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本文概要地阐述晚清士绅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士绅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20世纪初年在清朝新政与宪政背景下的演变,导致这一群体的分化与重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晚清士绅群体的动态对这一阶段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士绅在清末新政与宪政中的广泛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掌握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经济设施的士绅自身的近代化程度有限,也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乡村社会的衰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

过去对废除科举制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是否有利于清季政治改革这一层面,较少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观察问题,尤其缺少从乡村社会演变的角度来考查科举废除的影响.基于社会史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科举制的废除对乡村社会的消极影响,如乡村社会精荚--士绅阶层的消失及由此造成的社会整合能力的削弱,乡村社会治理与发展的受阻,乡村社会文化生态平衡的破坏,乡村教育的衰败,城乡之间逐渐分离等,客观而深入地探讨和评价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影响.     

论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及其成因

鸦片战争后 ,由于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宗教侵略 ,激化了晚清的社会矛盾 ,加速了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 ,使乡村社会呈现出全面的危机。探讨晚清乡村社会的变化及其成因 ,对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晚清庐州士绅与传统文化的复建与传承

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社会阶层,晚清庐州士绅群体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结合密切,士绅阶层在经历了整体实力壮大后文化权力张扬,积极投身地方文化建设,并将儒学传承与文化传播相结合,实际承担了基层社会传统文化承续与传播的历史使命,在晚清社会文化秩序的塑造与维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

晚清时期的绅商群体，并不能像不少论者所认定的那样，笼统看成是中国近代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考察了该群体的历史形成，并通过对清末绅商群体社会构成的类型分析，揭示了传统绅商、正在演变中的绅商与新兴都市资产阶级化的绅商之间区别及不均衡分布。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

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为权力祈祷什么? ———评卜正民著《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

新近翻译成为汉语出版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的旧著《为权力祈祷》应该说是以实际的历史材料去印证既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两元区分的欧美政治学模式的典范性研究。其以晚明地方士绅捐赠佛寺活动为其分析的核心,最终落实在“国家与社会分离”这样的既有分析套路上去,因而,终于还是没有能够跳出西方中心的历史撰述模式,自己为自己系了个套子,钻不出来。这种西方中心的历史撰述根本是把“国家与社会分离开”当作基本的以及既成事实的分析框架,并因为西方大哲哈贝马斯对于西方社会自中世纪以来“公共领域”的成长的经典分析而推波助澜地…     

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

官绅合治是中国地方行政的常态。19世纪中期以前,清代绅士一般不担任地方政府职务,他们只是给州县官提供咨询,进行协助,州县官掌握着对基层社会的主控权;咸丰初年,在太平天国迅猛发展的情况下,清政府在全国大规模地兴办团练。绅士通过团练组织,扩大团练的社会功能,由幕后走向了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体。清末新政时期,办理地方自治,使大批绅士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由非正式权力变为正式权力,绅士不仅已完全控制基层社会,并且正式进入州县政府机构。     

晚清县级以下基层政权对地方社会的监控

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文章就此考察县以下行政政权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政权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地方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政权.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政权,到晚清时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地方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相反,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基层政权,成为晚清地方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政权逐渐萎缩.     

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广东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通览此次起义，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然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三、善后措施之不足：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     

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

在清代北方乡约行政组织化过程中,绅衿富民垄断乡约首事选举的状况逐渐被打破,但绅衿富民仍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乡约.为了避免出现绅衿富民把持乡约的局面,官府又限制绅衿富民对乡约事务的干预,以便维持乡村政治生态的平衡.这说明清代北方官办乡约与绅衿富民的关系受官府的影响很大,也说明清代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得到了加强.     

从天命史观向社会进化史观的过渡--论清代学人为中国社会自我演变所做的史观准备

由“公羊学”所宣扬的天命史观,是将社会的变化视为天道运行“副本”的观念。它既宣扬“君权天授”,又承认“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认定社会在周期性的循环中发展。但在整个中世纪,“君权天授”的观念一直是维护家天下专制制度的精神武器。在从古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前清”学者在批评天命史观时,将主宰人类命运主体的“天”置换为“社会”;到了清代中期,“常州”学人则注意到“天命”史学中所包含的变易思想;晚清之时,恰遇“千年未遇之变局”,康有为等一方面援引前清学者的社会主体观念,另一方面则直接将公羊学的变易思想与西学相对接,于是,“通三统”、“张三世”、“《春秋》当新王”便被改造成社会进化论学说。     

清代版本《新说西游记》探幽（上）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是清代《西游记》版本演变史上独具意义的一种版本。其文字主要来自于明代百回全本，又根据清代真诠本加进了唐僧身世故事。其评点文字认为《西游记》“原是证圣贤儒家之道”，把《西游记》看成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其将《西游记》看作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说，并从社会学和人性的高度来看待《西游记》，有其合理的内涵；特别是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西游记》“奇”的特点和“幻中有真”的高度艺术境界，对认识《西游记》的美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清代版本《新说西游记》探幽(下)

张书绅的《新说西游记》是清代《西游记》版本演变史上独具意义的一种版本。其文字主要来自于明代百回全本,又根据清代真诠本加进了唐僧身世故事。其评点文字认为《西游记》"原是证圣贤儒家之道",把《西游记》看成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不免牵强附会。但是其将《西游记》看作一部具有寓言意味的哲理性小说,并从社会学和人性的高度来看待《西游记》,有其合理的内涵;特别是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西游记》"奇"的特点和"幻中有真"的高度艺术境界,对认识《西游记》的美学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身受"大清律例"压迫的贾府奴婢

清朝最高统治集团为了更好地驯服、剥削、奴役奴婢，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制定了一系列镇压奴婢的反动政策。《红楼梦》对康雍乾时期统治者掠夺、圈禁和镇压奴婢的血腥现实进行了艺术的扫描，深刻地揭露了“大清律例”——奴婢制度的吃人本性。     

梁启超的“中国文艺复兴”观——解读《清代学术概论》

梁启超认定清代学术二百余年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他根据佛说一切流转相,将清代学术思潮分为启蒙期(生)、全盛期(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而每个时期皆"以复古为解放",这与欧洲文艺复兴相类似,在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科学方法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也与欧洲文艺复兴相联通,于顾炎武、戴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治学中得到的充分体现。但梁氏只是从复古思维趋向和科学研究方法两大维度将清学与欧洲文艺复兴作了比较,而对清代学术的缺陷认识不足,如清朝的"文字狱"对学术的伤害、古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发掘、清学与宋明理学的复杂关系,以及晚清西方现代文化的思潮对中国学术的冲击等,都没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