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变弹词》中的武举人考

《庚子国变弹词》塑造了一系列异人形象,其中包括张武举。李伯元设计的张武举俨然是江湖人士的代表,他因杀人而投奔朱红灯,本不符合晚清武举的真实生存状况。李伯元这样设计是为了突出张武举的特殊出身,以避免描述下等人升为团众首领的尴尬,反映了作家的等级偏见。《庚子国变弹词》中所记乡村民教冲突以武举纠纷案为引子,突出的是弹词的传奇色彩和暴力内涵。弹词的开头选择张武举为反教方面的代表,恰是数以百计的教案中的一件事,而张武举的形象则集庞三杰、樊秉章等晚清诸多武举人形象于一身。张武举代表的是士绅的精神和行为共性,而非团众的利益。由张武举引出的江湖世界,延续了《庚子国变弹词》民间想象的本色空间,而张武举形象以其特别的出身而成为弹词的亮点。     

关于《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李希圣——读义和团运动史札记

《庚子国变记》,排日记义和团运动始末。翦伯赞等同志曾当作一篇纲要性的资料,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一《义和团》中。但《义和团书目解题》对作者李希圣的介绍不详。是书全文约万八千言,从义和团进入畿辅说起,叙至那拉氏母子由西安启程回京为止,惜自开封以后原文缺失。作者在叙事中夹以评论,对义和团肆意污蔑,对那拉氏亦多有讥讽。书中虽充满偏见,但仍不失为研究义和团之较好资料。这里,对李希圣的生平无一字叙述。《义和团书目解题》在《庚子国变记》的节本《庚子传信录》的两种版本下提到关于李希圣的点滴。     

义和团研究的铺路之作──评介《义和团史事考》

林华国先生积数年功力而成的《义和团史事考》一书，就义和团的源流、实力、庚子战争中的作用以及清政府内部各派对它的态度等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考证，并对当前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表了看法．掩卷之余，笔者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作了新的开拓．一、对毓贤、袁世凯与义和团的关系作出了新的界定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并称的三大群众运动之一，其分散性、神秘性和复杂性又使其独具特色．在这次轰轰烈烈的群众性运动中，清政府内部各派人物如既贤、袁世凯等对它的态度如何，自然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义和团…     

“丙午江油之役”考辨——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

据清代南部县衙档案,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所载《丙午江油之役》及《李实传》中,何如道等人实为义和团起义首领,南部光木山原为义和团起义根据地,起义镇压者为"黄鼎"而非"张孝侯","丙午江油之役"实际混入了光绪三十二年四川南部义和团起义史实。     

义和团首领的戏衣

早期义和团的首领多为流民、出家人、巫师和江湖艺人,这些人本身有表演潜质或程度不等地受到过表演训练,具有在公共空间施展表演才能的本领,其中很多首领为戏迷。戏衣具有划分行当的角色定位和身份归属意味,流播于社会则兼具象征性和符号性社会功能,还有公共空间内特殊的仪式性功用,尤其是武戏的戏衣,对以尚武为天职的团民及其领袖来说,无疑是超凡武力的寄托物。义和团的法衣、旗帜同样具有模仿戏曲旗号、服饰的倾向。武戏戏衣对义和团民众的尚武行为及其首领的权力幻想产生过影响力。     

略论札木合

《蒙古秘史》研究中，札木合这一历史人物被脸谱化、类型化了。其实他的性格相当复杂。观其一生，始为草原之枭雄，继为玩世的智者，终为失败的丑角。无情的历史创造了这一令人可叹可笑的草原骑士，同时证明：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即便是天纵鬼才，有过人的权术，也无所为用，难成气候。本文从《秘史》文本出发，按时空顺序论述了札本合这一性格的发展变化过程。     

侠之无出路——评长篇小说《水浒传》

绾结宋元短篇话本,如“杆棒”类的《花和尚》、《武行者》、《徐京落草》、《王温(实为扬温)上边》等,“朴刀”类的《李从吉》、《青面兽》等而成的长篇小说《水浒传》,虽然依凭历史事件而结撰,其描写的内容不过是一部写江湖侠义英雄的传奇小说而已。一群江湖侠义英雄由散到整,齐聚梁山,对抗官府,最后又回归到忠君老路从而走向悲剧。     

