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关精神——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典范

贵州省罗甸县的大关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贵州农村脱贫致富的典型,闻名遐迩的大关精神,是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典范,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结果.邓小平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理论的光辉,普照着全国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实践.而各地区、各部门的成功经验,则是这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正是由于遵循了邓小平理论,才使得我们的各项工作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我们的一切胜利和成就,都有力地证实着邓小平理论的真理性.大关村之所以成为先进,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邓小平理论为他们开辟了道路,而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在实际上又较好地符合了邓小平理论.因此可以说,大关经验是邓小平理论见诸于贵州实践的产物.     

论广东改革开放历史新阶段——1992年广东经济发展述评

<正> 1992年,对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份.对广东这个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来说,更是如此.这一年年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发表了具有重大现实主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著名讲话.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的这次重要讲话,指出:“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南方视察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3月政治局会议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邓小平讲话精神的鼓舞和激励下,广东广大干部群众紧紧抓住机遇,思想再解放     

要重视大西南在四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胡耀邦同志在1984年初视察四川、贵州省时指出:“从现在起,用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时间,把整个西南四省,除西藏外,建设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又能支援全国建设现代化基地。”“主要有四个内容:第一、是能源基地。……第二、是强大的重工业基地,品种齐     

纪念五四运动 发扬五四精神——广东理论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运动,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弘扬“五四”精神,广东青年理论工作者80多人于4月21日在广州市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研讨会收到论文30余篇.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磊莅临会议并在会上讲话.张磊同志指出:“五四”是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五四”精英们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他们所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的主张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继承“五四”,要很好地     

总结成绩 找出差距 促进发展——“改革开放20年贵州文学研究研讨会”纪要

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省文联、贵州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于今年8月联合举办了“改革开放20年贵州文学研究研讨会”.来自省内文学研究界和大专院校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士回顾了20年来贵州学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古近代文学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以及外国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等方面所走过的路程、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诸多不足,提出了一些引人思考的意见.现将会议内容纪要发表如下: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话

2005年2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率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到贵州省视察指导工作,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欢度春节,带来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贵州人民的亲切关怀,对贵州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寄予厚望。胡锦涛总书记说:贵州正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国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宝贵机遇,各族干部群众一定要进一步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     

贵州扶贫开发战略浅议

扶贫开发是党和政府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中共贵州省委七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建议的重要内容,是事关贵州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进入90年代,我国以解决温饱为目标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攻坚和最后的冲刺阶段.1994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明确地指出:“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根据中央的精神结合贵州的实际情况,省人民政府制定的《贵州省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力争用7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全省农村1000万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强调到本世纪末“基本消除贫困.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中共贵州省委七届四次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制定贵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再次强调:“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我省贫困地区群众的绝对贫困问题,如期实现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的目标.”现在距2000年只有5年的时间了,贵州的扶贫开发任务极为艰巨,需要全省各族人民齐心协力才能完成.     

第一生产力三题

一题: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吗?钱学森同志1990年4月11日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社会科学技术之所以也是第一生产力,是因为:第一,社会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人类的生产可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与此相适应,人类的社会生产力亦可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初稿中,明确提出了“精神生产”和“精神生产力”的概念,并用以补充“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力”概念的不足.《资本论》中的“精神生产力”概念,主要是指人类以知识或智力形式表现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人的智力、知识作为精神生产力,不仅是指自然科学技术知识,而且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和其他一切智力因素在内.现代科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分工越来越细,另一方面是各门科学之间的相互结合与渗透的趋势,即所调整体化的趋势正在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交叉渗透,已开始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成为“一门     

中学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途径和方法探析

心理学家皮亚杰指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于培养有能力创新的人,而不是重复前人所做的事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认为:“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江泽民同志说,创新是素质教育的灵魂。教育部长陈至立也多次强调:“实施素质教育,尤其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为主。” 199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朱律文教授在比较中外学生差异时指出:“中国学生学习很刻苦,书本成绩好,但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明显不足。”美籍华人反映:美国的大学生写毕业论文时常有独特的创新见解,而我国留学生     

坚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 努力开拓鞍钢特色的老企业振兴之路

1978年9月18日，邓小平同志莅临鞍钢视察，并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后，发表了《坚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为主要内容的重要讲话。26年来，特别是在“九五”之后，鞍钢人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开拓出一条具有鞍钢特色的老企业振兴之路。     

学习邓小平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思想

邓小平同志 1991年在视察上海时指出 :“金融很重要 ,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 ,一着棋活 ,全盘皆活。”①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讲话 ,言简意赅 ,内涵十分丰富 ,精辟地阐明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和重要性。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等一系列论述和思想 ,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发挥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关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述 ,阐明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 ,货币资金作为重要的…     

关于贵州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

赵紫阳同志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多次强调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指出:“能否逐步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全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包括了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因此,如何调整地区产业结构,使地区产业结构处于优化状态,保证全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落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贵州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策作初步的探讨。一、贵州产业结构的现状和问题     

