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资本批判及中国方案

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分支。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在资本逻辑驱使下呈现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生产与消费不适应以及资本全球性扩张引发的世界性生态危机等困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出发,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生态自然观、"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生态发展观、"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构建良好生态环境普惠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时代,加强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以紧抓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为关键,以依靠多元主体共治生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构建平等均衡的国际生态合作等为基本举措。     

陆海统筹视域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重构

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安全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地位极为重要,海洋环境问题的根源主要在陆地,统筹陆海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陆海环境保护两套法律体系相平行、分立,在制度设计、管制措施、标准要求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要从整体上解决我国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缺乏统筹协调的问题,就应重新定位和理顺陆海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建立以《环境保护法》为统领陆海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以各环境保护单行法包括海洋环境保护立法为重要组成部分,以相关行政法规为重要支撑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国家治理视域中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论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思想

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理念、标准、途径、抓手为内在理路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思想。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思想,扎实推进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探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工业文明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反思后,在新时期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生态环境系统性、整体性和相互联系的特征,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不发达状况,政府所具有的特殊权威性和强制力,决定了我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在职能定位、组织体系设置、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和地方政府间合作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偏差与不足,妨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从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优化生态环保组织体系、健全多主体参与的政府决策机制、完善区域生态环保治理合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     

“中国之治”的思想内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观

立足于国际经济政治发展的新格局,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治理格局与治理方案,“中国之治”其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实践价值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从价值理念重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持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整体性建构的视角解析“中国之治”的形成及其发展的思维路径和基本表现,提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建构思路的整体性,理清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建构思想,阐明基于整体建构观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策略与当代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三重逻辑

生态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态探索,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态呈现,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三重逻辑。从历史逻辑来看,生态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历时性跃升,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生态建设的内生性承继,也是对西方国家生态殖民路径的批判性超越。从理论逻辑来看,生态文明新形态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思辨性继承,也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的生态理论建构。从实践逻辑来看,实现生态文明不仅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世界人民解决全球环境危机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赓续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定向,加强科技创新的内生驱动,以筑牢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国内基础;另一方面要以全球生态经济建设、全球生态治理、全球生态正义等手段来推进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国际基础,共同推进生态文明新形态构建走深走实。     

生态现代化建设：时代背景、制约因素与推进策略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生态环境治理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发展理念以来，中国已经在多元层面上数次提到建设生态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问题。总体看来，全球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挑战是中国推动生态现代化的主要动因。当前，中国生态现代化进程尚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生态问题在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只有将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入到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逐步扩大生态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和文化宣传、建立常态化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行政文化的生态转型、推动绿色科技的不断创新，才能真正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国家生态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行动指南,其内在逻辑体系蕴含鲜明的时代特性和理论特质,主要融于生态文明民生论、生态文明兴衰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工程论、生态文明生产力论、生态文明法治论和生态共赢全球论中。从其逻辑发展脉络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源起于对国内外生态文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孕育于个人价值与家国情怀有机统一的生动实践、展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实践的全过程、旨归于引领世界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发展进程,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中国的守正创新和历史飞跃,为国际社会推进生态治理和人类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生态智慧。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保障

我国虽然已初步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海洋生态建设的立法中存在海洋生态保护缺乏、新兴海洋产业的立法不足、管理部门职能交叉问题严重、区域合作法律制度不完善、海洋生态损害补偿依据不足、缺乏海岸线保护方面的规定等问题.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急需通过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加强海洋管理机构的组织立法、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救济法律制度等的相关立法来予以解决.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制度的构建

