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人口较少民族“同源共母”神话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在各种文化样式中有着多样的艺术表现。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往往会把多民族同源母题作为展现民族关系的创作元素。同源母题神话通过“同”与“异”的叙述,包含了各民族对“他族”的认可,也包含了对“自我”在多民族关系中的定位,同时强调各民族“和而不同”,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各民族关系,以及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生活意愿,是建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石。深入挖掘同源神话中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有利于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城镇化进程中四川藏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问题研究

城镇化进程中四川藏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状态总体较好,但亦存在一些突出情况:女性居民交往交流交融状态好于男性,各族居民对族际通婚的接纳度明显偏低,较高文化层次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状态要优于低文化居民的状态,未婚居民的交往交流交融状态总体上要好于已婚居民。基于此,提出工作建议思考:一是,从优势视角理论切入,实施“青年女性”新居民工程;二是,以社区教育为抓手,实施“两学一做”新市民提升计划;三是,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发展理论,建立健全“身—心—灵—社”四位一体的嵌入体制机制;四是,试行混居福利房政策,适时适地推进“多民族混居社区”建设。     

新加坡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分析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移民人口众多且民族结构复杂,各民族分块居住且隔阂较深,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张力明显。但新加坡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措施,有效地协调了各单元民族之间的关系、各单元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逐渐探索出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这一模式具有鲜明的特色,主要表现为：一是政党统领、政府推进;二是存异求同、多元一体;三是明确底线、厉行法治;四是因地制宜、注重实效;五是经济为先、多维并举。对新加坡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模式进行考察与分析,能够为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提供借鉴,对新时代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亦有启发。     

民族间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探析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的趋势,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了相关论述,指明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正确道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深入解读,发现其更深层的含义,即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同时结合了当前形势及相关理论,进行探析。     

三江并流地区傈僳族贝饰文化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傈僳族贝饰,是傈僳族的重要民族文化符号。素有“无贝饰,非傈僳”的说法。本文通过对怒江、澜沧江与金沙江三江并流地区傈僳族贝饰的来源与制作、传承与流动、世俗性与神圣性功能进行展示,旨在呈现傈僳族贝饰文化中所蕴含的“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便无傈僳族繁衍生息”的傈僳族生存逻辑与智慧。     

政治现代化视野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析论

国家政治建设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现代政治内涵。从政治哲学角度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种三维政治存在,第一维是规范性交往交流交融,第二维是制度性交往交流交融,第三维是其他政治实践中的交往交流交融。三者具有形而上、形而中和形而下的内在逻辑关系,形成政治价值理念—政治制度—政治实践的逻辑闭环。规范性交往交流交融,表现为各民族要内化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之价值,远景表现为各民族要为未来的民族融合、人类大解放努力奋斗。制度性交往交流交融,以前述规范为前提,表现为各民族在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交往交流交融,这是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共建伟大祖国的正式制度过程。其他政治实践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表现为各族人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大解放,共同参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以及共建中华民族大家庭。     

历史上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是其中重要一员。自远古开始,藏族就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汉、羌、彝、蒙、回、苗、纳西等多个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藏族先民广泛地融合了长江上游多民族的文明,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原文明。考古已经证实,同黄河上游流域一样,长江上游流域的远古人群是青藏高原上藏族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借助长江上游水网,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寻找有利于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历史发展态势。     

关于“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思考——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体会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是做好新时期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会议提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本文针对系统地论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来源以及学术界的不同争论,根据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指出正确认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交往：“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起点——兼及武陵地区民俗类国家级非遗交往功能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交往”范畴,立足于哲学人类学思维范式的应用,重视日常生活化“接地气”的交往功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的落脚点在“交”,即“相互交汇,有所接触”的“交往”。这样通过“民族群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日常生活的应用理解,阐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的核心要义及其逻辑起点。风俗习惯在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中产生与传承,直接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活动。重庆国家级民俗类非遗的秀山花灯,当代以来舞台化精品打造历史经验收获不少,但我们可能更应注意的是其民间交往功能存在的问题,政府主导的秀山花灯春节“跳花灯”习俗活动,成为本地“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民间文化交往功能重要载体,有助于美丽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愿景的达成。     

论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

甘肃藏区地处藏彝走廊之北和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就是各民族往来交流的重要走廊。文章分别从语言、通婚、生活习俗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认为甘肃藏区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团结的总趋势,但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也明显不同。通过分析研究,文章认为,进一步推动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在于打破乡村的传统封闭性。     

聚与合：近代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与启示

中国近代社会背景复杂,广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主要体现在人口迁移与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的形成;矛盾冲突与和谐友好并存,和谐是主流;各民族聚合力达到历史新高度三个方面。同时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借鉴：近代广西各民族交错杂居,走向互嵌融居,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近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体现出“内聚中华”的共同心理素质,为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奠定心理基础;近代广西各民族共同抗敌体现出的团结合作精神,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视域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内涵与逻辑依循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包括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综合交往观、以主体间性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观和以普遍相融为归宿的世界交往观,它为深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概念认知提供了一种解释性框架。基于此,就概念内涵而言,民族交往是以经济性互动为基础的民族全面交往,民族交流是以主体间性沟通为原则的民族双向交流,民族交融则是以共同性增进为导向的民族有序交融。就内在逻辑关系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族际普遍联系互动与民族关系动态演进中的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以民族交往为系统结构,以民族交流为系统过程,以民族交融为系统功能。就外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存在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个体性与集体性的统一这三重逻辑关联。     

从清代民族图志所载西南“土产”看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西南地域广阔,环境复杂,气候温暖湿润,“土产”类型丰富多样,如优质木材、茶叶、生漆,以及大型家畜等。生息在当地的民族通过“土产”的交往,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交融,做到了区域民族间的整合。这些内容在清代民族图志《皇清职贡图》《黔南苗蛮图说》《夷人图说》“百苗图”中均有一定记载。结合方志、实录诸类资料,深化其研究,对于探讨西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价值。     

系统论视域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内涵、结构样态与理论特质

在深刻内涵方面,民族交往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形式,强调交往的强度与广度;民族交流是民族关系的交际内容,强调交流的精度与深度;民族交融是民族关系的交际效果,强调交融的效度与限度。在结构样态方面,有本体结构、外延结构和总体结构之分。其中,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间的协同与共生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本体结构;空间、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方面全方位嵌入的联结与整合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外延结构;以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为统领的“1+2+3+4+5”上下贯通的衔接与联动形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系统的总体结构。在理论特质方面,主要包含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和层次性等四个方面,这为更好地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一个空间社会学的视角

数字技术社会化已经使传统意义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将在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发生巨大改变。从空间社会学理论视角来看,在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空间生产要注重三方面的建设:物质空间的生产要基于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民族经济交往;符号空间的生产要注重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交流;精神空间的生产要强调数字技术社会化进程中的民族精神交融。因此,在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的支持下,可以找到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路径,以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局面,达成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及经验启示

广西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居住环境、生产方式、文化形态、婚姻形态不断发展进步,构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被誉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深入探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及经验启示,不仅有助于广西继续发挥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带动作用,也将为全国各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借鉴。     

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