论"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关系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科学论断。新世纪伊始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在“5·31”重要讲话中指出 :“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关系 ,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三个有利于”科学论断联系起来学习研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贵州汽车工业面临的困难、挑战与选择

按照国家“九五”计划,汽车工业将发展成为中国世纪之交的支柱产业,这为贵州的汽车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经过“八五”时期的建设,贵州已形成以军工企业为主的两大汽车生产基地和一批专业骨干企业,可生产轻型汽车、微型轿车、载车汽车、专用汽车、客车、农用汽车、摩托车等产品.“九五”期间,贵州省已将汽车工业列入发展重点,以国家在贵州的生产布局和军工优势,使汽车工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然而,贵州汽车工业的发展将面临重重困难和严峻的挑战.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投入不足已经迟滞了汽车工业的规模化发展,因此,“九五”时期的发展将更为关键:发展上去了,贵州的汽车工业将在全国占据一席之地并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发展不上去,我们将再一次失去发展机遇.所以,必须重视和认真研究我们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对策,使贵州汽车工业的发展步入正轨.     

塑造地域文化的新形象——试论张克的创作

贵州许多人士,都对本省地域文化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作家张克便是其中之一.概括地说,张克对贵州地域文化所作的贡献有五个方面:第一,张克以记者身份从50年代初开始的采访活动,特别是在80年代初对贵州新发现的自然风光景点所作的卓有成效的新闻报道,富有成效地“重新树立贵州在外界的形象——公园省”,这无疑是具有贵州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的宣传导向.第二,张克从80年代以来写作的散文与游记作品,十分突出地表明了贵州地域文化的价值导向.张克描写贵州自然风光的报告游记尤为出色,正如一些评述文章中所指出的,它“在省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起了港澳台和新加坡华人的关注,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第三,张克的诗歌作品与文学评论,崇尚自然,鼓吹“特色”,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的审美导向.     

贵州剌梨与刺梨研究史——兼谈为刺梨“正名”的问题

刺梨,学名:缫丝花(Rosa roxburghii Tratt),地方名:刺梨(贵州)、木梨子(四川),又名:送春归。刺梨的果实富含维生素C,每百克果肉含维生素C2,435-4,500毫克,比号称“水果之王”的猕猴桃还高6-10倍,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野生水果。它主产于贵州,在我国四川、云南、江苏、湖北、广东等省亦有分布。由于刺梨对人体健康的特有营养疗效,早在几百年前它就为贵州苗族及其它兄弟民族同胞所认识和利用,长期以来贵州各族人民对刺梨深爱喜食,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常用野生果品。抗日战争时期,我国生化营养学界的学者王成发、万昕、罗登义、李琼华、张宽厚等,对主产于贵州的刺梨进行了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自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原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系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队卫生研究所所长王成发于1942年8月在我国第一次对刺梨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报告了研究结果之后,万昕、罗登义、李琼华、张宽厚等亦先后对贵州安顺、湄潭、贵阳所产之刺梨进行了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各方之报告,确证刺梨中含丙种维生素极丰”,“此珍贵之新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人们的广泛重视和注意,并为当今我国刺梨资源的开发和科研、生产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解放后,在党政各级组织与领导同志的重视和支持下,贵州农学院、贵州省植物园、南京中山植物园、贵阳市园林科研所、兴义县果树农场、贵州省轻工科研所、贵阳花溪酒厂、     

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联系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反映群众的情绪和利益,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桥梁和重要工具。早在建国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他认为新闻舆论最关键的是“增强党性,反映群众”。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1996年,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深刻阐述了新闻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目标任务,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可见,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舆论宣传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     

民族传统·民族精神·民族文化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文化教育的中心是什么”的问題。他的结论是:“应以提高民族自尊心为中心”,“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经过1989年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后再来反思,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个任务并未过时,反而更加迫切地摆到了我们面前。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历史前进的动力和中国的脊梁。我们现阶段的文化教育,不仅应该有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更应该把德育放在首位,以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民族气节和艰苦奋斗精神为中心。说到底,就是要立足于民族传统的根基,用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来孕育“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     

对《金圣叹〈水浒〉评议动机探》一文的意见

武汉师院张国光同志最近撰文,认为萧相恺、欧阳健两同志在《金圣叹〈水浒〉评改动机探》(见《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二期)一文中盛赞金圣叹是具有“自由、平等思想”、“市民意识的‘启蒙思想家’”,读后为之一快！同时指出《动机探》批判一九六四年讨论金圣叹的三派,不该“一致认     

从经济效果看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问题

工业企业的規模問題,是工业基本建設中一个带有根本性質与长远意义的問題。我国早在制定发展国民經济的第一个五年計划时,就已明确地指出了大中小型企业的配合問題。1956年4月,毛澤东同志在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議上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根据毛澤东同志报告的精神,周总理在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議上所作的“关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