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路径探索

小农户家庭经营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农业经营形式,而且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大国小农”的格局不会改变,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定是基于小农家庭经营基础上的现代化。在小农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还面临“技术设施瓶颈”“组织瓶颈”和“人才瓶颈”亟待破解,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可以为小农家庭经营注入新的活力,将农业改造成有较高收益的产业,使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路径。我国应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加快构建与信息化相适应的农业经营组织,加快培养新型农民,探索出一条基于“互联网+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的新路径。     

农业经营主体分化:价值取向及其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冲击下,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分化,依据经营价值取向,可划分四类经济主体,即“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体系。通过比较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效益,发现占主要比例的“留守农业”和“中农”是粮食安全的坚实保障,也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双向流动秩序提供经济基础。家庭农场是农业经营效益最佳的生产方式,也是返乡农民创业致富的途径之一,其经营者是新型农业价值观的承载者。农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天然地具有排挤小农的取向。出于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小农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而予以保护。     

小农制与东亚现代化模式──对台湾地区和韩国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制度的考察

本文考察５０年代初到７０年代末台湾、南朝鲜经济转型时期的小农制度，重点探讨当代小农制的几个基本特点：资产阶级政权取代地主，取得了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在小农制的框架内，发展导向的威权主义政权与农民结成一定程度的同盟，同盟的实质是政府对农村的控制。小农制下地权的平均化和政权对农民与农村社会控制的强化，是现代化的东亚模式与拉丁美洲的官僚成权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区别。将近３０年间台、韩农业部有比较突出的增长。增长的主要因素一是自耕小农不计薪酬的家内劳动力投入，一是政权从投资、信贷、农业科学技术推广诸方面对小农的扶持。小农以其产品、资金和劳动力对高速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贡献的主要渠道不是市场，而是政府通过实物税、随赋征购、压低农产品价格等政策与措施直接从农民“榨取”资本。     

在WTO环境下台湾小农户转型策略与做法

本文利用 Michael E.Porter之竞争五力观念 ,评估台湾小农户提升竞争力之各种可行策略 ,并针对小农之优、劣势提出在 WTO环境下 ,小农转型的途径与做法 ,研究显示小农户应发挥“小而美、小而省、小而快”之功能 ,结合文化、休闲与生态资源 ,并争取台湾民众对本土农业的认同与支持 ,则台湾农业将可持续生存与发展。     

都市里的小农:城市郊区“农民农”现象及其成因——基于上海浦东Z镇的实证分析

农民农是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它与郊区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地农村人口大量非农就业密切相关,农民农一般以家庭为经营单位,具有较强的专业分工并深受市场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化都市小农。郊区农民农的存在反映了小农强大的生命力,也表明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水平的不足,农业产业化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育,决定了都市郊区农村农民农是成为农业产业工人,还是都市小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我国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

改造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内容,虽然建国后通过合作化道路,个体农民经济被改造成集体经济,然而这种集体经济的生产方式仍然是落后的小农生产方式集合,并未成为真正的现代化大农业生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不仅把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置于新条件背景之下,同时也使我国小农生产方式改造思路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而使我国特色的小农生产方式改造道路理论得以最终形成。     

中国式农民工的社会性质——以农民工的身份转换为切入点

中国式农民工有着“半结构化”的身份,他们是农民,却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以“挣钱”、“过日子”等本土概念进行测量分析,试图呈现出中国式农民工身份转换的困境,以此为基础来展开对于农民工社会性质的讨论。结论是,工业文明想要把农民工规训为“结构人”,而工业文明却没有给与农民工相应的权利意识和社会保障基础,农民工在承受工业风险的时候退回到了小农逻辑。最终,农民工无法完成身份转化,他们还要固守着以小农逻辑为基础的“过日子”：在小农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寻找到最有利于自身的结合点,以完成小农家庭的再生产。中国式农民工特殊的社会性质使得他们成为继农业、农村、农民之后的“第四农问题”。     

小农格局下的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阐述与国际镜鉴

基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内涵、小农生产格局下中国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面临短板的理论阐述，针对性梳理日本、韩国等典型小农国家提升农业发展质量的国际经验。研究表明，保障供给、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体系完善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小农生产格局下，生产效率低、成本高、品质和环保水平差等固有不足，使中国农业距离实现高质量发展尚存一定差距。提出中国可借鉴日韩两国推进结构改革、健全社会化服务、强化科技创新、推进产业融合、造就新型农民队伍、推动绿色转型和夯实“软实力”的典型经验，以立足小农、服务小农、强化小农为政策主线，促进人、地、资金等关键要素的整合与流动，不断强化种业创新和装备创新，推动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绿色转型，同时注重将增强“软实力”作为提升“硬实力”的有效补充。     

生存有道:基于“家庭本位”的多元化小农生计结构——来自黔东南W侗寨的田野考察

随着我国农业转型和家计模式的变迁,W侗寨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出现了新的行为逻辑,其生计结构呈现了以“家庭本位”为基础的多元化趋势,具体表现为种植水稻、稻田养鱼、异地务农(砍甘蔗)、割松油、种松茯苓、种植油菜等。农民充分利用生产智慧运筹时间、安排劳作,最大限度地将农业生产时间与生计来源相契合。W侗寨人的家庭经济行为兼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特征。“目的理性”反映了寨民秉持“勤劳”经济态度并竭尽全力积累家庭财富;“价值理性”反映了寨民家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体现在寨民的家庭伦理责任、村寨社会认同和集体归属感等方面。     

基于CFD的双层混合涡轮式搅拌器优化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 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台湾的“农会”发展与组织

