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变化的表现、影响与优化

压力型体制从弹性化走向刚性化的运作变化是对随着当代政治实践发展而衍生的新的地方政府运作特征的总结概括,它的变化集中体现为运作过程技术化、硬性指标过密化、考核方式综合化和监督问责跨级化。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是中央加强对地方控制的产物,职责同构、属地管理、党政体制和政治伦理作为支撑结构构成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生成的具体实践进路。尽管压力型体制运作刚性化有利于增强上级组织动员能力、提升基层治理规范程度、提高基层政策执行成效,但是这一变化也导致乡镇权责失衡不断加重、拼凑应对逻辑日益盛行、干部避责行为滋生蔓延。对此,需要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目标引领下,构建"常规事情常规做""、上级责任上级担"与"公共事务公共督"的优化路径,不断调试横向党政关系、纵向府际关系与外部政社关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继续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转变。     

村干部视域中的村民自治:成效、问题与思考——四川省部分农村村干部关于村民自治评价的调查报告

在对四川省部分农村村干部关于村民自治评价态度的调查中,村干部多持以下观点: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事务难办的主要因素是村集体缺乏资金;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选举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首先是选民投票率低;农业税取消之后的乡村关系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非像学界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村组织因不再履行征税的任务而减少了行政职能,成为自治组织;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这两个职位分设是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的.针对上述情况,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更好地促进村民自治.     

陪伴式治理：乡村振兴中干部驻村的逻辑与回归

干部驻村是党领导基层治理的一种重要工作机制。基于“引领性—主体性”二元分析框架可以看出,驻村干部在既定时间内完成驻村任务的程度,取决于以朝夕相处为特征的陪伴式治理成效。若要实现陪伴式治理的理想成效,离不开驻村干部引领性和村民主体性的充分发挥以及二者整体合力的塑造。从陪伴式治理的驻村工作机制看,驻村干部只有借助融入机制、引导机制、参与机制以及培育机制,在完成自身从嵌入到融入转变的同时,充分激活和培育村民的主体性,才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此同时,驻村干部在陪伴引领村民开展乡村振兴的具体工作时,要始终注意自身的角色定位,是引导而不是主导,是参与而不是代替;要始终注意驻村工作的核心价值是激活内生发展而不是依靠外生增长。唯有如此,驻村干部才能更好助力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     

当代中国政党与国家关系模式的重构:比较的视野

从比较政党体制的视野来看,中国先是在民国初期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形成了共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其后国民党以党治国,形成了典型的外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党的一元化领导不断强化,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仍属于一种外生型政党一国家关系模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     

重新认识村民自治的政治意义

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普遍实施20多年来,正在、并且将不断地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村委会干部直选对选举制度的影响;村民自治后的乡村关系对中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的影响;村级党组织“两票制”对党内民主的影响。可以预见,村民自治的实践和创新将会对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借鉴。     

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在深刻认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趋势和城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本文围绕乡村产权、资金、人才与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在评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农"工作制度性建设的基础上,针对城乡融合发展面临体制机制障碍、农村集体产权缺乏完善制度保障、涉农资金管理体制机制性问题凸显、乡村振兴人才缺乏培育引进使用机制等制约乡村振兴的制度性障碍,提出要在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全面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和强化农村人才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强化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企业高管团队组织与领导行为关系研究

企业科学组建高管团队是组织管理的核心问题,这是超越了英雄式、家长式领导等依赖个人魅力和能力的传统范式.本研究探索了高管团队组成特征与高管团队决策参与、开放沟通和团队合作等行为整合过程的关系,发现团队领导者的分享式领导会弱化团队规模和异质性对行为整合的负向效应,控制式领导会强化团队人口特征异质性对行为整合的负向效应.研究结果提示,我国组织未来的领导风格需要从上下控制型向团队分享型过渡.     

深度嵌合:乡域政治中的精英互动——以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

该文以发生在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探索在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国家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双重精英和以地方能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叙事性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乡域政治中各精英主体深度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通过体制、权力、文化和关系等共同运作...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从正式治理者到非正式治理者——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自明清至1949年,在乡村治理中宗族体现出"正式治理者"的角色特征。而自1949年至1978年间,宗族则演变为"非正式影响者"角色,即从正式变成了非正式,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从治理者变成了影响者。宗族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传统权力已丧失合法性,既不能直接作为治理者实施管理行为,也不能对精英选拔政策产生影响。它们所能发挥作用的,一是影响村民日常生活,二是通过对村社区权力分配的非正式争夺,通过对村干部工作的支持或配合与否,来影响上级对管理精英的选任、影响村干部的治理行为。影响宗族角色变迁最重要、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即国家宏观环境与体制的变化。     

