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偏弱,城镇家庭代际收入向上的流动性总体而言要高于农村家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差异客观上加剧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新生代城镇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相对他们的前辈有所减弱,而新生代农村家庭子女收入向上流动的能力要超过他们的前辈,在与城镇同龄人的比较中也处于优势;人力资本是影响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因素,虽然在职业生涯的初期,教育并没有显著地提高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概率,但随着子女职业生涯的发展,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逐渐增强。此外,家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家庭背景因素对代际收入流动也有显著的影响。     

Raumspezifische Armutsgefährdung im Alter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vestigate income poverty risks of older people in Austria considering spatial aspects. By comparing rural and urban regions it should be tested whether spatial variables exert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come poverty risk of older people and how such an effect can be explained. Thus, specific aspects of rural poverty among older people are discussed. The empirical analysis is based on EU-SILC 2004. A binary-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is applied in order to test the effect of local population density and local population size on the poverty risk of older peopl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verty risk of both older people and retirees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if population density decreases. The effect of local community size, however, was insignificant. For the younger population (< 60), on the contrary, poverty risk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ith both decreasing population density and local community size.     

关于中国贫困的动态多维度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8个调查年度的数据,基于能力方法的视角,选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质量3个维度,对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动态多维度考察,结果发现:(1)相对于单一的收入贫困,多维贫困程度更为严重、波动性更大,贫困人口应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明显,其中教育贫困尤其严重。(2)尽管农村与城市之间收入贫困趋于收敛,但近年来农村多维贫困对全国的贡献度高达80%以上,城乡间多维贫困差异有不断扩大的趋势。(3)指标等权重情形下的多维贫困随时间推移呈平稳快速下降态势,其中生活质量改善对多维贫困下降的贡献度最大。(4)就影响多维贫困的外在环境因素而言,东部地区的多维贫困下降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家庭中劳动力及户主的特征也对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文章探讨了多维贫困的致因和消除多维贫困的政策选择。     

甘肃民族地区农村待脱贫人口特征与思考——以临夏回族自治州Y镇贫困户为例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的脱贫问题是一个瓶颈问题。以甘肃为例,甘肃民族地区的农村虽经多年发展有了巨大变化,但因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农村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该地区农村待脱贫人口在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思想观念、健康状况、家庭结构等方面存在诸多特殊矛盾,这些矛盾已经影响到扶贫攻坚政策的效果,亟待深入研究解决。     

贫困地区劳动力迁移、农户收入与贫困的缓解——基于新疆农户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疆30个贫困县、3000个农户、2008-2010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在控制了家庭规模、劳动力数量等家庭特征变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等村庄特征变量的前提下．运用固定效应法与工具变量法分别考察了劳动力迁移规模、迁移方式与迁移区位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迁移规模虽然对农户农业收入有负向影响．但显著提高了农户人均收入与利他性收入：自发性迁移与政府组织性迁移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且自发性迁移的作用更强;省内县外迁移对农户收入的提高最为显著,其次为县内乡外迁移．省外迁移不影响农户收入：劳动力迁移规模提高了中等收入农户的收入水平。但对贫困户的贫困无缓解效应．也不影响富裕户的收入水平。     

教育投入与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联合影响

当前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引起广泛关注。文章使用世代交叠模型研究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分析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教育通过作用于教育投资、社会保障通过作用于有效家庭时间共同影响人力资本积累从而影响收入。一方面,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增加能够显著地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城乡实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本应该起到调节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发挥其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反而形成了"逆向调节"的负效应,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对此,文章通过理论与实证得出,缩小我国城乡人均教育投资和社会保障税率差距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Struggling to Keep the Wolf from the Door"? Analysis of Rural Poverty Using a Consumption-Based Approach in West Belesa District,Ethiopia

Ethiopia has one of the highest poverty rates in the world where 24% of the population lives in extreme poverty. While urban poverty reduced from 26% in 2011 to 15% in 2016, rural poverty reduced only from 30 to 26% in the same periods. Improper identification of the rural poor and ill-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t of rural poverty is among the challenges in designing appropriate poverty reduction interventions in rural areas. Thu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extent of rural poverty employing a consumption-based approach and identifies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poverty at a household level. A household survey was conducted and data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194 households from four representative villages in the west Belesa district of Ethiopia. The food and non-food consumption measurement calculated by the cost of basic need approach were 2949.40 ETB (ETB is Ethiopian Birr, which is the Ethiopian currency. 1 ETB is equivalent to 0.025 US$) and 1485.78 ETB per year per Adult Equivalent (AE), respectively. The rural poverty indices (i.e. headcount index, poverty gap, and squared poverty gap)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onsumption-based poverty line were 38.1, 8.84, and 3.1%, respectively. The binary logit analysis shows that having a bigger family ha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rural poverty. Conversely, larger landholding, plowing oxen, and livestock ownership as well as a higher amount of non/off-farm income have a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verty status of households. The study found that rural poverty is deep and complex in the study area calling for the design of location-specific and holistic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实证分析

按照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高低,我们将甘肃各市（州）相对地划分为较发达、欠发达和贫困地区。然后依据农村住户调查的详细资料和三类经济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分布分析计算出三类经济区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人数及金额,结果符合甘肃实际。鉴于甘肃现行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低、范围小的问题,提出了调整、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思路和减缓贫困、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     

子女教育与家庭贫困的代际变动

子女教育是影响农村家庭贫困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14省区609户农村家庭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子女教育有加深父代家庭贫困状况的迹象,子女接受教育程度越高,自身一代家庭摆脱贫困的比例越高,并且能传承下代家庭使其免受贫困;家庭贫困代际变动的教育断裂点为15年(大专教育)。     

中国城乡弱相对贫困测算及时空演变：2012—2018

相对贫困的识别和测算是瞄准贫困人口和制定减贫政策的基础,但常用于识别相对贫困人口的比例收入法和测度相对贫困程度的FGT指数在理论基础、比例设定和贫困性质方面遭到质疑。采用基于社会融入成本理论的弱相对贫困人口识别方法,及与弱相对贫困线相适应的分层可加综合贫困指数,且考虑与现阶段我国绝对贫困线衔接性及国际标准的可比性,使用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计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线,并测算分析了中国城乡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基于弱相对贫困线构造的综合贫困指数兼顾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可以避免传统FGT指数分别测度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时动态变化趋势出现分歧的问题,可更为直观地综合评估经济增长和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无论城乡,尽管不平等导致相对贫困始终处于高位水平,但绝对贫困更大的下降幅度使得中国收入(消费)弱相对贫困程度仍呈稳健下降趋势。从社会融入成本角度出发,建议未来考虑住房成本和子女养育成本,分家庭类型进一步细化弱相对贫困标准。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分类瞄准弱相对贫困人口,监测弱相对贫困程度演变并综合评估减贫效应。     

城乡劳动力流动与迁移回报率

本文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应该将迁移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单独进行考察。通过讨论迁移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发现与教育投资相比,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村劳动力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要改变中国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必须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