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大金得胜陀颂”碑研究文著三议

金代开创纪功碑“大金得胜陀颂”碑是中国历史名碑之一,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辞海》(1979年版)和《中国名胜词典》一都做了收录。该碑位于吉林省扶余市徐家店乡石碑崴子村,通高320厘米,龙首龟趺。正面汉字碑文八百一十五字,奉政大夫赵可撰稿,儒林郎孙俣书丹,碑额篆书“大金得胜陀颂”六字,是国史院编修官、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的手笔;背面女真字碑文约一千五百余字,是世界上女真文字最多的碑刻,两种文字对照。碑文中叙述     

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

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西照四十顷地村东北方,在当地居民称做“王墓梁”的陵园内,有许多挪亚方舟形的景教墓顶石,远望宛如白羊群,在墓顶石群中,有一石碑跌,其上原立有石碑。其上石碑是解放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法人马定发现的,其后拉赫曼博土将北碑照片寄给陈垣(援庵)先生,陈先生为此撰文并附有照片发表于1938年《华裔学志》3卷1期。以后又将可识读碑文录入《绥远通志稿本》卷58。后原碑被当地居民运至墓地附近的乌拉太村,1965年运回内蒙古博物馆,现存内蒙古博物馆内。     

衡阳县发现王夫之撰文的《牧云常住记》石碑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和湘西草堂文物管理员邹振华同志去礼梓乡牧云庵搞文物调查。先后发现十多块石碑,一一抄录和登记之后,又得知原来这里曾有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撰写的《牧云常住记》石碑,今已不知去向。于是,我们便请知情人座谈,并四出寻找,结果在离庵三百米远的一口水塘边找到了这块石碑。我们心里高兴极了,便花了二十元钱,请了四个强壮劳力,将这块石碑细心地从泥土里清理出来,抬到牧云庵内保存。该石碑质地为青石,通高一百一十二厘米,宽八十七厘米,厚十厘米。     

贵州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及其历史继承问题

我省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历史上,我省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对内维护社会安定,保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外抵御外部势力入侵的乡规民约,并有相应的一套制订和实施的形式。这种旧的乡规民约,有的叫寨规,有的叫乡规,有的叫“榔规”,有的叫“款约”,称谓各异。就其社会功能来说,有着习惯法的性质。它在少数民族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省少数民族除个别外,大都没有文字,这些旧乡规民约,少量的借用汉字刻写在石碑上保存下来。如贵定甘塘《乡规碑》(一八五零年立)、黎平高增《款碑》(一六七二年立)、剑河     

《龙城石刻》应是柳宗元手迹

《龙城石刻》又称“剑铭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真伪争论不休。从石刻内容、书体风格、书家个性及其流传过程等方面进行考察辨析,《龙城石刻》都不是宋人伪作,而应是柳宗元手迹。     

古碑研究与诗文辨析

2008年4月10日，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茂名市博物馆在茂港区羊角镇征集到一块明代石碑。为弄清石碑上的文字内容和文物价值，茂名市博物馆组织了有关人员对古碑进行考证和研究。     

读《“龙城飞将”之我见》后

《社会科学》(甘肃)八三年六期载司俊、司俭所撰《“龙城飞将”之我见》一文,对“龙城”之解,颇具灼见,值得重视,兹不具论。唯于其中小有失实之处,略申鄙见如次。该文说:“少年时代,在家乡北乡五里铺路西口尚看到过《西凉武昭王李公讳嵩之神道碑》。”(按:“嵩”当为“暠”之误,该文所引数处均误。)按所说此处之碑,系李镜清之神道碑,而非李暠之神道碑罹登寮蠢罴?以其为清末拔贡生,故临洮人称之为李拔贡。民国初期在任相当于省议长职务时,惨遭军阀马福祥杀害,其墓在碑     

叶昌炽与好太王碑研究

被誉为“辽东第一古碑”和“石文中第一篇大文字”的好太王碑,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引起了深入的探讨,尤其对于它的发现时间、捶拓经过及流传始末更颇滋聚讼,莫衷一是。《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发表王健群同志《好太王碑的发现和捶拓》,对该碑的发现历史提出完整的看法,该刊1985年第1期又发表刘永智同志的《好太王碑的发现及其     

塑一座崇高的精神之碑——论谈歌小说的创作追求

塑一座崇高的精神之碑——论谈歌小说的创作追求崔志远比较系统地读了谈歌的小说，久久萦绕脑际而不能离去的，是《天下荒年》中燕家村燕王寺前那座高高屹立的石碑。这座刻有燕家村“村约”的石碑，最早可追溯到北毁魏时期，１９５８年意外地得到保护，文革期间被毁，改革...     

