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港澳台工作

本刊讯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支持港澳发展经...     

论“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

法律是阶级社会及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执行专政的职能。“一国两法”,即“一个国家,两种法律制度”;说得具体一些,即1997年和1999年以后,在香港和澳门等特别行政区基本保留原来的资本主义法律制度,在大陆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一国两法”排除不排除人民民主专政?“一国两法”与人民民主专政有什么关系?在“一国两法”体制下人们要不要有专政意识、要什么样的专政意识?这些问题,将提到包括各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面前,困扰人们的思想,理论界必须加以超前探讨,及时给予回答。     

论涉及我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

本文从“一国两制”的原则出发,全面探讨了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民商事案件司法管辖权发生冲突的渊源及其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作者认为：在坚持“一国两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原则的条件下,中港两地可以分别通过立法,制定统一适用两地的民商事管辖权的法律,两地司法机关的司法协助,个案协调,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等方法,减少和消除两地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冲突。作者特别强调：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两地立法和司法机构应有充分理由对长期阻碍两地民商事案件公正、及时管辖的“一事两诉”制度作出排除和限制的规定。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的宪制基础

一直以来，“政制发展”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围绕着“政制发展”，香港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产生过不少争议，主要是在有关“政制发展”的基础及一些基本原则上有不少认知上的偏差、误解：因此，厘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制发展的宪制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释疑止争，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制向普选目标顺利迈进.     

对我国特别行政区法律地位的初步探讨

我国1982年宪法关于设立特别行政区的规定是我国宪法发展史上创造性的成功范例。关于特别行政区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试对我国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从三个方面,即从我国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内涵、在制度化法律化上的伟大意义、在国家结构形式上的伟大意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在对上述问题简要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制”与“多制”、单一制与复合制能否结合等问题,从法律地位这一角度提出了自己探索性的意见。     

论“一国两法”与特殊单一制

本文认为,1997年和1999年我国第一个和第二个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后,国家结构形式将自然地从一般单一制过渡到特殊单一制。作者预测了特殊单一制三个特点:(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一般又特殊;(二)特别行政区权力既有小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的一面,又有大于联邦制成员国权力,甚至近似于邦联成员国权力的一面;(三)特别行政区的权力既是中央授予的,又是宪法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的。作者由此断定:只有这种新型的国家结构形式,才能符合我国今后特殊国情,才能既有利于促进和巩回国家的和平统一,又能有利于保持和发展特别行政区的繁荣与稳定。而以联邦制模式求统一,虽然也是一条可供考虑的思路,但不符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以邦联模式求统一,不仅不能统一,反而会强化和固定分裂,是一种倒退和反动。作者探索了特殊单一制与“一国两法”的关系,主张以“一国两法”和大宪法来体现和维护特殊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     

利益矛盾与冲突的两种协调机制(英文)

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充满利益矛盾和冲突的社会。但是,不同制度背景会形成不同利益冲突的主体、协调机制和组织化形式。在中国再分配体制下利益冲突的主体最终是国家,协调机制是国家再分配,基本组织化形式是“单位体制”。而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利益冲突的主体已经转变为市场关系中的相关交易主体,协调机制转变为“契约”式的交易性关系,组织化的基础转变为组织起来的利益群体,国家成为“第三方”。在制度转型的背景下,重建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制度转型和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跨域环境治理:一个“纵向一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河长制”为分析样本

从权力运行向度来看,跨域环境治理场域中存在纵向和横向两种权力作用机制.根据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构建出一个跨域环境治理的二维分析框架,划分出“弱治理”“权威依赖治理”“资源依赖治理”“强治理”四种治理模式.应用此框架分析中国跨域流域治理中的制度创新——“河长制”,通过纵向机制的强化推动中国跨域河流治理从“弱治理”模式转向“权威依赖治理”模式,在取得短期积极效应的同时也隐藏着危机.规制需求、“纵—横”权力作用机制的互补性,决定了中国跨域流域治理应该导向强纵向机制、强横向机制的“强治理”模式.     

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三重维度：结构、机制和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明,形成并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和“多党制”,它是对人类政党制度文明成果的“扬弃”,彰显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可以从结构、机制和效能三个方面把握。从结构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了新型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结构关系;从机制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包含了利益表达机制、政党协商机制、决策施策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从效能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包含了共识达成效能、优化决策效能、高效执行效能、维护稳定效能。结构、机制和效能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江西全南县:四项举措推进“救急难”工作

建立一套机制,即建立 “一门受理、协同办理”机制.在各乡(镇)建立统一的“救助服务窗口”,为解决困难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打造“绿色通道”. 开通一条求助热线,即开通“12349”统一救助热线电话.积极与“三送”办、电信等部门沟通协调,及时将“12349”求助电话与“96333”服务电话衔接,方便困难群众求助.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结构——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

本文深入探讨了浙江省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效率来源和创新动力结构的演进 ;解释了以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所构成的诺思、科斯和斯密动力的作用机制 ;并揭示了这三大制度创新动力持续作用的变迁趋向 ,以及第四大创新动力———“熊彼特动力”形成的制度根源     

论依法治校“斯芬克斯之谜”的破解

我国高校在推进依法治校过程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斯芬克斯之谜”,破解的关键是以机制建设为抓手,以机制促进制度运转,实现“有法”和“执行”的统一。     

经济发展的创新动力结构

本文深入探讨了浙江省20多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制度效率来源和创新动力结构的演进；解释了以企业、市场和分工制度的创新所构成的诺思、科斯和斯密动力的作用机制；并揭示了这三大制度创新动力持续作用的变迁趋向，以及第四大创新动力——“熊彼特动力”形成的制度根源。     

海上核物质运输的安全性分析

核物质在工业和医学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核物质的海上运输成为当今世界无法逃避的一个难题.海上核物质运输的法律制度已经日趋完善,但海运的安全性仍然令人堪忧.核物质海运具有不同于一般海运的特殊性,其背后是国际规则和各方利益的较量和妥协,而争议的焦点在于是否应增加运输方的告知义务.危险性物质海上运输的“告知义务”正在逐步形成一项公认的习惯法规则.建立核运输方与沿海国的合作机制,包括运输方“有限度的告知义务”、沿海国的“保密义务”和“有区别的审查制度”将是解决这一困境、完善核运输制度的关键所在.     

香港迎来梁振英时代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结果近日揭晓.现年57岁的梁振英获得689张有效票,当选为香港特区第四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说,自己肩负重任,欢迎提点及批评,他将与管治团队深入群众,听取意见,并承诺做一个亲民特首.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

正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指出,"我们坚信,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把‘一国两制’实践发展得更好,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得更好,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得更好。"这种自信,源自"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累累硕果。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百问

7月1日,香港已顺利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表法》,坚持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基表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根本大法,同时,也是一部全国性法律,内地的各部门,各地区处理涉及香港的事务,也必须遵守基本法,按基表法的规定办事。为了更准确、深刻地理解基本法的内容,我刊将分两期转发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编写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百问》,以飨读者。     

"为了香港好,为了香港明天更好!"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于6月29日至7月1日率中央代表团访问香港,出席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1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等一列活动.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李元书“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即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香港回归祖国以后，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由香港当地人来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法律形式把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