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负面报道、诉讼风险与审计契约稳定性——基于外部治理视角的研究

本文从外部治理角度研究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契约关系的治理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治理作用的实现路径。通过对2001~2009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本文发现:公司面临的媒体负面报道越多,公司和审计师之间的审计聘用关系越不稳定,越容易发生审计师变更;并且,在低诉讼风险环境下,媒体负面报道对审计师变更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只有在高诉讼风险环境下,媒体负面报道才会显著地影响审计师变更。进一步分析发现:管理及其他方面的媒体负面报道、性质比较严重的媒体负面报道、权威、专业和大胆的媒体进行的负面报道会对审计师变更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也只存在于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此外,我们也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会使审计师提高审计收费,并且这种情况也只在高诉讼风险的环境下才存在。这表明,媒体负面报道只有在法律环境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才会对审计契约产生明显的治理作用。     

从危机管理看富士康事件

具有对抗性的法律手段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万众瞩目的富士康天价诉讼记者案,终于在公众的口水声和媒体一边倒的讨伐声中,以双方达成和解、富士康撤诉而偃旗息鼓。此事虽然平息了,留给企业界的思考却是深远的。我们不禁要问:面对媒体负面报道引发的危机,富士康的危机管理,问题出在哪里?这样处理危机事件,给富士康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怎样才是处理此类事件的正确手段?危机公关:富士康错在哪里?“劳工门”负面报道刚出来的时候,对富士康的社会形象、品牌形象及与合作伙伴的关系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远没有天价状告记者后那么强烈——…     

企业危机环境下正确运用媒体管理的方法及应对策略

新的媒体环境,既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又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近年来有关某些企业负面报道也是不绝于耳,这些负面报道和不良信息会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将已经处于危机环境之下的企业推向更加尴尬的风口浪尖。因此,正确掌握、快速引导媒体,运用正确的媒体管理方法,帮助企业平稳过渡危机,已经成为企业危机管理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通过总结企业危机环境中媒体管理所面临的挑战,从而全面的提出正确的应对策略及方法。     

媒体监督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内改革环境的逐步宽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赢得社会声誉和获得商业利益,媒体有动力去监督公司中存在的治理问题。在本文所选取的96个研究样本中,60.42%存在公司治理问题的企业都在证监会正式介入调查前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负面报道,说明媒体并非事前"缄默无语"、事后"言辞铿锵",而是积极地扮演了资本市场监督者的角色;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考虑,媒体会选择性质严重和涉及金额大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负面报道。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为媒体在转型经济国家发挥公司治理监督者的作用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在法律制度和市场化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影响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因素,依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危机环境下的企业与媒体

企业处在危机时刻,如遇突如其来的媒体“发难”,管理者应正确认识媒体在危机处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避免由此可能引发更大危局的首要工作。从许多经历过危机的企业的实际情况看,企业对于媒体及其报道的漠视、回避甚至对抗,只会强化新闻单位及公众对它的消极印象,并使自身陷于舆论孤立和受威胁境地;媒体因为企业不能及时满足其对危机及其影响的兴趣的需求,会对企业负面报道更加迅猛。特别是一些不良媒体,缘于企业对之的封闭,还会千方百计通过不正当途径捕风捉影进行报道,导致公众对企业行为的更大关注。由此也就引出一个严肃问题,即企业管理者…     

媒体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

以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综合采用熵权法度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指标权重与指数法测算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础上,研究了媒体监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考察了政府干预与行业特征在影响媒体治理效应方面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相较于一般性的报道,媒体的负面报道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更为显著;②考虑到广告、声誉等经济动机,媒体监督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竞争性行业、环境高敏感性行业以及消费者高敏感性行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③在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媒体在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监督作用会弱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企业和媒体存在合谋行为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媒体报道的间接证据

在重要的公司事件中,企业有强烈的动机操纵媒体以获取额外收益。本文通过手工搜集和整理200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媒体报道数据,实证研究了企业在股权再融资事件中与媒体的合谋行为。结果发现,在再融资实施当期,企业的媒体正面报道倾向显著增强;而且股权再融资相对规模越大,媒体对企业的炒作程度越强;股权再融资实施之后一个季度,企业的媒体报道恢复到正常水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再融资实施当期,企业倾向于释放更多的正面消息,吸引投资者购买,以保证再融资顺利完成。另外,股权再融资对股价的影响是通过媒体炒作起作用的;媒体正面报道倾向的增强确实会促使当期股票价格上升,但随后股票价格会下降。这些发现为媒体与企业的合谋提供了间接证据。     

成功改善提升河南形象 徐光春总结出五大经验四点启示

前几年,媒体对河南的负面报道较多,影响了河南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乃至河南的发展。如今,河南的形象已经大为改观。11月19日,河南省委书记徐     

“此乃吾之过！”：职场负面事件强度感知催生员工创造力的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结合工作重塑理论和归因理论,探讨职场负面事件强度感知和员工关于事件内在归因的交互作用对员工任务重塑和后续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旨在丰富任务重塑驱动因素和作用结果的相关认知。通过对12家企业的292名员工及其直属领导的三阶段配对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面临高强度职场负面事件且当员工将该事件进行内在归因时,员工会主动进行任务重塑,这最终有利于催生员工创造力。本文在理论上有利于完善任务重塑的相关认知,在实践上为组织引导员工如何应对高强度职场负面事件和提升员工创造力提供手段和方法参考。     

