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他者：民族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及认识论转变

“他者”和“自我”截然二元视角下生产的经典民族志在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思潮中饱受批评。当人类学进入认识论危机时,众多学者通过转变文本组织形式与突出研究者主体的方式来呈现他者,但这些尝试在传统二元主义的认识论下并未成功。作为文化人类学的认识对象,对他者的关注和阐释贯穿着民族学发展的全阶段。而在目前的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中,对于他者的研究在突破二元主义的基础上进入对存在的关注层面,民族志由描述“既定他者”向探讨“成为他者”的过程转变。因此梳理民族学研究对象——“他者”的制造过程、对“他者”研究的视角变化能够让我们在理解民族学学科本身时有所获益。     

翻译与跨文化——解读(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翻译经过、发现与意义(上)

提倡多元文化发展涉及跨语言交流,需要翻译;涉及跨学科交流,需要文化翻译;涉及跨文化交流,需要跨文化研究。上世纪的很多翻译工作侧重跨语言翻译,但翻译中国故事类型却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而中西学者在各自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传统中编制中国故事类型,及其产生的理论与方法的对话和争论,则是一种跨文化研究,艾伯华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围绕它展开的多国学术讨论,正是这种个案。此个案告诉我们,从翻译到跨文化研究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要信息互通、伦理互守、文化互见、学术互动和方法互补。时下大力提倡跨文化研究,解读这个个案,总结前人的经验,有助于缩短从翻译到跨文化研究的距离,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共同繁荣。     

由丧葬仪礼到文化变化接受的比较研究

一、文化比较的角度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文化比较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愿望与需要，它可以从文化现象的显著差异及独特性背后找出文化的规律及共同要素，进而说明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所采定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通常而言，以利用同类现象或事物，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进行深度分析较为常见。鉴此，本文以“文化型式”（culturtype）中最为基本的单位“文化特质”（。ulturetrait）作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和透视圈。在此必需说明的是：“文化型式”和“文化特质”有着异彩纷呈的表现形式。既便如此，它们仍游七在…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人类学与“我们的人类学”

欧洲人类学曾以三个世界来形塑其研究的地理视野,包括古典世界、欧洲民俗世界及原始人的世界。中国人类学也有过依照三个世界来圈定认识范围的阶段,其面貌与欧洲人类学的三个世界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三圈说”的提出,一方面与西学有关,是西方“古典时代”人类学观的转化版;另一方面它与我们所处的文明有关,是为了整理人类学之“国故”而提出的。当下,三个世界的视野对于人类学思想体系的生成和再生成仍旧是有积极作用的,它使我们能够把自我与他者都放在世界之中,能够同时展开田野工作的凝视与“世界学”的环顾,避免以民族志为方式反复制造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     

翻译与跨文化——解读(德)艾伯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翻译经过、发现与意义(下)

提倡多元文化发展,涉及跨语言交流,需要翻译;涉及跨学科交流,需要文化翻译;涉及跨文化交流,需要跨文化研究。上世纪的很多翻译工作侧重跨语言翻译,但翻译中国故事类型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而中西学者在各自社会文化环境和学术传统中编制中国故事类型,及其产生的理论与方法的对话和争论,则是一种跨文化研究。艾伯华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与围绕它展开的多国学术讨论,正是这种个案。此个案告诉我们,从翻译到跨文化研究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要信息互通、伦理互守、文化互见、学术互动和方法互补。时下大力提倡跨文化研究,解读这个个案,总结前人的经验,有助于缩短从翻译到跨文化研究的距离,促进多元文化的相互了解与共同繁荣。     

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批评

本文探讨了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以及回归本土的人类学研究等范式的文化批评传统。人类学研究在“异域 /本土”之间的跨越或回归 ,人类学家具有了一种宏阔的跨文化视野 ,发现了世界上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 ,与此同时 ,西方人通过异文化反观自身 ,认识到自身文明的诸多缺陷     

