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的重塑：以新疆北部牧区为例

21世纪以来,新疆北部牧区牧民在非农产业务工就业和进入城镇生活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半农（牧）半工”的生计模式,进而促成牧区社会进入后定居时代。调查发现,定居后牧民面临着农牧业生产边际效益下降与草原生态环境快速退化双重暴露的困境,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从平衡走向了失衡。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及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下,新疆北部牧区牧民生计方式持续调整和优化,为重塑牧民与草原生态环境关系创造了新的机遇。因此,应持续优化牧民生计方式,推动新疆北部牧区走绿色发展之路,最终实现牧民与草原的和谐共生。     

由匕到箸:青海湖牧区历史演进中的饮食、餐具及文化共同体

极地高寒的青海湖周围是天然的草原,牧业生计和草原饮食是其社会标签和文化符号,但其并非固定不变。在千年的历史演进中,环湖地区族群不断演变,牧民食物从奶、肉、青稞炒面到蔬菜、水果,饮食种类日多;进餐工具由手到匕,由匕到箸,食具日益丰富。牧民的定居和合食制的兴起,以及饺子、面条、炒菜等端上餐桌,使筷子成为牧区最主要的进餐工具。环湖地区和边疆牧民融入筷子文化圈,表征着中华文化符号在牧区社会的弥漫以及牧区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在游牧与农耕之间:新疆定居游牧民自然观与环境态度的变迁

游牧民的自然观与环境态度以"顺应自然"为核心,蕴藏于生计与生活方式、资源管理体系、禁忌与习俗之中,是维系人与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影响因子。定居后,牧民自然观与环境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成为草原生态环境与牧区经济双重边缘化的重要诱因。牧民也根据国家政策与发展理念的变化调整自然观与环境态度,将其与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话语相融合,为重新平衡与草原生态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基础。     

昔日牛背春秋 今朝居有定所 青海藏区30万牧民安居乐业

不论在 江河源头、昆 仑山区,还是 在柴达木盆 地、青海湖 畔,昔日年年 流动漂泊的 牛毛帐篷部 落,如今变成 了稳定的小 集镇,酥油灯 换成了电灯。 青海已有５万 多户、３０万藏族牧民结束了牛背春秋的生活,实现了人有房,畜有圈,草场有围栏,定居点学校、医院、兽医站配套。 青海牧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６％。长期以来,全省８万多户藏族牧民,星星点点地散居在５亿亩草原的牛毛帐篷里。 因牧民没有配套定居的场所,形成了牛羊跟著草山转,牧民跟著牛羊转,小孩跟著大人转的游牧漂泊生活,严重地影响了牧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     

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生计转型与心理适应——以青海智格日村为个案

智格日村是三江源地区的一个生态移民村。该村牧民在搬迁前从事畜牧业,并经历从游牧到村子大草场围牧,再到分草场后在自家草场围牧的变化,主要依靠牛羊获取生活物资。生态移民搬迁后,由于禁牧和轮牧政策的实施,牧民开始种植蔬菜、打零工、开商店、从事客货运等。在此背景下,尽管村民们很怀念以前的畜牧生计,但目前基本适应了各种新型生计,并且积极创造条件,使自己更好地适应新的生计方式。而对于由生计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智格日村移民表现出了复杂的心理情感和适应状态。智格日村移民生计转型和心理适应状况的民族志呈现有助于进一步夯实人类学的跨文化适应模式研究基础。     

一个“成功"游牧民定居工程背后的资源困境

游牧民定居工程被视为改变牧区靠天养牧、加速牧区现代化和城镇化的重要举措而广泛实施。 游牧民定居工程迅速且深刻地改变着草原牧区的自然、社会及经济形态,同时也改变了人与自然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作用时空尺度。 在“成功冶的定居点,牧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且对天然草场的利用减少;但是,对比相邻的村庄发现,其“成功冶的关键在于有足够的外部资源输入,包括草场、农田和地下水等。 而从区域的生态环境来看,这种“成功冶模式并不符合当地干旱地区的生态特征,有可能造成更大范围内的生态破坏。 因此,游牧民定居工程应该从区域生态特征出发,对类似“成功冶模板的推广更加谨慎。     

草原产权变动在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反应与影响——以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为例

