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形势下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核心地位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与大陆同根同源是历史的定论。"只有一个中国"是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前提。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和美国的别有用心,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成为"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美国为了达到其牵制中国的目的,以"共同防御条约"和《与台湾关系法》为借口,一再挑起所谓"台湾问题",影响了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正常交往。本文通过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核心地位的讨论,明确指出,所谓的"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是美国一手操控台湾、制约中国的结果。弱化"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实现中美关系的长期正常化,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符合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     

从世纪之交看美国对华政策

本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中美关系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在一次次摩擦中 ,两国走向对立冲突的边缘。令世人欣慰的是 ,在经过了曲折的过程之后 ,两国关系终于走上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1 997年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 ,确定两国的关系为“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此两国关系步入了一个全新时代。从 90年代初“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到 90年代末“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 ,中美关系走过了伟大的转折。这一转折是艰难的 ,它既体现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根本地将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也体现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整体实力的上升与战略地位的提高。与中美关系的发展转变相连 ,90年代以来的台湾问题也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台湾问题既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 ,也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反作用力。台湾问题的变化不但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中的重要影响及作用 ,也说明美国的对台政策服从于其对华政策。     

消减两岸统一中美国因素的对策思考

台湾问题虽然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障碍,但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它只是美国制华、反华战略的一张牌。这张牌的打法,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良好的中美关系可以降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介入力度。新世纪我们发展中美关系,消减两岸统一中的美国因素,必须转换思路,更新做法,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形成主动进攻的有利战略态势。这其中包括对中美关系发展前景的正确估价,并将其放在对外关系的适当位置,把握好两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利用好现有的国际机制和规则,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中寻找合理的尺度,力争以经济手段解决好军事政治问题,注重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良好关系,从战略上牵制美国的军事介入力度,调整国防战略模式,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等等,才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从容应对。     

试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 ,中美两国在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一个中国、两岸交流与对话、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等问题上达成了有限却十分重要的共识。这些共识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 ,有利于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     

拜登政府的东北亚政策与东北亚地区关系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其对外战略正逐渐成形。拜登政府表示将以同盟关系为基础重建美国的领导力,在东北亚地区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被普遍认为战略指向明显,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将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对华进行战略牵制,中美关系仍处于其东北亚政策调整的核心。拜登政府将巩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这一倾向也得到了菅义伟政权的积极回应。朝鲜半岛问题的走向尚未明朗,缺乏沟通和协作的氛围。受制于国内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对外修复盟友关系、布局战略重组并非易事。鉴于美国在东北亚的政策调整,中国必须正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而且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中国要积极做好应对。     

美国对台政策的演变:一个历史的思考

美国对台湾政策演变的历史表明,调整的核心是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每一次调整和变化都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联系在一起。由此判断,美国将继续加强同台湾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还有许多不确定性。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稳定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

本文从台湾问题的现状出发,分析福田内阁的对华"协调外交"轨道及其国内外政治环境,认为有利于改善中日关系及台湾问题的机遇期不但相对稳定,而且可能延续至"后福田政权".今后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趋向多元化、复杂化,给中日、中美关系及中日美三边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美日两国政府以及日台非官方名义下的防务合作,形成破坏台海稳定的潜在危机因素.实现多方合作共赢的目标,需要各国朝野的共同努力.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对2010年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北大核心CSSCI

对中国继续崛起和美国战略重点重返亚洲这两个因素的研判,是导致日本民主党政权在对华政策上出现明显变化的重要原因。中日关系确因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而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但中日关系并不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中美关系也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美日同盟的关系。中国崛起绝不意味着战争威胁。中日两国应从建立战略互信、抓住合作机遇、改善国民情感入手改善双边关系。     

US-Soviet Détente and Establishment of US-China Diplomatic Relations

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底发表建交公报,中美关系正常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美苏关系的牵制。尼克松政府寻求与苏联的缓和,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福特政府期间正常化没有进展。卡特政府中主管外交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意见分歧。万斯认为美苏缓和关乎美国外交的全局,中美关系处于从属地位。布热津斯基主张发展中美关系来抵制苏联扩张。由于缓和的衰落,卡特总统到1978年才打定主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田中角荣内阁与中日复交

