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村委会选举中私营企业主的竞选行为——以浙江省永康市龙村为例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迅速崛起,并积极参与村级民主选举,介入农村政治生活,成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在浙江省龙村的村委会选举中,一些私营企业主利用企业网络关系资源,凭借经济实力,依靠派系组织积极参加竞选.在选举中采取了多种拉票策略和营销型的宣传策略,表现出复杂的行为动机,如积累社会资本、奠定政治基础、提高社会地位、实现自身价值等.通过实证分析,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参与竞选的农村私营企业主不仅是理性的"经济人",而且也是理性的"社会人";私营企业主的捐赠行为意在获取民众认同,提高自身竞争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私营企业主的竞争性参与应当激励,但需要规范.     

Newly Born Private Enterprise Owners in China

本文作者以近10年对全国私营企业所做的4次抽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私营企业主逃税和混淆产权等生存手段。文章指出,私营企业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的外部环境,在内部管理上又得力于传统的家族观念,这些都是导致私营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作者还分析了私营企业主的代际迁移,以及私营企业中的文化、社会、组织资本和工业关系。最后,文章探讨了私营企业主的社会特征。     

新的社会阶层优秀分子入党问题实证研究

本文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条件是随着党的逐步成熟而不断完善起来的。论述了我党建党以来的党员条件规定沿革的四个特点。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温州市新的社会阶层的调研 ,就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尤其是私营企业主阶层中优秀分子入党问题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分析与思考 ,包括对温州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来源分析与定性考量、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申请入党人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入党动机的考察与认定、对私营企业主财产状况及所作贡献情况的分析与判断、如何正确理解和把握“经过长期考验”这一要求等。     

A Study and Discussion of Social Strata in Chinese Cities Today—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本文在比较马克思和韦伯关于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多层分析的方法对上海的社会阶层进行了实证研究。本研究的中心概念是“职业地位”,它包括权力、财富和声望。作者指出,上海的主要社会阶层按职业由高到低排列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包括私营企业主)负责人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职员阶层、商业工作者和服务性工作人员阶层、工人、农民。这些阶层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他们之间的社会流动主要是结构性流动。社会资源配置机制首先是通过权力,其次是资本和劳动。最后,作者对中国的中间阶级和市民社会做了探讨。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状态及对其统一战线工作的对策思考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竞争力较强的一个社会阶层。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自我评价为中上社会阶层,其社会责任感逐渐增强,希望同其他阶层和睦相处。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约有近半数私营企业主是中共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或共青团员,他们政治参与热情较高,而且资产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群体的政治参与渠道通畅。但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内部差异性明显。加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突出中小私营企业主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地位,构建各级党委领导、统战部门协调、党政部门和工商联配合的工作机制,加强服务于私营企业管理的政府部门的廉政建设,塑造积极、正面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舆论形象,引导私营企业主阶层支持、发展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建设和谐劳动关系。     

私营企业主利益表达的社会功能

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表达在迅速发展,他们的利益表达对我国其它社会阶层具有示范意义。从总体上讲,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表达促进了法律的完善,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并且能够推动执政党加强利益整合能力建设。     

论私营企业主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的法治基础

政治参与的法治化,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当前私营企业主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存在的法制缺陷,限制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法治化进程。只有完善国家各项政治法律制度,才能使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沿着社会主义轨道有序进行。     

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研究——基于双向测度数据的多视角分析

利用2013年深圳流动儿童调查数据,从学校性质和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了流动儿童在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上的差异性,检验了二者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已出现群体分化,公办学校流动儿童在家庭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占优,但民办学校流动儿童在家庭社会资本和学校社会资本上占优,小学段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优于初中段.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不乐观,其城市文化融合水平低下,农村文化纽带坚韧;城市人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度较低,农村人和外地人身份认同度较高,认同模糊问题突出;与流动儿童的社会距离较小,与本地儿童的社会距离更小.总的来说,流动儿童的资本禀赋与社会融合存在复杂的正向相关,拥有资本禀赋越多,社会融合状况越好.     

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学业表现

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以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构建的“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为视角,探讨不同婚配模式下“共同养育联盟”的水平与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对子女学业表现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表明,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相比,向上婚以及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学业表现更好。其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存在教育差距效应,随着父母间教育跨层级的增加,向上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优势递增,向下婚家庭中子女学业表现的劣势进一步扩大。其三,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学业的影响因子女性别而异,向上婚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减弱了男孩的学习劣势,向下婚扩大了男孩的学习劣势。最后,家庭中的共同养育联盟对子女学业表现的影响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向上婚家庭的父亲与母亲在教养分工中建立了更互补的关系,共同养育联盟水平较高,更有效地激活了新型家庭文化资本,促进子女的学业表现。“强强联合”的婚姻教育匹配虽然成为不平等再生产的“温床”,但是,通过建立高水平的共同养育联盟这一中介路径提高新型家庭文化资本被激活的效率,则可能减缓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     

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

当前私营企业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隐秘却愈具影响力的角色,现有研究从“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理论命题出发,探讨市场转型中中国是否出现了一个自主并与国家权力抗衡的社会阶层,由此,已有研究得出基本一致性的判断,由于私营企业主与国家之间共享政治价值和共享利益,中国出现的是一个依附于国家并与国家权力共谋的社会阶层。本文认为,现有研究立足于“私营企业主”在民主转型中角色的阶级想象,而过于关注私营企业主对于民主转型的影响,从而忽视了深入剖析和探讨私营企业主对于当代中国政策过程的影响。因此,深化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关系及其政治影响的认识,需要从“民主转型”转向“政策影响”的主题。     