在对新疆哈萨克牧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围绕着草原产权的“质”变过程,探究其质变后在基层牧区社会的反应,并分析其对牧业生产及牧民带来的影响。基于此,指出草场承包开启了牧区草原产权制度改革的正确方向,但同时要关照到牧区的传统文化以及草场资源时空分布的异质性特点,只有对其加以创新和完善才会更有利于促进牧区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内涵、目标及改革重点——基于《资本论》土地所有权理论

牧区草场因其特殊性,实行“三权分置”不能完全照搬农地经验。基于《资本论》的土地所有权理论,运用从具体到抽象的分析方法,在分析我国牧区草场资源特性的基础上,探讨与之匹配的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安排形式,阐述我国牧区草场“三权分置”从法律权属关系上的草场产权权利分解到所有制基础上的产权关系、再到其特有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三个层级内涵,指出了其超越交换价值追求的多重目标导向,包括以草场要素市场化带动畜牧业现代化、实现牧区草场效益共创共享的持续性、保障牧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经济社会转型等,提出要以明晰集体所有权、牧民承包权、资本所有者经营权三权边界作为改革重点来提升牧区草场“三权分置”制度绩效的改革思路。     

甘肃牧区牧民定居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护

在西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由牧民定居而导致的草原退化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甘肃省牧民定居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但仍存在诸多问题。调查资料表明:目前所采取的一些定居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草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牧民定居过程中,只重视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视了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改变传统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从根本上解决牧民定居问题的有效途径。     

外来者经济活动与草原退化 ———内蒙古乌尔苏木的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机制正逐步渗透进牧区,各种经济活动在牧区的展开,加剧了草原退化现象。文章通过乌尔苏木的实地调查,发现外来者以“偷挖药材”,“买卖草场”,找牧民“代养牛羊”等行为,进一步汲取了牧区的生态资源。草原生态正被纳入到一个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中,成为“资源”和“商品”被过度掠夺。转型时期的市场化缺少适当的规范,是造成草原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生计困境与草原环境压力下的牧民? ——来自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新疆一个牧业连队的实地调查,发现导致当地草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因素是多样的,其中既有自然环境变化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下很多定居牧民因生计转型不成功而陷入贫困,牧民生计方式的转变和市场意识的增强使牧民的本土知识和护生价值观逐渐丧失。自然环境的变化,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贫困和传统生态文化的缺失这四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当地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     

定居化后藏族牧区教育、家庭及社区面临的新困境——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牧民定居"政策在藏族牧区实施以来,极大地改善了牧区基础教育的面貌和条件,为牧民子女入校就读,接受现代学校教育提供了方便,牧区基础教育呈现非常喜人的局面。然而牧民定居毕竟是一项系统工程,定居后的牧民群体面临着诸多的适应问题,由于现代知识的匮乏、城市生存技能的缺少,很多定居牧民逐渐成为新一代的城市游民,牧民家长的生存问题自然威胁和影响到在校子女的学习和教育,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本文通过对甘肃省玛曲县寄宿制藏族小学及所属社区、家庭状况的调查分析,反映"牧民定居"这一特殊条件下藏族牧区基础教育的现状及面临的困境,以期更多专业研究人士和相关职能部门及社会各界对此课题的高度重视和有效探讨。     

新疆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对比分析

游牧定居已成为各牧区的发展趋势。该文通过入户访谈法、层次分析法对霍城县牧民集中定居与插花定居效应进行对比评价,得出集中定居和插花定居均有较好的经济效益,集中定居的社会效应高于插花定居,插花定居生态效益高于集中定居;提出通过减轻牧民自筹资金压力,加强迁出地生态保护等措施,为霍城县牧民定居工程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在中国农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牧区也仿效农区,逐步推行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双权一制"为基本内涵的"草畜双承包"制度。就时间次序看,这一外部输入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对农牧区生产能力有一个短期的释放,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脱嵌于社会与自然,突出表现为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等"三牧"问题。文章对国内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对内蒙古牧区的调研,认为牧区生态的脆弱性、牧业生产组织的互助性、牧区草场内生的弱可分性,使得草原产权具有家庭层次的不可分性。因此,需要讨论以家庭为基础的明晰产权制度在牧区的适用性。基于资源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基本判定,需要在认识牧区"共有资源","公益性"和"公用性"特征的基础上,寻求一种"私地共管"基础上的"合作共管"机制,通过"赋权"、"赋能"等市场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的努力,促进牧区的再组织化;采纳"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或许会成为缓解"三牧"问题有效途径。     