翻开战后中日关系史,人们不难发现,从1949──1972年中日复交,其间经历了23年的悠悠岁月,而从1972年7月7日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到9月29日中日发表联合声明,仅84天。这不能不说田中内阁在中日复交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 战后日本历届政府由于采取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支持台湾的外交政策,致使中日间迟迟不能复交。田中内阁之所以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府长期奉行的外交政策,则是7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日美矛盾加剧,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呼声日益高涨,佐藤(荣作)前内阁的对华政策彻底破产的形势下作…     

马英九执政后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历来是一个敏感而不可忽视的外部干预因素。奥巴马政府干预台海关系的姿态更为积极,原因在于美国不想被两岸对话时代抛弃,不想出让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更不愿两岸出现朝向统一向度的快速融合。本文从中美、美台和两岸三个关系层面观察美国因素的作用,分析了台湾马英九政府执政以来,在两岸交流日趋紧密、两岸关系日益发展的新阶段。美国政府应该认清台海形势,重新审视其在未来两岸进程中的角色定位。     

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90年代以来困扰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一直到70年代中期,人权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并没有占据突出的位置。卡特政府为了在美苏争霸中处于优势,明确地将人权问题作为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美国把“人权外交”的矛头转向中国,实质是以人权为武器,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在“三权分立”的美国政体中，国会分享对外政策的决策权。美国国会制定的有关法律在历史上就曾对中美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国会对“遏制”新中国也起了推动作用。然而，国会组织的政策研究报告和听政会，却为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战略转变提供了理论框架。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保守议员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屡设障碍。冷点结束后，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中掀起更高波澜。论文旨在对美国国会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贯作用及其规律性作出准确的分析，以为我国研究对美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中美贸易战:动因、形式及影响因素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是中美关系近年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是经济、战略、政治和特朗普总统本人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作为贸易战的挑起方,依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相对优势,围绕道义、法律、中国身份、技术、联盟和具体公司等领域对华重点施压,中方也在相应领域对美采取反制措施,迫使美国用谈判方式解决双边贸易摩擦。从进程看,经济和政治因素深刻塑造着贸易战的走向。总体上,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和安全外溢性有所加强,容易成为两国战略竞争的诱发因素,需要双方进行严肃管控。     

南朝鲜美国贸易摩擦问题与对策

背景概括地说,韩美摩擦起因于南朝鲜对美出口出现巨额黑字,1987年已达100亿美元。南朝鲜总出口量的约40%依赖于美国市场。台湾对美国出口的黑字纪录虽比南朝鲜多2倍,但它对美出口物资多属杂制品,而南朝鲜除鞋类和纺织品以外,近一、二年来,轿车、电子产品、钢铁制品、尖端产品居多,引起美国和欧共体的警觉。针对贸易出现黑字问题,日本和台湾1987年都采取了使自己的货币升值的措施,日本升值最多,几乎是二倍;台湾也使台币升值约24%。唯     

2003年的美国与亚洲

在2 0 0 3年,美国与亚洲的关系显然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总统布什在以下三个方面改变了政治战略:资深的政府官员与中国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政府与朝鲜和东南亚国家加强了双边的外交往来;与此同时,美国与其他国家加强了合作以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显而易见的是,在美国的战略行动中,美中关系的改善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焦点。就美国与其他地区的关系而言,中美关系的不断改善的确是令人惊讶的。北京新领导层的确立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起到了促动作用,人们可以感觉到,双方的关系正在逐渐升温。双方的领导人似乎并不打算缩小过去的分歧,而…     

论中美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中影响的上升 ,特别是“9·1 1”事件后 ,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 ,结构性矛盾尽管还存在 ,但其重要性暂时有所下降或尖锐程度暂时得到缓解。中美结构性矛盾与中美结构性共同利益在各领域所占的比例是不同的。美国一直是在它全球战略的框架内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的。这决定了不同时期中美关系五个领域在美对华战略中重要性的不同排序。中美在世界战略格局等战略与安全观念方面存在碰撞与相容性。有必要利用目前有利时机 ,构建中美长期战略稳定与合作关系框架。它将有利于充分发挥两国共同利益的作用和防止两国结构性矛盾激化     

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与台湾问题

东西方冷战的结束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的西方战略家甚至评论道 :这一“冲击波不亚于原子弹的问世”1。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 ,以东西方冷战为背景、以前苏联为假想敌的日美安保体制的战略目标发生了重大转变 ,而台湾问题则在这一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这一转变及其与台湾问题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一、《东京宣言》标志着日美同盟将继续奉行冷战思维1 992年 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日本 ,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就冷战结束后两国所面临的问题及加强日美合作举行会谈。会谈后发表了作为“今后日美关系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