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解释学理论看文学翻译

许渊冲先生在翻译研究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优势竞赛论.这一主张曾引起翻译界的争议.本文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论证,认为优势竞赛论应作为文学翻译的最高目标.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译界，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本文试图从伽氏的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

在西方解释学史上,伽达默尔的重大理论贡献既在于完成了从作为技艺学和方法论解释学向哲学解释学的转变,更在于实现了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飞跃,使解释学与实践哲学获得了真正的统一,在解释学基础上推动了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历史悠久的实践哲学的重新接续和复兴重建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落脚点,也是其全部解释学思想一以贯之的中心线索,同样是西方解释学的最新发展形态。对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实践哲学的内在关系及其实践哲学的定位作出鲜明的基本判断,指明"以善本身为目的的反思"为己任的实践哲学是伽达默尔解释学理论运思的主题,这是当代解释学研究的一项重大论题。     

翻译理解的哲学解释学阐释

成见、效果历史、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的三大原则。翻译活动中出现的成见的限度、理解不可还原对象、理解不可穷尽对象等问题,可以从哲学解释学的原则与范式中找到解答方法。这样,可以促进翻译活动的动态操作性,并解释传统翻译观中难以解决的种种矛盾。     

从伽达默尔解释学看文学翻译标准

两千多年来,传统的翻译标准一直坚持忠实的原则,即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中通过对理解和解释的哲学分析,表明作者的原意根本不存在,而且新意义也在不断地生成,从而证明忠实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文学翻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哲学解释学到实践哲学——试析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型

从哲学解释学到实践哲学 ,是伽达默尔哲学思想的第二次转型。这次转型与第一次转型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与哈贝马斯等人的论战是促成这次转型的重要契机 ;实践智慧则是这次转型的牵引者     

略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突破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理论创新在于,他通过开放“理解和解释”的内涵,扩张“文本或本文”的外延,实现了其后现代解释学在理论上对传统解释学的积极突破。尤其将语言引入哲学和解释学,赋予语言和理解、解释以本体论的意义,强调历史传统在现实人们的处境及视域中融合创新,敢于肯定历史偏见的历史地位与价值,这是很富于时代人文积极创意的。但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无视理解、解释的客观实在性基础,淡化理解、解释的实践性矛盾斗争,漠视理解、解释的正当性与非正当性的原则区分及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原则差异,这是必须清醒加以批评鉴别的。     

伽达默尔与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意义

作为"显学"的解释学的世界性传播同样得到了中国哲学界的积极响应,集中表现在力图"创建中国解释学"和将作为一种方法论的解释学运用于中国经典的理解和诠释上。但学界普遍认识和研究不足的是,作为解释学的当代最新形态——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既是一种本体意义上的解释学,从根本上说,更是实践哲学,而恰恰是在这种存在论和实践论意义上的解释学才真正能够赋予中国哲学以新的思想生命力和理论特色。能否从悠久与丰富的解释史中提升创建出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以及立足于实践哲学来审视中国思想智慧,确立中西对话与融通真正"交合域"(mutual fusion horizon),推动中国哲学现代复兴和扩大世界性影响,可谓是中国哲学的解释学效应问题所蕴含的真正实质与意义所在。     

论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语言观

解释学的发展始终与语言问题相关。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认为 ,人是语言的存在物 ,语言是理解的普遍媒介 ,理解中的视界融合就是一个解释者和本文之间无穷的语言游戏过程。语言的本体论意义意味着对生活世界的重新确认。伽达默尔由此展开了对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和实证科学方法的批判 ,显示了哲学解释学的文化哲学意蕴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其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红楼梦》两英译本为例

伽达默尔提出的解释学的三大哲学原则,即"理解的历史性"、"视域融合"、"效果历史",对文学翻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历史误读、文化过滤、重译等现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学翻译是对文本重新解释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同一文本在不同译者的笔下会有不同的译本。名著重译正是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对文学翻译的积极贡献。     

现代阐释学语境下斯坦纳的翻译观——兼谈译者主体性

简述斯坦纳论翻译的阐释学的四大主体内容: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即斯坦纳的译者主体观.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形而上学

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形而上学遭到了现当代哲学的深度解构和尖锐批判。形而上学命运问题在极端的激进型后现代主义浪潮下开始朝着既坚持形而上学又变革形而上学的路向展开探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就是这种探讨的鲜明表现,解释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它就是要从根本上关注人类精神的普遍性和总体性问题,要阐述和创造出人类理性的最普遍的世界意义。但是,解释学的形而上学又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建立在理论理性基础上以知识本质为思路的所谓客观的形而上学,它是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对话,强调理解意义的普遍性和共同性,突出理解之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意义。     

诠释学视角中翻译标准的变迁

现代诠释学主要围绕解释过程中涉及到的＂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展开,各个流派强调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从而使翻译研究也经历着一次次视角的转变。从对作者原意的不懈追求到考虑读者的感受,对译者主体性的张扬,之后又落实到文本分析,最为明显的转变体现在对翻译标准的影响上。以作者原意为圭臬的传统＂忠实＂、＂等值＂的翻译标准,到崇尚个性差异的多元化标准,翻译标准在一步步走向宽容、多元。     

翻译标准相对性的哲学诠释学观

从诠释学角度看,翻译的本质是解释。文本的开放性和译者的历史性共同导致了翻译过程和结果具有解释性。但这并不否定翻译标准,相反文本的确定性和译者视域中公共视域的存在决定解释应有度。这一度动态而开放,进而决定了翻译标准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性正是以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辩证思想为基础的。     

诠释学与神学的对话:伽达默尔诠释学的贡献

基督宗教核心教义“因信称义”的神学思考在天主教与基督教长期论辩与对话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分歧,藉助于伽达默尔诠释学得到启发与观照。伽达默尔诠释学以“游戏”概念超越传统主客对立的观点,把“了解”过程视为主客交织的,可以解决天主教与基督教因着主客二分架构而来的分歧,并且重新解读信仰为一种“投入性参与”,当人忘我地投入相信时,不再是全然主观,亦非全然客观,而且是“创造性再现”。     

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佛经的汉译

翻译是理解与解释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话语、两种不同文化之间 的对话。自汉代佛经翻译开始，中国古代翻译事业由文化征服走向文化交流。东汉时期，佛 经翻译受制于译者对两种不同语言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的低下以及语言文化的隔膜，译经多为 “弃文存质”的直译；魏晋时期，佛经翻译家注意迎合中国本土的知识背景和学术思潮，译 经多为“滞文格义”的意译；东晋二秦时期，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空间性和时 间性上彰明翻译的阐释学性质，鸠摩罗什注意到佛经“有意味的形式”，对已有旧译佛经进 行了语言和意义的双重正谬和双重诠释。隋唐时期，彦琮的“八备”和玄奘的“五不翻”， 标志着翻译理论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宋代赞宁的“六例”是佛经翻译理论和实践最完满的总 结。汉译佛经改变了印度佛经的原生态，使之以中国人理解的并经中国人解释过的方式成为 世界佛教的宝藏。     

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考辨

“历史性”问题通常被后现代文化思潮所遮蔽,也不为当代文化研究话语所重视.新历史主义提倡历史性的回归,关注文学文本的历史情境和传播过程,建构文学活动和活态历史的文化诗学.针对文化诗学视域中的“历史性”问题,通过考察“历史性”作为视域行动的阐释意识、作为阐释立场的研究价值,以及作为效果历史的理论空间,同时梳理文化诗学的阐释经验和观念误区,反思当下“历史性”话语的批评范式和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