近百年国内外《女真译语》研究概况

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早在战国时期即见于历史记载,译名作“肃慎”。后汉称挹娄、北魏称勿吉,隋唐称靺鞨,五代始称女真。辽代末期,生女真各部落,被其中的完颜部所统一,在其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领下,起兵抗辽,于公元1115年建立了金朝。1125年灭辽,1127年灭北宋。金朝从上京迁都至燕京,后来又迁至汴京,统治淮河以北半个中国长达一世纪之久,公元1234年被蒙古所灭。 女真文字在中原虽然使用百余年,但流传至今的女真文字资料却寥寥无几。女真文石刻资料有:《大金得胜陀颂碑》、《女真进土题名碑》、《奥屯良弼饯饮碑》、《奥屯良弼诗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朝鲜庆源郡女真国书碑》、《朝鲜北青女真国书摩崖》、     

《西门大夫庙记》碑

《西门大夫庙记》碑原立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公社北丰乐镇东的西门大夫庙内。西门大夫庙约始建于汉代,据记载,北齐、宋、明等朝又先后几次加以修葺。庙宇今已不存,但基址仍明显可见。现有宋、明、清三代撰刻的石碑。《西门大夫庙记》碑,一九六三年公布为河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碑文的拓本曾于一九七四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象石拓片展览赴日本展出,因此驰名于中外。碑文为研究北宋中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现已在原庙址上建楼妥为保护此碑。     

一部矛头直指保皇派首脑康有为的清末小说——关于黄世仲《大马扁》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和黄世仲长篇小说《大马扁》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辨析,认为:《大马扁》初版时间不是1898年,而是1909年;《大马扁》的原刊本不是《党人碑》,而是节取《党人碑》中叙写保皇派首脑康有为的若干回文字加工修改而成;《大马扁》艺术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绝不可一笔抹杀,简单地认为其是一部失败之作,客观效果与作者的意图适得其反.     

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块发现于滇西北的藏文石碑——格子石碑

1992年,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的格子村,发现了一块吐蕃时代的藏文石碑,该碑由碑文、“臣服图”及碑饰图案等几部分组成。本文认为,该石碑是当时吐蕃经营南诏、远交唐朝的又一历史见证。碑文记载了龙腊塔部落臣属于吐蕃的历史事件。由8人组成的“臣服图”表现了神川节度使吐蕃君臣正在接受归顺者龙腊塔及其随从进贡的场面。石碑的碑饰图案反映了唐朝、吐蕃、南诏几种文化在当地相互汇集、交往与融合的历史。     

陵县平原君墓考

<正> 陵县县城城里有座古墓,墓前石碑高约二米,碑正文为“平原君基”四个大字,落款是:大清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孟夏,知陵县事浙湖沈瑊重立。墓碑既为重立,则此前当有平原君墓之石碑立此;另外,七十年代陵县修环城河从墓前通过,地下出土有一雕石卧虎,据此推断古墓属真古墓,非后人假托。墓主是谁?部分志书如《长河志》、《陵县县志》推断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公子赵胜。《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记载,赵胜“相赵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复位,封于东武城”。东武城《史记》正义注     

王国维研究二题

王国维研究二题陈鸿祥关于《宋安化王祠碑》《宋安化王祠碑》，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之子百家撰，编入其自选的《学箕初稿》卷二，附于黄宗羲《南雷集》刊行。据撰者自注，该卷文字起自清康熙丁巳（１６６５年），则碑文之作，当去此不远，或即在当年。这篇碑文，是为重...     

王安石碑志文简论

始于东汉、流行于南北朝的碑志文,至唐宋之世大盛。韩愈、欧阳修、王安石三人尤为擅长,短制长篇,均有佳作。本文拟就王安石碑志文的史料价值和艺术特色作一概要的论述。(一)王安石碑志文的主人公,于《宋史》有传的为数不少,将可相互参阅的碑志和本传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详略虽然有别,但史实基本相同。尚书工部侍郎枢密直学士狄棐,安石撰有神道碑,内容与本传完全一致,所不同处仅在于此事碑详传略,彼事碑略传详而已。如神道碑写狄棐“知随州,则坐在魏时军事有骄不逊者不即治”,一句话交代了狄棐降知随州的原因。碑文不宜多揭短处,故语焉不详。而本传则详载了     

关于永宁寺碑

此碑位于元代征东元帅府和明代奴儿干部司的设治地点。 曾建有两座石碑,一座是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年)敕修的永宁寺碑,另一座是宣德八年(1433年)的重修永宁寺碑,距此东北方三十步开外,便是早已倾颓的永宁寺旧址,寺前有一座辽代砖塔。光绪三十年(1904)两座碑被先运到海参崴博物馆,后又     

曾广依定安屠城原因初探

七十年代初期的大办农业运动中,广西田林定安曾挖出了九十八个大坛,每个坛中约装尸骨三至四具,共计有三千多人。同时还发现了一块石碑。碑名为《清故庚申罹害男妇老少众墓》碑文内容:“咸丰十年,发匪屠城,男妇老少□□□众。当时权收浅埋,日久牛马     

读阎锡山手令碑文有感

2004年6月中旬,我随本单位的考察团到山西平遥、太原等地参观调研。三晋大地上丰饶多彩的历史文物,自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说来奇怪,令我回忆起来仍兴趣昂然的却是在平遥县城看到的几块阎锡山手令碑。这些石碑制式稍有不同,但文字完全一致,均为:“省长兼督军阎示:贪官污吏劣绅土棍为人群之大害以法律的手续非除去他不可。”据同行的山西同事说,同样文字的石碑在其他地方还有不少。可见这句话一定是阎锡山的“名言”。对于这一“名言”,阎锡山这位“山西王”大概是颇有些自鸣得意的,否则不会令人刻石勒碑,广为流布;另一方面,这颇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