流动的味觉观：迁居彝人的饮食通感、“家乡”体验与记忆认同

受人类学理论的“感官转向”“物质转向”等交叉影响,饮食人类学研究更加关注到食物怎样在跨地区、跨文化和跨民族交流中积极塑造个体或群体的身份、信仰、健康,乃至整个社群的结构转型等问题。通过对离开故乡、迁居外地的彝人的饮食个案研究,重点探讨民族传统饮食与社会记忆如何在流动语境中创造出一种由饮食通感锁定的“味觉观”。对流动的味觉观的民族志研究可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由饮食文化引出的文化建构、族群边界、文化审美、道德区分等问题。     

英汉壮思维器官跨语言文化比较

思维是人类具有的共同能力之一。不同的民族运用不同的身体器官来思维和表达情感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对这些文化差异的认知,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层面做具体的分析比较获得。就思维器官跨语言文化比较角度而言,英语民族倾向于用脑智"mind"(脑),汉族倾向于用心智"heart"(心),而壮族则倾向于用喉智"hoz"(throat喉咙,即用喉咙思维和表达情感)。通过跨语言文化比较,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化差异及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理解,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     

世界各国关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等词的用法

一、因国而异的学术名称当前,在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中,使用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等名称,含义相近或相似,一般不易分辨,尤其对门外汉来说,这些名称往往使人迷惑不解。而且,关于这些学科的分类法和命名法,常常由于国家的不同或学者的不同而又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最近美国对这些名称的用法。“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这个名称,原来是美国创造的。现在,美国作为这个学术领域的中心,其分类法已为世界各国学者广泛接受。     

试论表述危机之后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

人类学本体论转向产生自对表述危机的批评，这种转向从哲学层面上看，是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即在认识论层面不存在不可互译的概念图式或语言，但在“实体”或“本体论”层面会有差异性。这一脉络沿着格尔茨解释人类和戴维森哲学对表述危机的批评，最终走向反表征主义的本体论。从人类学研究看，是民族志形态的转变，这种说法包括从研究者转向研究对象及研究区域形态，走向地志学研究。这一脉络沿着实验民族志对表述危机的反应，最终走向重视“实体”的本体论。本体论贯穿了研究对象到研究者文本到对象的过程，以情境化理解的手段实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认识。     

浅析蒙汉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从文化差异的角度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由于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翻译障碍即可译性限度问题是突出并值得深入探讨的.因此本文从微观角度探讨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通过对几个方面进行比较来说明可译性限度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解决好可译性限度问题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英汉文化差异对词汇翻译的影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包含着大量的词汇.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词汇的翻译是和文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词汇翻译活动体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揭示了文化差异存在的可译性.本文着重分析了英汉文化的几方面差异以及其对词汇翻译的影响.     

田野中“何物存在”——以人类学实在观为焦点

无论表现如何不同,人类学最主要的目的是形成关于对象文化的认识.与其他学科相比,人类学认识的特殊性在于它以田野作业为基础.田野作业的基础性使人类学研究的经验性与实证性得到充分强调,与此同时,也可能让研究者陷入未经反思的实在论承诺,以致忽视必不可少的认识论考量.不幸的是,这一倾向在目前的人类学界仍然很普遍.在此背景下,本文借田野中"何物存在"这个问题引出关于人类学实在观的讨论,在田野作业的方法论情境中审视实在论的困局和不可避免的建构性,进而从理论的维度反现人类学表层实在、深层实在、关系实在和解构实在四种实在现的变更脉络,为人类学实在现的建构与反思创造必要的认识论语境.     

