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荟萃

史籍记载,我国西域地区自古就是出产好马的地方,如龟兹(今新疆库车)出产的马被誉为“天骥龙麟”,焉耆马被称作“龙驹”,巴里坤马被称为“胭脂马”。而在众多的好马品种中,最被称道的还是出产于乌孙(今新疆伊犁一带)的“天马”——“西极马”。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西域乌孙马开始传入内地。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乌孙多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马。”张赛出使西域至乌孙国时,将汉朝皇室的诸多礼品赠送给乌孙王,乌孙王昆莫以“马数十匹报谢”。     

《天马图》

“天马”也称“禄马”。有史以来蒙古族就祭祀《天马图》。因为蒙古人的生产、生活、交通、征战等都离不开马。马,成为蒙古人最诚挚的朋友。故称蒙古人为“马背上的民族”。所以,蒙古人把马视为吉祥物。     

天马兮,今何在?

2000多年前,汉武帝一声赞叹,使乌孙马在史籍中留下了“天马”的美名。据《汉书·乌孙传》记载,当时“其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规摸不可谓不大。 作为乌孙国的游牧地,新疆伊犁就是天马的故乡。在巩乃斯草原、昭苏草原上随处可见的伊犁马,就是汉代天马的后裔。 伊犁马的形成,经历了漫长岁月,其间融入了多种外来马种的血液。自清代在伊犁兴办马政起,到新中国成立     

天山脚下赞天马

新疆八月,骄阳似火。天山脚下,牧草丰美。一匹匹骏马在这里或憩息或奔驰,蓝天绿野,衬出它们骁勇矫健的雄姿。它们,就是曾为汉武帝所喜爱、赐封的“天马”。两千多年前,“乌孙王以千匹马聘汉女”的故事就已载入《史记》。从那时起,“天马”就神话般流传在民间。而今,它们叫伊犁马。是来源于我国马匹宝库中四大原始马种之一--哈萨克马。经过哈萨克母马与奥尔洛夫马、布琼尼马、顿河马等优良品种杂交培育而     

“范格勒”简述

“范格勒”简述马有录［编者按：本文作者经过调查，将西北穆斯林中广为流传的４０位“范格勒”作了介貂。文中虽有一些富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神奇灵验的传说，但对研究西北伊斯兰教的早期传播及传教人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范格勒”、“固土布”、“卧里”是伊斯兰教的...     

汉代乌孙族的社会经济及政治制度

乌孙族原在敦煌祁连间时,已是匈奴西边小国,与匈奴、大月氏同俗.《史记·大宛列传》说:“乌孙……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大月氏……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这同俗,不仅包括生产的相同,也包括生活习俗的大致相同.乌孙族从河西及天山东部迁往伊犁河流域后,由于地理环境关系,仍然以游牧养畜业为主,《汉书·西域传》指出乌孙地区“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确实在乌孙族住牧的伊犁河地区,特别是天山山区的昭苏、特克斯、巩乃斯、尼勒克、巩留一带,今天依然是一片又一片镶嵌在山间的无垠草原和山上郁郁葱葱、苍翠蔬蕤的遮天松林以及长得齐腰深的各种禾本科、豆科的丰茂牧草.山区降水量平均在600毫米左右,天马的著名故乡昭苏盆地有些地区的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山区气候湿润,年平均气温较     

大宛和康居综考

大宛的位置,历来虽有若干异说,但多数学者认为应在今费尔干纳(Farghāna).今案:此说可信.盖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大宛位于乌孙西南、康居东南、大夏(大月氏)东北、捐毒与体循西北.而乌孙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康居在锡尔河、塔拉斯河流域,大夏(大月氏)在吐火罗斯坦,捐毒与休循分别在Kizil su河源头和Alal高原,断大宛的统治中心确为费尔干纳盆地.不仅如此,大宛疆域的四至也可大致     

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的形成与嬗变

在战国秦汉西南开发的特殊历史背景下 ,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发于战国后期 ,正式形成于西汉司马迁之《史记》。其标志为 :“西南夷”作为秦汉大一统国家疆域中“四夷”之一部的独立地位的确立 ,以及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 ,以巴蜀为中心划分“南夷”、“西夷”的民族分布布局基本理念和划分方法的形成。经东汉两晋的嬗变 ,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呈现出马、班 ,常璩 ,范晔三种明显有别的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周秦两汉西南区域民族地理观萌生、形成和嬗变的客观历程 ,历代史家区域民族地理划分方法和认识观念的形成 ,既客观反映了西南区域开发和民族融合 (华夏化 )的历史进程 ,亦反映了史家所处时代之现实需要和个人之史识、史观     

论嘉绒藏族土司祖源的四种文本及其文化特点

在嘉绒藏族土司的祖源问题上,嘉绒土司、苯教学者、藏传佛教僧侣以及中原史家这四方从各自的角度分别进行了解答,因而相应地产生了四种不同的历史文本,即:“琼乌卵生说”、“琼部东迁说”、“四(六)氏族说”和“皇帝册封说”.通过对这四类历史文本的解读,不仅可以厘清嘉绒土司与临近藏区和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而且从中也能反映出嘉绒地区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元素互相碰撞、融合、共存的历史文化特点.     

