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模型的青海藏区公共物品供给效率实证分析——以玉树州、果洛州为例

采用DEA方法对2010-2017年青海藏区公共物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青海藏区公共物品供给投入要素拥挤,存在结构矛盾,即政府供给与民众需求失衡,同时其投入规模也存在不足。这源于其政府身份的多样性:理性的"经济人"、膨胀的"集体人"、牵扯的"执行人"。基于此,可从改善供给结构与扩大供给规模、增强政府执行能力、培养公共精神等方面寻求青海藏区公共物品供给效率提升的路径。     

我国农业科研投入:性质探析与体制创新

科技进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新的着力点,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完善农业科研投入体制是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的重要内容。农业科研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政府应在提供农业科研方面处于主体地位。但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体制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必须在增加投入、搞活内部机制和改善外部环境等方面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创新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体制。     

政府科技经费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以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为例

现阶段,政府科技经费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是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实际补贴率与最佳补贴率差距有多少、新产品销售收入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有多大。文章以2000年至2012年高技术行业的行业面板数据和地区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我国现阶段政府科技经费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政府科技经费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各行业或各地区的实际补贴率均小于最佳值,应继续加大政府科技经费补贴;新产品销售收入以及政府补贴越稳定越可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但在各行业或各地区间的促进作用略有差异。     

我国粮食补贴制度绩效的成本—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粮补制度治理结构安排的效率标准对我国粮食补贴制度绩效进行了成本一效应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制度在促进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总体效果,但从成本一效应分析的视角看,近年我国粮食补贴制度的绩效却不甚理想,表现在粮补制度治理结构安排没有基于效率标准,从而使政府取得既有总体政策‘效果的公共支出成本过高.针对于此,本文提出了若干粮食补贴制度改革建议.     

基层政府供给农村公共品的政治经济学

基层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及效率低下,是由于我国的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农村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及基层政府的理性经济行为导致的,因而要以建立农村公共财政制度导向来完善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     

公共政府论

公共政府就是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我国行政改革面临着从全能政府向公共政府彻底转变的历史机遇,这是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实施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是适应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必然要求.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共政府,合理划分公共领域、公众领域、私人领域三者的界限与范围,使政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使政府在公共领域真正起到全面服务的作用;并同时使市场机制在私人领域起到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使混合企业与民营企业全面承担起提供私人产品的责任.建立公共政府的途径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使政府权力公共化、政府职能公共化、政府运行公共化、政府财政公共化、政府内部管理公共化、政府责任公共化,从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全球市场化要求的公共行政体制.     

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及其制度梗阻——基于甘肃农村的调查分析

甘肃农村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市场化进程相对缓慢、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公共文化体制紊乱,致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缓慢.基于对兰州周边地区的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甘肃农村居民文化生活存在公共财政投资规模与结构失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体制障碍;基层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紊乱等问题,这就需要从以促进文化服务均等化为导向,建立区域、城乡人均经费相对均衡的农村文化服务财政投入结构;改革农村基层文化体制;引导农民自主参与文化建设和创造;形成城乡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互动促进机制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政府适度进行公共物品经营初探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 ,政府如何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及其使用效率越来越受到关注。从经营的角度出发 ,政府应该借鉴企业经营的理念 ,不仅简单提供公共物品 ,而且要做好公共物品的经营     

试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现状评估与体制创新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进行评估,从政府投入、供给体制方面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最后从完善需求表达和供给决策机制、建立供给财政保障机制和创新供给方式方面提出改进的对策建议。     

基于DM模型的BOT模式公共项目软预算约束研究

BOT项目模式目前在我国的公共项目中已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从公私合营模式已有实践情况看,“软预算约束”现象屡有发生,政府追加投资、给予政策优惠或是发放补贴等方式进行补救导致政府投资失控,大大降低了公共资金投资效率并影响政府绩效.通过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的有机融合,对公共项目BOT模式下出现的软预算约束现象的形成机制及软化边界进行研究.本研究不仅能提供BOT模式下的预算失控问题的有效解决思路,为政府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能为公共项目其他融资模式下的政府投资控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公共领域、舆论监督与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领域是有别于政治、经济和私人生活的一个领域 ,公众可以在这一领域表达对于社会及国家事务的看法。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我国的公共领域非常有限。舆论监督也只是限于媒介监督 ,而且由于观念的偏差 ,目前的媒介监督仍存在两个观念误区 :一是仅仅把媒体视为传达政策的传声筒 ,二是仅仅把媒体视为赚钱的产业。要改变目前这种现状 ,必须有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努力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理性、道德与公共行政

公共之所以丧失是因为缺乏公共哲学.公共行政领域一直没有利用那些应该作为伦理学的研究或引用的支撑的哲学传统.本文回到形而上的思考路径,考察利用那些思想家们曾留下的遗产--阿伦特的公民美德和政治实践、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和哈贝马斯的对话伦理,唯此才能使公共行政不至太狭窄,最终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公共物品的公共性探讨

将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做适当的定位,对当今我国的公共物品供给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性是一个指向范围较广,同时也应该是具有特定价值色彩的概念。在公共物品供给的情境下,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应该具有双重维度。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生成和公共物品问题的产生来看,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具有的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价值就应该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次,公共性所具有的伦理特征又要求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果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主张。由此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就形成了一个二维的、情景化的表述和定义。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公共性

公共领域的存在必要性缘于以下事实:我们必须在公共领域中发现和创造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根本特点是其间接或直接的可分享性。我们的自我是普遍自我和特殊自我的统一体,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能够存在,以及公共领域的公共性为什么不是一个自然事实,而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公共屏幕传播与公共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伴随智能视觉技术与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整个世界范围内屏幕媒体蔚然成观、屏幕文化奇观凸显、屏幕世代俨然形成.其中,作为公共媒介存在的公共屏幕正在改变和重组原有的公共空间秩序与样态,比之手机、电视、电脑等个体使用性媒介屏幕,公共屏幕尤其是户外公共大屏幕在公共空间的重构上具有场景上的物质景观性、交往上的复归现实性以及文化上的重地域化和形象光晕性.公共屏幕对公共空间的上述传播特征之于现代城市化乃至都市化进程中的创意性、公共性以及球土性建构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意义.     

公共政策制定的民意向度

公共政策制定是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只有好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取得好的结果。在民主社会,是否合乎民意无疑是评判公共政策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民意作为社会公众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理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合法性的获得,即公共政策能为社会公众接受并得到社会公众的遵从、维护和有效执行,关键在于它必须忠实并充分采纳民意,因而民意构成了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公共政策制定本质上必须以合民意性为最终目标。     

论政策问题构建中的公众参与

随着政策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政策问题构建日益成为政策分析的首要环节和政策科学家关注的焦点。公众参与政策问题的构建是其实现价值诉求的必要途径,也是公共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基本要求和政策合法化程度提升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这一环节中的公众参与却是不充分的,并表现出零散性、附属性、单一性和突进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以政策问题构建为核心,从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互动现状出发,完善公共决策政府议程的全面公开机制。     

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与公共责任——政府公共权力科学运作的三维构架

当前,科学运用政府公共权力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政府的合法性、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进步等方面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此,必须把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置于公共行政价值、公共利益、公共责任三个维度所建构的三维框架中加以考虑,只有处理好它们的关系,才能使政府公共权力的运作真正走向科学化与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