迈向田野的书法人类学——基于书法与人类学相互看的新跨界

迈向田野的书法人类学,其认识论的前提便是寻求人的相互看。因此,需要从人的相互看的相互性视角的理解出发去看待书法的存在及其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这实质就是一种在田野之中感受或体会到的书法的存在。书法的书写,其根本而言是基于人的媒介物书写能力的体现,其沟通性的价值在社会与文化的整体性关联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人的这种书写能力表达的背后,书写有着一种从神圣性到纯粹信息传递的转化过程,由此带动当下时代书写的大众化趋向的发生。而书写大众化潮流的发展确实给予了书法人类学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字如其人”观念以新的理解。对于迈向田野的人类学而言,现代世界的文化转型大背景显然成为书写与书法新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参照,而一种新跨界的书法理解由此而得以发生。     

语言的文化变体与比较——对比语言学理论的讨论和实践

在多元文化时代,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通过汉俄在语言、文化上的差异的比较,深刻地理解不同民族语言的文化层面,进而从不同角度、不同途径探索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深层含义,找出不同言语产物在文化上的等值,以达到交际的目的.     

分隔、弥合与异化——西方人类学对于人与物关系的探讨

从人类学对于物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人类学不同理论学派对于人(subject)与物(object)关系的认知/理解有差异。早期物作为人类社会的附属物/生产物,作为一种主体之外的客体存在,是一种分离的物;马林诺夫斯基时期的库拉圈研究,象征着财富、社会地位的贝壳在库拉圈中的流动构建出人的整体社会特征,此时的物即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认识论的人文转变,象征主义兴起,在借助物的符号意义来阐释人类深层结构的人类学研究时期,物"消失"在主体的意义构建之下;20世纪80年代之后,物的主体性凸显,传统的物进入现代世俗世界,对物的认知转向物与主体相融的阶段,而后愈走愈远,进入到消费之物与物化之人的异化阶段和多元主体的本体论探讨阶段,尝试对自然和文化范畴本身进行理解,而避开主客体之间存在的认识中介。本文从认识论的视角梳理西方人类学对物的研究的历程后,认为这一研究的根本是人对于本体/客体、人类社会/自然世界等知识的重构以及认知途径的不断探索与反思,所呈现出来的碎片化的知识地图恰是后现代西方社会理论认知的真实反映。     

对话的人类学:关于“理解之理解”

韦伯(M.Weber)界定社会学是一门关于理解的科学,并试图建立理解社会行动的意义和经验的一般化过程。纵观人类学思想史,尤其是后来的解释学派继承了韦伯的衣钵,人类学也被定位于一种建立理解"他者"的学问。学习他者的世界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其成果形式是可供理解和分析的民族志。但问题是,在理解他者的世界之后,作为人类学家,还必须用人类学的解释呈现他(她)所理解的他者世界。这个再现他者文化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理解他者之理解"的知识性再生产的过程。从文化的解释学(如格尔茨的"深描"当地人的意义系统的民族志)到20世纪末开始的反思主义,人们发现,这种理解还涉及针对理解的道德判断及其针对自我的理解,问题直指知识的公共性与共建问题。它已经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他者观。此时人们已经不能将解释性理解还原到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那么人类学的理解何以可能?它的主体又将是什么?     

“物”的人类学研究

物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始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物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标识来分析社会演进的阶序.此后不同学派出于论证、分析的需要,各自阐释物及物背后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隐喻,本文从物与社会演进与象征符号的角度,对人类学关于物的研究谱系进行部分的梳理,论述人类学在以"物"为研究对象时的方法论与认识论.     

回归人物的人类学研究——从“人生史”想到的

无人化的人类学“(这门学科)在科学中历史最短、抱负最大”.②从特罗布里恩德岛回来后,1936年马凌诺斯基(B.Malinowski)的新作《文化论》问世,开篇他如是评论了人类学.马氏的宣告自有道理,话音未落,他已经给人类学给出了解释——这是一门决心以研究人类为己任的学科.研究人类!这意味着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涵盖一切与人有关的事物,包括制度、精神和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在分工日益细化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这样的追求难免让人觉得无的放矢、含混不清,以至于不切实际,难道其他学科不研究人类吗?不仅如此,其他学科的目标似乎既明确,又具备操作性,相比之下,人类学的研究更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