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与河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文章梳理了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基本特征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人类社会群体的整合,在一定层面上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为肃南县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历史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河西走廊自古至今人口流动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主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民族交融的真正内涵。     

算法权力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及其规制

在数字信息时代,引导和发挥算法权力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的积极功能,防范和消解其消极作用,是网络空间治理落实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实践中,算法权力主要通过基础的数据生成、主体的资本主导、手段的技术运作、对象的人为推动等作用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有效防范企业行为负外部性的影响及偏见或歧视的发生,更好地维护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在准确把握和严格遵循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从算法资本、算法技术和算法对象等方面加强对算法权力的规制,以有效应对网络空间中的风险与挑战。     

运河纽带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基于通州北运河流域的田野调查

在对运河漕运与商贸活动的共同参与中,随军定居通州北运河流域的回族民众基于行业分工,与汉族民众结成了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在外敌入侵、漕运中断的背景下,北运河沿岸回汉两族的互动交融从对运河漕运的共同参与转变为对侵略者的共同抵抗与危机关头的互助,回汉两族的关系也从原生形态的依赖与协作转变为对共同命运的承担。在继承运河遗产的当下,北运河沿岸的回汉两族将族际交往的规范内化,在实现文化共享的同时,以族际收养和族际通婚的方式推动着民族的交融,延续、丰富和发展着回汉两族互动交融的实践。     

从清代民族图志所载西南“土产”看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南地域广阔,环境复杂,气候温暖湿润,“土产”类型丰富多样,如优质木材、茶叶、生漆,以及大型家畜等。生息在当地的民族通过“土产”的交往,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交融,做到了区域民族间的整合。这些内容在清代民族图志《皇清职贡图》《黔南苗蛮图说》《夷人图说》“百苗图”中均有一定记载。结合方志、实录诸类资料,深化其研究,对于探讨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     

惯习延展、资本增殖和场域生成：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逻辑——基于对A省H市的调查

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规模和方式都呈现深刻变化,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契机。实践是惯习、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依托对A省H市的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发现,通过延展原有生计惯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易于立足城市,并建立社会组织和文化采借等方式实现资本增值,在动态过程中生成特有的实践逻辑。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场域下,惯习和资本异于布迪厄的理论,二者部分重叠和贯通,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隐秘和私人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城市居民共同生活体验和情感不断增加,为加强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独特的经验支撑和动力来源。     

守望相助：清代归绥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清代归化城、绥远城地区由于各民族的不断涌入,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生的局面。归绥地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经历接触、交流、重组和重塑,通过不断调整各自内在的结构以应对外来的影响,呈现出各民族间文化上交流互鉴,经济上相互依赖,生活上守望相助的局面。正是在这种交往交流交融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聚与合：近代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与启示

中国近代社会背景复杂,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人口迁移与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的形成;矛盾冲突与和谐友好并存,和谐是主流;各民族聚合力达到历史新高度三个方面。同时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近代广西各民族交错杂居,走向互嵌融居,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近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体现出“内聚中华”的共同心理素质,为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奠定心理基础;近代广西各民族共同抗敌体现出的团结合作精神,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从红水河流域蚂节看壮汉文化交融

蚂节是红水河流域壮族极具农耕色彩的节日。在壮族与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其文化要素与内涵不断丰富,壮族神器铜鼓与汉族神兽实现互通,壮族文化与道教文化得以互融,壮、汉民族以仪式为纽带“同祀共欢”。壮、汉民族通过“互鉴”的途径达成“共享”,从而实现彼此文化的交融。蚂节也因此发展成为整合壮汉民族关系的节日庆典。这一鲜活案例不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微观体现,而且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资源,对于从多维度探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所助益。     

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及其先民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融互动,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数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给当今中国和人类世界留下丰厚的遗产和启示。认真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内涵与逻辑依循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包括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综合交往观、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观和以普遍相融为归宿的世界交往观,它为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认知提供了一种解释性框架。基于此,就概念内涵而言,民族交往是以经济性互动为基础的民族全面交往,民族交流是以主体间性沟通为原则的民族双向交流,民族交融则是以共同性增进为导向的民族有序交融。就内在逻辑关系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族际普遍联系互动与民族关系动态演进中的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以民族交往为系统结构,以民族交流为系统过程,以民族交融为系统功能。就外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统一这三重逻辑关联。     

旅游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理论阐释和内在逻辑

以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厘清旅游和民族三交的关系层次对旅游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交互范畴的拓展价值。旅游和民族三交之间存在特定的关系内涵、关系逻辑和关系形态,旅游者异地构建“族际互动”促发多元主体身心发展和族际团结进步是其关系内涵;核心吸引、过程推进、场域支撑和人本理性构成多层次关系互动逻辑;族际主体间围绕族群文化和族际共有文化构建起旅游业态和日常民族三交的符号交互系统。文章据此提出了旅游与民族三交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具体路径,以期为旅游促进民族三交提供借鉴。     

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文章以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为典型个案,对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文章指出,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主要着眼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方便,双方并无明确的文化意识。其二,是在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汉藏民族双方为拉近距离、消弭隔阂和增加亲近感,主动建构或创造了一系列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同时也存在为增加彼此的共同性而主动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这些均是出于文化自觉的行为。文章认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不同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新加坡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分析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移民人口众多且民族结构复杂,各民族分块居住且隔阂较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张力明显。但新加坡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措施,有效地协调了各单元民族之间的关系、各单元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逐渐探索出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这一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党统领、政府推进;二是存异求同、多元一体;三是明确底线、厉行法治;四是因地制宜、注重实效;五是经济为先、多维并举。对新加坡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进行考察与分析,能够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提供借鉴,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亦有启发。     

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

中国作为“复杂共同体”,多民族交融共生,发展至今,实力日强。究其原因,文化的贡献不可低估。各族人民共同书写历史,交流互动,碰撞和亲,争做“正统”。以汉语汉字为代表的多种语言文字,或形声意相济,或约定俗成,音声表心,多体并存,互鉴互容。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互嵌的民族生态,形成了重叠共识的价值观,其核心是“三生无限”的兼和思想。厚德载物,由二生三,兼和相济,互补共生,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持续光大的思想和实践动力。     

晚清民国内地移民与新疆各族交往交流交融考察

晚清民国时期,内地移民与疆内各民族在生产场域中交往互助、交流互学;在社会生活场域中,各民族之间饮食服饰语言互相借鉴、日渐相近;在社会经济场域中,各族商民经贸交流相互依存、互利互惠;在社会文化场域中,各族群众共度节日庆典、共享庙会社火。虽因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存在着丧礼等文化差异,但内地移民和疆内各族人民相互包容、彼此扶助,共同建设新疆已呈不可逆转趋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新的高度,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     

“共同体”语义下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路径探赜

“共同体”是一种以共同关系为纽带联结形成的关系性存在,体现为相关人群和睦相处、平等互助、凝聚彼此的内生情感关系,其核心构成要素是关系理性、价值共识和情感归属。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是推动各民族开展社会交往、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本质与“共同体”的核心构成要素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关系,体现在：社会交往培植关系理性、文化交流增进价值共识、情感交融厚植情感归属。坚持从关系维度、价值维度和情感维度三个层面协调推进、有机统一,对于增进共同性、推进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的共同性：谷苞先生的民族学思想内核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新疆天山南北的农牧区社会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在前期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谷苞先生在关注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思想,进而将其用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关系;同时,谷苞先生认识到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形成的前提,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基础,这是谷苞先生最重要的民族学研究成果。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强,并对中华民族进行长时段的形塑。谷苞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理论,在当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资源与实践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