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着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是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根本保障和理论基础。当前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面临的主要诘难与挑战是微观具体生态文明制度的严重缺失。基于邓小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们应深刻反思微观具体生态文明制度的缺失,并从科学的绿色政绩考评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创新制度、生态文明建设的市场机制、生态文明建设的公众参与制度等方面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论新时代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就应在党的领导下科学推进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新时代推进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客观需要,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在界定"生态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生态治理现状,指出当前中国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最后提出突破困境的逻辑进路:加强主体建设,不断激发生态治理主体的活力;完善制度体系,大力推进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打造智慧生态,努力实现生态治理技术的现代化;深化体制改革,消除生态治理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优化评估体系,以促进生态治理评估方法的现代化;明晰减碳目标,逐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重塑善治：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

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乡村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乡村治、国家兴,能否实现善治既关乎乡村自身稳定发展,更关乎国家长治久安。新时代,重塑善治构成了乡村治理的主要逻辑,而要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关键在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需要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标的,不断提升治理效能。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构与实现的过程中围绕治理体制、治理制度、治理人才、治理文化和治理模式却存在着实然与应然之间的矛盾,已成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的瓶颈。消解矛盾、突破瓶颈需要;优化责权配置,强化乡村治理整体效能;提升共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协调治理格局;培育治理人才,加大乡村治理人才供给力度;拓展文化空间,加快新时代乡村文明建设;简化治理层级,建设数字乡村实现精准治理——从而真正建构起新的善治格局,全面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逻辑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认识、价值和实践关系,建构了一套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逻辑体系。其世界观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生态文明”“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的根本性问题;价值观包含绿色发展、生态民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理念,勾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方法论强调要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发展理念与制度建设、治标与治本、总体谋划与久久为功、重点突破与系统治理、自主贡献与共同行动的关系。     

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但又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社会问题。把生态文明建设落实于制度建设,标志着生态文明建设从注重理念、理论建设发展到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目标既要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又要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三大类型的制度:第一类属于政府监管性制度;第二类是以市场主体交易的形式来实施的制度;第三类属于救济性制度。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途径是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各种制度;理顺生态文明建设管理机构之间的关系;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试点实践。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格局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内在地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及取得的成果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具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具有十分突出的世界格局。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我国生态文明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性生态文明,也是贯穿于“五位一体”总布局之中的整体性生态文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格局集中体现为,它是倡导并践行“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生态文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下,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既是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内在动力,又是全方位推进“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所在。     

福建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选择

福建作为中国第一个省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生态建设方面具有良好生态系统、政策与人文环境也具有优势,也取得了生态治理的显著成效.但是随着当代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福建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承载量有限等"瓶颈",严重困扰福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福建需要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增强生态环保意识;优化产业结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挥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构建生态文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文明法制与机制建设,以推进福建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从反思到重塑: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完善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具有正当性。多年来,我国环境资源立法取得很大成就,但依然存在立法工作不协调、不适应以及法律缺失、法律修改与解释工作跟不上等问题。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应当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指导思想,结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在环境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修复、自然资源保护与违法责任追究等方面制定立法新方案,并总结立法经验,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改进立法工作方法,为全面提高环境资源立法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出新贡献。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从“制度陷阱”到“制度红利”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通过从政府、市场、公众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发现生态文明制度尚没有达到优化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遭遇重重陷阱。对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创新生态文明政府管治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市场化推进途径、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制度,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释放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红利"。     

包容性治理:生态公共治理变革新向度

包容性治理理念的提出,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环境之间一系列不协调问题的积极回应。当前我国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治理模式存在排斥与冲突等重重困境,包容性治理与生态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契合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以包容心态对待多元思维,构建生态治理多元利益主体双向互动与合作共治网络,构建政府包容性绿色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的理论诠释与立法回应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是指将前者融入后者的立法、执法、司法与守法各环节,既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与相得益彰。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生态文明法律制度间的"共生"渊源、"共时"机缘以及"互补"效应,共生理论、共时性理论以及法律与道德互补关系理论均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态文明法律制度既需从立法技术与立法限度两方面进行方法规制,也需从概括性融入立法目的、耦合性融入法律原则与转化性融入法律规则三个层面进行立法探索,希冀丰富与发展环境法治的内容以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