50余年来 ,台湾“农会”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农会”不仅协助台湾有关方面推行农业政策 ,提供满足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与农村文化所需的各种服务 ,同时透过“农会”的教育训练 ,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与技术水平 ,促进了农民政治与社会移动性的提升 ,“农会”对台湾农业与总体经济发展确实贡献卓著。本文主要说明台湾的“农会”组织协助台湾有关方面辅导农民发展农业之经验 ,以供参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根本问题——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搞社会主义,在农民占多数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广大农村,必须发展集体经济、走合作化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发展集体经济,坚持集体道路,实现共同富裕,是我国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道路,也是全面建设小康农村、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在我国的广大农村,没有集体经济的家庭承包经营,只能是“农户小规模经营”,实质上是小农个体经济。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小农个体经济是没有出路的。     

“过密化”论质疑──以盛泽为例的个案实证研究

美国加州大学的黄宗智教授通过对１３５０—１９８０年长江三角洲乡村经济的研究，提出了“过密化”（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理论，认为由小农家庭手工业支持的商品化并不能导致近代化，因为它不带来单位工作日报酬的增加。本文以盛泽为个案，详细剖析了当地以丝织业为主业的小农经济，它较之传统农业带来了更高的单位工作日报酬，从而对“过密化”论的普适性提出了质疑。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消费策略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家庭再生产与城镇化目标相绑定,带来家庭消费方式的变迁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农民家庭普遍面临着消费扩张而支付能力有限的困境。对此,农民家庭采取透支性消费、保留一部分农业“自给经济”以及代际“两栖”消费等消费策略,通过最大限度地调配家庭资源,甚至是透支家庭资源,得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家庭再生产。当前农民家庭消费以透支为主要特点,这种消费模式在促进城镇化率提升和宏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蕴藏着不良社会后果。基于此,扩大内需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刺激农民消费需求,而在于提升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     

重思赞米亚区域的稻作与社会——物种间民族志角度的观察

在被斯科特重新界定后包含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山地的“赞米亚”地区,不仅人群之间界限模糊、不断混杂,稻作也表现与常见的集约型水田农业明显不同的一面。本文通过水稻、陆稻和块根类作物的比较,对本区域农业生产逻辑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以往认为分属两种生产体系的稻作农业和山地游耕农业存在某种一致性:缺少田间管理,不提倡用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追求高产,都看重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多样性的食物。不仅是从事游耕的居民在逃离统治,赞米亚地区经营稻作的农民也有与低地政权关系疏远的一面。斯科特对于边陲地区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解还有不足,本研究可以对其将稻作和块根种植分别视为“服从农业”和“逃跑农业”的基础论断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挑战。     

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对农民家庭 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镇化对农民家庭生计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基于中西部地区农民以家乡县 城为空间场域的就业和城镇化实践的经验调研,从农民家庭生计转型及其分化视角,立足农 民家庭及其主体能动性,考察农民县域城镇化实践对家庭生计和就业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 机制.研究发现,在农户分化的背景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发展,为离农户创造 了更多就业机会空间,促进了城镇化目标的完成;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发展模式,没 有为“半工半耕”农户提供稳定和充分的非农就业机会,增加了进城农民就业和家庭消费负 担,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纯农户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县域城镇化发展促进其 农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及农业收益的增加,但是也增加了家庭经济的消费负担.欠发达地区 城镇化发展应立足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原则,促进工业化、城镇化以及城乡之间协调发 展,改善农民生计质量.     

清代回族农牧业经济概论

自元明以来，农牧业就是整个回族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回族因而同汉族一样也成了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民族”①。延至清代，回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特征更加明显，更加完善。与元明两代相比，回族农业经济已十分成熟，不仅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而且在农业经营活动的分布地区、经营方式、耕作技术、农产品种类和产量、生产关系等方面也都有着突破性的进展。（一）清代“是回族人口分布得更广、更分散的重要时期”②，与此相适应，回族的农业经营活动除了仍然主要地分布在我国西北的陕、甘、宁、青，华北的晋、冀、鲁、豫，华东和华南的江、…     

我国北部地区保护性耕作问题研究

保护性耕作作为一种新的耕作模式，对我国北部农业的健康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保护性耕作技术经过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大力推广，已显现出非常广阔的前景。对我国北部地区实施保护性耕作的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中国农村的“老人农业”及其社会功能北大核心CSSCI

“老人农业”是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农业生产形态,也是具有结构性意义的社会现象。对“老人农业”的理解不能仅做整体性概括,也需要深度刻画其经营形式和发生机理,并以此延展其社会功能的多重面向。实践经验证明不同年龄的农村老人,其农业经营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老人依据劳动力水平和老年生活的变化,不断调整农业种植的内容和方式,以适应漫长的衰老周期。“老人农业”具有家庭经济性和社会合理性,其以土地家庭承包制为制度基础,是农民家庭基于发展目标配置劳动力的必然选择,也是小农生产对现代农业体系的适应性结果。“老人农业”具有丰富的社会功能:在灵活经营的基础上,农村老人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水平,合理延长自我养老的时间,适度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并依托农业劳动而产生本体性价值。“老人农业”的发生机制和社会功能表明,农村老人仍具有相对较强的农业生产能力,能够维持一定的农业生产效率,并立体化地满足自身的多种社会需求。因此,现阶段中国农地制度和农业现代化的演进走向仍要以农民主体和农民问题为核心,保障农民的土地经营权,并为农业活动提供基础且便利的生产条件,进而才能保证老年农民具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