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在医院建设中的作用

新闻媒体的高度发达给医院的建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压力,社会上充斥着"看病贵、看病难"的舆论,媒体对于医院的负面报道越来越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那么对于如何处理好医院与媒体的关系,并充分发挥新闻宣传在医院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具有非常强的紧迫性和针对性。     

媒体深度报道应该注意的问题——以袁厉害事件报道为例

深度报道是媒体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常用报道方式,也是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曾经轰动一时的袁厉害事件报道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媒体在深度报道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同行带来借鉴。     

舆情衰减的动力因素

正当事人角度。一些当事人利益诉求等被满足或当事方自行达成和解后,就不再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制造舆情,或主动向网民告知事件进展,号召公众不再关注事件,这将会主动减少舆情源。媒介角度。媒体会根据公众视野的变化主动调整报道的关注点和方向。此外媒体也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制约,如政府部门、当事方等与     

网络舆论下的企业危机管理策略

当今，网络已成为了企业传播信息极为重要的媒体之一，无论是从网络信息传播的量还是传播的速度来看，都远远超过传统媒体。同时，基于与传统媒体相区别的互动性、开放性和匿名性，网络也成为了企业危机的滋生地，如华为员工过劳死事件和百度裁员事件等等，企业在网络上的负面报道发表频率远远高于传统媒体。因此不得不承认，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剧烈的变化，频繁爆发的网络舆论危机正成为现代企业必须应对的课题。     

地方保护生义或官员护短影响媒体监督

“瞒报事件的出现,和媒体监督没有落实到位有很大关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学硕士生谢楠说,目前媒体在公共事件及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上,无论公开度还是力度都比以前大多了,比如央视对汶川特大地震灾情及救援的进展情况,全天24小时多频道直播,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观众的知情权。但是对于人为公共事件的报道,媒体报道的及时性还有待加强,像三鹿奶粉事件,媒体介入较晚。     

公共危机事件中电视媒体报道过程的转变

我国新闻媒体长期以来对待公共危机,特别是重大危机事件报道总会出现迟报、瞒报、漏报,“控制负面新闻”的观念对媒体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阻碍了信息的公开、透明度。所以公共危机事件在媒体没有及时提供危机识别信息,信息传播有阻碍,影响了面对、处理以及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造成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加强议程设置 增强报道效果——对军队媒体做好突发事件报道的思考

本文认为,军队媒体在处置突发性事件中占据着主体地位,这是做好突发时间报道的特殊优势。军队媒体有必要加强议程设置,做好突发事件报道。     

从直播中能感受几分真实——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直播的分析

媒体运用直播技术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具有形象直观,动感强,时效性强的优势。受众可以从直播中第一时间了解现场状况,然而直播中所选用的镜头和画面组合等技术往往会影响受众信息的获得量。直播中受众能感受到多少真实度,本文将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例进行分析。     

上市公司澄清公告的辟谣效果研究

基于2006年至2012年A股证券市场的澄清公告,运用内容分析法收集澄清传闻样本,应用事件研究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澄清正面和负面传闻的效果以及传闻来源和澄清公告特征对其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澄清公告的辟谣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正面传闻,澄清公告具有辟谣的效果;对于负面传闻,澄清公告不仅无法辟谣,反而起反作用。相对于非权威媒体发布的正面传闻而言,通过权威媒体发布的正面传闻更难以辟谣;相对于发布名义性澄清公告而言,通过发布技术性澄清公告能更有效地对正面传闻进行辟谣;但就负面传闻而言,没有得到显著的结果。研究结果为系统评价上市公司澄清公告的作用提供经验证据,并为上市公司如何发布澄清公告提供新思路。     

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与IPO前媒体报道

媒体通过信息传播功能满足投资者的治理需求,在IPO前起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但国有股份所释放的政策信号会与媒体的治理效应产生替代性。基于2009年至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869家IPO样本数据,采用横截面数据的OLS多元回归和分组回归等实证研究方法,探索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媒体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因及治理效应问题,并验证国有股份的存在对其治理效应的替代性。研究结果表明,代理成本与媒体负面报道比例正相关,该结论与代理理论的逻辑相符,即公司IPO前媒体可以通过信息传播降低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公司媒体的治理效应更加明显。将政策信号纳入考虑范围后,相对于存在国有股份而言,无政策信号组媒体弥补信息不对称的治理效应更为突出,表明媒体的信息传播效应会被国有股份的政策信号所替代。     

报道策划原则在评论类节目中的运用分析

从《华西都市报》真正“新闻策划”这一编辑概念以来,报道策划在我国的传媒中就被大量采用。报道策划师提升新闻事件价值的周密计划,对于媒体公信力也有着重要影响。电视评论节目由于其报道的特殊性,几乎每期节目都需要采用完整出彩的策划方案。在这种情况下,报道策划原则的运用就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