城镇化进程中的牧民群体及其有序返乡——内蒙古东部N嘎查的实地研究

在牧区城镇化进程中,随着返乡牧民日益增加,在牧区正在形成以"半工半牧"为主要生计模式的新社会群体,本研究将其称为"牧工"。"半工半牧"的生计模式以及"牧工"群体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牧区衰落引发的社会问题,有助于推动进城牧民有序返乡。但实践中由于资金缺乏等原因,返乡牧民未能将打工经济转变为创业经济,生活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因此,应通过牧区金融服务的进一步支持和完善,以及畜牧业生产方式的集约化、合作化和组织化经营对这些返乡牧民进行产业扶持,在激发其主体能动性的基础上,推动返乡牧民积极参与牧区现代化建设和乡村振兴。     

“三牧”问题的制度逻辑——中国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研究

在中国农区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下,牧区也仿效农区,逐步推行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双权一制”为基本内涵的“草畜双承包”制度.就时间次序看,这一外部输入式的产权制度改革,一方面对农牧区生产能力有一个短期的释放,另一方面却导致了市场脱嵌于社会与自然,突出表现为牧区生态退化、牧业成本攀升、牧民生计困难等“三牧”问题.文章对国内草场管理与产权制度变迁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结合对内蒙古牧区的调研,认为牧区生态的脆弱性、牧业生产组织的互助性、牧区草场内生的弱可分性,使得草原产权具有家庭层次的不可分性.因此,需要讨论以家庭为基础的明晰产权制度在牧区的适用性.基于资源属性和不可分性的基本判定,需要在认识牧区“共有资源”,“公益性”和“公用性”特征的基础上,寻求一种“私地共管”基础上的“合作共管”机制,通过“赋权”、“赋能”等市场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的努力,促进牧区的再组织化;采纳“多中心、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或许会成为缓解“三牧”问题有效途径.     

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甘南为例

牧区的非平衡发展是产业选择的直接后果。由于定居规模与产业发展的相关性依旧不明晰,造成了区域内各项社会经济改革的滞后。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关联度、牧区经济系统的回归模型、牧区产业发展决策等定量分析表明：现有牧区经济模式下,政府在产业选择方面的控制力强于市场因素;现有牧区产业发展依赖人口规模与第一产业的程度较高,但社会整体效益非最优;甘南州牧民定居规模应当保持适度规模,长期来看,最优模式应加大第三产业投入,通过扩大牧区劳动力市场规模来实现人口定居规模的扩大。     

四川牧民定居后的增收路径探析

［摘要］四川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已近尾声，目前大多数牧民已住进定居房，定居点的公共设施有了极大改善，道路、水电、广播、电视、通讯等硬件支撑基本都能满足定居牧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定居后的产业发展是实现牧民“定得下，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 的关键，由于牧区先天区位劣势、传统观念落后、传统产业转型慢等因素制约，牧民缺乏增收致富的渠道，增收难问题突出，这是定居点当前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思考

在边境牧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中,牧区的草原生态建设是重中之重,退耕还草、草原修复等都涉及到牧民的日常生活、生计民生和可持续发展。边境牧区的地理特征、区位特点、民族成分、宗教信仰等都是影响边境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因素。通过对边境牧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进程中的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民族文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等几个方面的调研,结果表明:要实现边境牧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应该适当改扩这一区域的生产基础设施、增加草料的供应;适当增加中小型的企业,增加牧民就业的岗位;强化党员干部依法行政观念,主动为地方牧民提供公共服务,将政府工作"一言堂"改为政府、社会和牧民齐心协力共谋可持续发展;想方设法留住牧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步推进禁牧与生态保护。     

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以新源县那拉提镇为例

针对新疆实施哈萨克游牧民定居工程过程中仍存在的牧民生态意识不强、垦草开矿、超载放牧、过度发展旅游业等现象,指出哈萨克游牧民族定居工程建设发挥着草原生产和生态的双重功能作用,提出应转变牧民传统的思想观念,激发定居牧民生态意识的自主性,为牧民定居和生态草原建设提供行动准则和法制约束等措施。旨在构建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定居与生态草原建设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取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的积极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