红色区域内乡村社会变迁的思考——以川陕边苏区为例

红色区域内的乡村社会研究 ,在中国大陆目前几乎是一个空白。近代以来 ,乡村问题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曾经做出过很大的努力。但历史已经证明 ,国民党所实行过的“乡村自治”以及保甲制度的回归 ,没有给中国的广大乡村社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反而使其在更加无序的基础上存在 ;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尽管在形式上彻底地改变了几千年乡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关系 ,但由于苏维埃政权是一种战时体制 ,决定了它的主要目的是应付战争和争取生存环境 ,因此也不具备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体制机能     

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路

当前学界关于乡村关系的讨论,要么局限于制度文本,要么局限于区域经验,而缺少比较的视角。本文认为,决定乡村关系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即村庄自主生产价值的能力、村干部可以调用资源的状况和乡村财政状况,正是这三个因素决定了乡村关系的区域差异。本文在对以上三个因素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乡村关系的弱乡强村、强乡弱村、强乡强村等多类型模式,从而将对乡村关系的研究下沉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比较层面。对乡村关系的研究应该到现实的农村实践中去理解乡村关系展开的过程,其中包括村民自治的影响。而研究首先是要理解村民自治制度究竟是如何影响乡村关系的过程与机制,这种过程与机制在不同区域展开的差异,以及在多大比重上村民自治形成了乡村关系,和在多大程度上村民自治并没有触及到乡村社会的内部,而仅仅是乡村关系水面上的一层油。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社会等级制度与乡村财政危机

本文从社会等级制度的视角 ,在历史和现实的纵横关系中综合分析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财政危机 ,认为造成乡村财政危机的一般原因是 :等级制度、资源分配不均、人口增长、就业压力、机构膨胀和税费增长刚性 ;特殊原因是 :体制、战略、政策和等级市场 ;提出乡村财政危机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是 :社会等级制度下的财富分配不均与财税分配不均 ,在高等级阶层的人口增长与就业周期压力下 ,所形成的税费负担超过乡村经济的正常承载能力 ,导致乡村财政危机 ;解释了“黄宗羲定律”形成的一般原因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基层党支部建设路径探析——基于刘庄村实践的再思考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的新部署和新要求。农村基层党支部是农村的领导核心,新时期加强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对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基层党支部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主要原因在于支部成员党性修养缺失,制度保障不完备、监督力度不足。农村基层党支部要坚持党的领导做到心中有党、坚持群众路线做到心中有民、坚持实事求是做到心中有责、坚持家风建设做到心中有戒。以河南省新乡市刘庄村史来贺领导的基层党支部为例,总结其强化自身建设的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国各地基层党支部加强自身建设提供参考价值。     

论人民公社体制的组织意义

文章对人民公社的组织意义作了探讨。认为公社体制是将农村个体经济地组织起来,通过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进行控制的机制。公社体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特点是社区政权化,社会国家化,虽然保证了国家的强控制,但也牺牲了乡村的自治,造成了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介入。公社体制下国家对社会的强烈控制,造成了乡村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停滞和混乱,因此,其解体也是必然的     

乡贤回归还是治村困境：富人返乡竞选村干部行为之逻辑分析

富人返乡竞选村干部日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或是带来“新乡贤”回归的正效应,抑或是陷入“富人治村”困境的负效应,给乡村治理带来了多种可能结果。文章在“行为—结构—制度”框架下深入探究这种行为背后的原因,主要分为行为动机、社会结构和政府政策层面三重原因。在此基础上,要从引导身份转型、村社道德规范和党政体制制约三种思路入手,探寻如何优化返乡富人成为村干部后的治村行为之策略,为现实乡村基层治理提供实践指导。     

困厄与出路：乡村治理与新农村建设

治理作为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运用到中国,必须与中国国情相契合,也就是说必须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社会的治理.中国治理的困境主要存在于农村建设的管理与自治、村干部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以及村民的分散经营与集体认同的三对悖论中.为此,需要重整国家政府、基层政权与乡村的利益,并大力发展乡村集体经济.     

对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思考——绩效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和税费改革的进行,压在中国乡村基层组织(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身上原有的沉重工作压力不断减轻.与此同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原有历史欠账基础上不足程度进一步增大,形成"一减一增"的现象,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不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进入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