关于私营企业主入党问题的思考

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如何不断扩大党在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中的群众基础，是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但是，这一问题在实践和理论上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其中对如何正确处理私营企业主要求入党的问题，争议就更大。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为正确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就这一问题明确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思想。一是包括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的私营业主在内，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二是党也应…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现象学——《资本论》的哲学革命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资本是为了获利而积蓄起来的“物质资财”,所以资本仅被理解为自然的、永恒的和非历史的“可感觉物”.对此,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方面,却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本质的理解,正是通过抓住这—“形式规定”,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力”,揭开了资本物化现象背后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关系”本质,从而使资本这一“隐形者显形”,最终破解了资本之谜.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现象学”相结合的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实现了哲学的革命.     

香港市民阶层流动意识探析:结构与认同下难圆的“香港梦”

1960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给香港市民带来了乐观的阶层流动意识,“香港梦”成了描述香港社会阶层结构相对开放的一个大众话语。但1980年代中期以来,阶层结构进入一个稳定的时期,客观的远距离阶层流动消失,这种乐观感也随之消失,1990年代的金融风暴和住房泡沫的破灭,使香港进入了一个“中下流”社会。本文基于阶层化的理论,以经验数据为准,发现中下层的市民客观阶层与主观阶层定位都处于低下地位,而拥有比较悲观的向上流动意识,这反过来又制约他们向上流动,“香港梦”失去了现实的社会基础。     

西方典型国家私营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私营资本是一国或一地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力量之一。西方典型国家私营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资金保障制度是基础,市场化机制为核心,评价和监管机制是保障,考察具体国家文化传统为关键。研究表明,西方典型国家在这四个方面实施了一定积极措施,但同时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问题。中国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经具备了优良政治条件,在具体机制设计中,应借鉴西方典型国家的经验,并对其教训I引以为戒,让民间资本有效地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为实现"老有所养"提供助力。     

数据资本形成及其特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近年来，一些学术文章开始使用“数据资本”这一术语，并常常与“数字资本”以相同的含义使用。但学界仍然缺乏对“数据资本”的形成过程、独特属性、运动规律等前沿问题的系统梳理。本文首先对与“数据资本”“数字资本”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与评述，并认为“数据资本”这一表述更贴切，同时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学理规范性。其次，从数据所经历的商品化—生产要素化—资本化这一发展历程中探究“数据资本”的生成，并分析其独特属性和所产生的影响。最后，本文强调需要强化对“数据资本”的规范、监管和引导，警惕“数据资本”无序扩张，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丧礼相声与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

在近代城市人口流动增大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基于差序格局的社会关系运作方式有何变化展开深入探讨。虽然民国时期京津两地人口流动规模较大,但其城市文化在旗人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依然重视基于血缘伦理的礼数。通过分析反映京津城市文化的丧礼相声可以发现,在人口流动与城市文化碰撞下,京津平民倾向于接纳外人与陌生人进入其丧服体系,亦即差序格局的核心圈层,以完成礼数的正常运行。民国时期京津平民的社会关系运作逻辑基于“义利之辨”的“交情”与“占便宜”,“交情”使外人、陌生人得以进入差序格局核心圈层,而“占便宜”则是外人、陌生人调适自身在差序格局中的合理位置的过程。     

谁能进入体制内?——单位制的分化与单位地位的“蜂窝式”再生产

使用多项式logistic模型,对中国不同时期的初职单位地位获得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改革之前,父亲的单位级别对子代的初职单位级别存在代际传递作用,但单位类型之间尚未产生分化;改革初期,代际流动的主要壁垒存在于公有制单位与非公有制之间,单位制内部也开始分化,子代在进入与父亲相同级别或类型的单位时机会更大;1992年以后,单位制的分化进一步扩大,子代只有在进入与父亲相同级别或类型的单位时才具有优势,单位地位在代际之间实现了“蜂窝式”再生产.     

新中产阶级的教育消费及其动因探析

中国近年来兴起了教育消费的热潮,教育消费热的主体是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没有生产资料,需要以脑力劳动为生,他们既热衷于教育消费,也有能力进行教育消费。教育消费热的主要目标是追求体制化文化资本,其实质是在竞争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地位。在“文凭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在新中产阶级个人职业、财物、土地、社会关系等可利用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教育消费可以成为资源转换的中介之一,即通过教育消费而获得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运作转换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的符号资本。教育消费的外在动因是追求文化资本,而对于追求文化资本的个人来说,文化资本还意味着隐藏在其后的社会收益,“投资于未来”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功用性认识。文凭作为一个重要的职业准入证书,是现代社会理性发展的结果,但过分偏重学历的竞争,却会导致社会的浮躁和功利的教育消费态度。     

家庭背景与干部地位获得（1950-2003）

本文从代际流动的视角出发，以一般资本理论和制度分析作为理论框架，力图揭示改革前后家庭背景影响子代干部地位获得的机制。笔者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的数据，对建立的一组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在干部“逆向选拔”的制度安排下，军人子弟凭借良好的家庭出身和入党中的优势最有可能成为干部；改革后干部录用制度向“绩效选拔”转变，干部、知识分子的后代通过入党、升学这两个中间机制也在干部选拔中占优势，尤其是中高层干部存在明显的地位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