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小记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对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重要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以下简称“五星”织锦)。这件织锦绚丽的色彩、神奇的纹样以及激扬的文字和祥瑞的意蕴,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因此,它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藏语中的汉语借词

一、古汉语借词 206.bug-sug(《藏、拉、法字典》,第667页),紫苜蓿(Medicago sativa)。在拉达克(叶斯开),叫草木樨(Melilotus)。此为汉语buk-suk(mu-su)“苜蓿”的确当而古老的音译转写词,所指为一种原产于伊朗,由张骞从拔汗那(大宛)介     

泰山行

积攒了多年的盼望,泰山,竟是在夜间,在黑色面纱的笼罩下,神秘地出现在面前.临行前,朋友告诉我,走得快一点,还会看上壮丽而神奇的日出!我虽没有看到日出,却似进入了诗一般的境界.凌晨三点多,轰鸣的汽车在漆黑夜幕中不知转了多少个弯,停在了一个还算宽敞的小广场.灯光下,一块大牌子上现出三个红色大字:中天门.哪还分得出东南西北,只得随着喧闹的游人依山     

小月氏和尉迟氏(上)

一大月氏被匈奴驱迫西迁时,其中一部分遗留在今甘肃省西部,寄居于南山羌。“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史记卷一二三·大宛传》,在《汉书卷九六上》也可以看到相同内容的记载,仅:在“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一段     

奄蔡、阿兰考

奄蔡和阿兰,一般认为应即西史所见Aorsi和Alani。兹结合中西记载,对有关问题略作考述。 一 《史记·大宛列传》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汉书·西域传》所载略同。所谓“在康居西北     

神性与人性的对话——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之比较

藏族和古希腊关于人类起源神话都反映了“神造人”的世界性母题,体现了早期先民们对自身起源之谜的大胆探索,充满了神奇瑰丽的想象和创造精神;另外,二者都揭示了劳动与人类产生之间的密切关系,透露出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作为不同文化的产物,藏族人类起源神话带有最素朴的唯物色彩,但已有后期佛教思想明显改造的痕迹,其“善”与“恶”对立统一的二元论思想构成了藏族文化哲学思维的基础;古希腊人类起源神话带有强烈的抗争精神,其精髓是西方“渎神”精神、悲剧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升华。     

瑶山“参天树”

峰峦叠嶂的都庞岭下,有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千家峒。峒内,有一个人,被群众称为瑶乡山寨的“参天树”。他就是全国劳动模范湖南省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大远村党支部书记唐树树。树树原本叫“树生”,因出生在一棵树下而得名。他自幼跟着爷爷,在一片高大翠绿的树林里度过了金色的童年。大炼钢铁那年月,山上的树开始变小了,变没了。爷爷也就随着那一棵棵树去了。爷爷临终的那天傍晚,把他唤到身边,右手吃力地往上划,“树”……树……真是造孽啊……”爷爷就这样呻吟着离开了人世。从此,他便叫“树树”了。树就像命根子似地牵着他的心。 1965年春,25岁的树树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农     

试论“五溪蛮地”在楚国中的战略地位

<正> “五溪”在战国时期属楚,为楚之黔中地。这块鲜为人知的“蛮夷之乡”,却在这一时期以“黔中”之名出现于世,令人瞩目。为能引起学术界注意,特撰小文,以砖引玉。一、“五溪”是黔中的腹心之地楚“黔中”,位于楚国的西南边陲,与巴蜀、濮越为邻。秦灭巴蜀后,又与秦接壤。其大体方位应是清楚的。至于它的具体区域,史家记述虽很模糊,但“五溪”始终都在其范围     

一个武术传人的康庄大道

黄达型算不上都市人,时至今日,他的事业也主要在乡里。但“人都是有志向的,我的志向是光大民族武术”,“是男儿,应常思有为于天下”,“我们应当面向国人,而不是面向狭隘的本民族”之类颇有些格言色彩的话语却时常被他挂在嘴边,使某些终日碌碌无为的正宗的都市人都因此汗颜。所以在这我们将其“提拔”到都市,让大家看看这位颇具神奇色彩的武术传人的康庄大道。 (一) 黄达型祖上上溯六代都是常德、益阳一带颇有名气的武师,当地迄今仍然流传着许多关于黄家先辈仗义行侠的传奇故事。1963 年出生的他,从小聪颖异常,臂力出奇的大,8、9 岁时…     

“羌”(()):青藏高原的骨系血亲氏族——以语言学视角探古羌人渊源

汉文史籍记载中的古羌人种属繁多,后人关于其起源的研究多以“西方牧羊人也”之表意为基调.本文从语言学的视角,探讨了“羌”记音的可能性.通过分析对比“羌”(())在汉、藏文中的含义和变化,认为象形文字甲骨文之“羌”在与青藏高原南下族群接触后被用来记音,后世史家在研究过程中则忽略了这一可能性.而古藏文中的“羌”(())即现代藏文的“仓”(()),意为“骨系血亲氏族”,不仅揭示了古羌人的渊源,还原了古羌人社会早期的发展状况,还在客观上解释了羌人何以种属繁多的根本原因.     

色彩与认知——以羌族的色彩词汇为例

17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对于色彩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视角:一是自然科学,二是社会科学,而歌德所挑起的牛顿色彩论的批判正是这两种视角的对立的反映,其后,在社会科学中随着认知语言学及认知人类学的发展,色彩语汇经沃尔夫(B.L.Whorf1897-1941)、康克林(H.C.Conklin)、博林(B.Berlin)及凯(P.Kay)诸人的研究的叠加,大致建立了基础色彩语汇BCT档案.然而,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如雅克布森(R.Jakobson 1896-1982)的功能论所揭示的那样,即便是同一语言,但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其使用的词汇也存在着差异,实际的羌语的色彩词汇的使用中,呈现出了复杂的样态,既不能以神圣·世俗的二元论分出不同的用法,也不能以冷·暖色调完成色彩的分类.在神圣的空间及时间中,羌语的色彩词汇“白、黑、红”与“白、黑、黄”与博林·凯的BCT一致,在世俗的时间及空间中也呈现出“白、黑、黄”构造.由于羌族文化中民俗信仰尚未能形成独立的制度化宗教,因而圣·俗的交叉,使得“黄”也进入了神圣的空间与时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