日本法学博士与清末新政——以交往、舆论与制度转型为视角

梳理庚子国变至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历史事实,中日两国关系呈现复杂的三重面相:第一,中日两国政府高层、精英人物之间有着十分频繁的、或公开或私密的交往;第二,国内各地报刊大量翻译和刊载日本政府高层、精英人物围绕清末各项改革事业的言论主张;第三,大量留日学生归国后进入政府各部院,参与地方事务,全面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日本法学博士在清末新政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和推动了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的转型。     

《文明小史》后四十回非李伯元著作考

李伯元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家,他在近代文学史上影响很大,与吴沃尧(趼人)齐名。李伯元(1867——1906),名宝嘉,别署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因累举不第,赴上海创办《指南报》、《游戏报》、《繁华报》等小报,后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庚子后(1901)始致力于文学创作。生平著述甚多,据阿英《清末四大小说家》所记:“伯元著书,多不载,特就所藏所著,列目于次;其可疑者,暂不列入:     

析《京华烟云》中渗透的民族正气

《京华烟云》是著名作家林语堂的代表作,共分为三卷:《道家的女儿》、《庭园的悲剧》和《秋之歌》.整部作品反映了从庚子年间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到1938年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的4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多方位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几个相互关联的大家族的命运沉浮,为读者全景式地呈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将一股浓浓的民族正气渗透其中.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反洋教运动”揭帖传播范式的历时性研究

清末教案之发生与发展,都有揭贴传播发挥作用.文章主要对“反洋教运动”揭贴传播进行历时性文本分析,探讨其生产范式的转向.鸦片战争之后的“反洋教运动”揭帖显示出充分的传统“文化主义”取向,其内核依然为“怀夷附远”的儒教“天下观”,随着与天主教争夺文化霸权的展开,逐渐转向“民族主义”传播范式.在有效动员下层百姓参与反洋教斗争的历史运动中,书文揭帖之生产,纠结复杂,显示了典型的“文本性”特征与历史构成.     

近代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华政策理念--以东亚同文会的"中国保全"为中心

19世纪末,东亚同文会基于地缘政治和日本扩张在华权益的需要,为应对中国的瓜分危机祸及日本的局面提出“中国保全”的对华政策理念;至义和团事变,出于乘乱控制中国南方的需要,这个理念演变为“联邦保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该会为使日本的侵略正当化炮制了“亚洲保全”的新理念。日本对华政策理念的转变过程受国家利益的左右和驱动,这在近代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华政策活动中颇具典型性。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

唐五代小说中的“马嵬情结”是指马嵬事变发生后至五代期间的小说作者对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生前死后的爱情生活经历、结局的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以及在小说行文中对李杨故事的评判。“马嵬情结”在唐五代小说中有多种表现形态,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态度是复杂矛盾的,体现了唐五代文人士子的怀旧心态、矛盾心态、好奇心态及世俗化的审美倾向。     

论1926年威林敦访华及其双重使命

"五卅惨案"后,中英关系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改善中英关系并征询中国各界对英国庚款用途的意见,受英国政府指派,1926年2月威林敦率代表团访华。五个月内,代表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基本完成任务,而后形成的报告书成为"1930年中英庚款换文"的根据,为解决中英庚款问题奠定了基础。     

风筝牵扯出的情思－－评鲁迅散文诗《风筝》

《风筝》为鲁迅《野草》中重要篇目 ,反映出作者当时既向往“春天” ,又感到无可把握的复杂情感 ,以“风筝”为描述对象 ,形成了精奇独特的艺术构思 ,抒情性是诗歌语言的主要特点     

《说文解字注》中的声训

《说文解字注》是清代《说文解字》研究中影响最大的著作 ,段玉裁在研究《说文》上之所以能超越前人和同时代的人 ,这与他在古音学研究上的杰出成就是分不开的 ,而《说文解字注》之所以能独树一帜 ,正是因为段玉裁将其古音学研究成果运用于注释《说文》 ,采用声训的方法 ,着眼于形音义三者互求 ,从而有了突破。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所运用的声训方法值得后人借鉴     

从里尔克的《豹》看抒情主体的结构

在抒情诗中,潜在于诗句之外的第一人称主体不止一个,"抒情主体"也不仅仅要么是对"诗人",要么是对诗歌世界中的某个对象性"人物"的指涉。以《豹》为个案对抒情主体进行的结构分析提示,诗歌中有多个潜在主体的代换。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论释

春秋郑器"与兵方壶”非常近似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和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龙耳虎足方壶,同李家楼墓的莲鹤方壶也多共同之处.原来可能有两件,另一件现尚隐藏未出."与兵方壶”有铭文76字,约作于郑成公、厘公之世,也可能再晚些,到郑简公的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