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三不朽”思想及其企业激励意义

企业激励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企业激励有利于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在建构企业激励机制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特别是儒家立言、立德、立功的"三不朽"思想。儒家"三不朽"思想需要进行现代转化,包括对德、功、言的内容的转化,对三者次序的转化,以及与制度建设的结合。     

论王阳明的生死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王阳明的生死态度可用“吾心光明,亦复何言”来体现,它表明王阳明以人生使命的完成为获得临终安宁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功”层面;在生死价值上,王阳明认为人的生死只有付诸和践履忠信礼义等道德信念才有价值,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德”层面;在生死超越论上,王阳明以“致良知”为“出生死”之道,体现了儒家生命“三不朽”中的“立言”层面。总之,王阳明全面、典型地体现了儒家的生死哲学。挖掘和梳理王阳明的生死哲学既有助于对王阳明和儒学研究的深入,更有助于当今生死哲学的建构。     

儒家家庭伦理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

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严谨的儒家家庭伦理因其封建专制性而遭到新文化的抨击.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现代女作家以个体本位和个性意识为基础,站在女性立场上观照儒家家庭伦理文化.她们通过大量家庭矛盾的揭示和女性悲剧的描写,对儒家家庭伦理文化的弊端进行了较为理性的价值批判,为女性摆脱旧家庭的禁锢从而获得"人"的自主意识,为建立"以人为本"的现代家庭伦理文化观,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     

沈光文与儒家文化精神

被誉为“台湾孔子”“台湾文化初祖”的沈光文对台湾儒学的奠基与儒家文化精神的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沈光文毕生坚守夷齐之节,彰显了以儒家忠义观念为底蕴的遗民忠义精神。作为明末最早入台并在台湾少数民族中推行汉文与儒学教育的士大夫,沈光文堪称台湾儒学最早的传播者与启蒙者。沈光文身为遗民而“不废当世之务”,体现了仁民爱物的儒者胸怀与儒家“三不朽”的价值追求,无愧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履者与传承者。     

"仁智双彰"的现代显扬——略论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

"仁智双彰"构成了现代新儒家人生哲学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此,他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儒学作为现代中国人价值之源的根本地位,另一方面又力图开显出知性主体以补以往儒学之不足,以为无根无向的现代人"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其人生哲学是对儒家传统人生哲学的继承和弘扬,包含了对西方现代人生哲学以及近代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人所面临的人生困境的儒家式的回应,体现了寻求"德性"与"理性"之统一的理论追求,对于为工具理性独大的"现代性"纠偏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因人生的理想性陈义更高而脱离实际、自身倡导儒家人生哲学却并未真正践行儒家的基本行为规范等不足.     

传统儒学情理逻辑悖论探究

情理逻辑也就是由情及理的逻辑,它既是情扩充和延伸的逻辑,又是理的生长逻辑。这一逻辑的充分发展导致了情理之间的对立和矛盾,此即是情理逻辑悖论的具体内涵。这一悖论使得传统儒学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之中。尽管传统儒家为克服这一悖论和走出理论与实践的困境作出了自觉的努力,但由于它是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使然,所以,这种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这也就决定了情理圆融的境界只能成为传统儒家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境界。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道德与知识、事功的一致——由牟宗三"良知坎陷"引发的思考(一)

中国文化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和谐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对立.前者主张仁义,后者主张争利.虽然仁义的落实需要知识与事功,但由于道德和知识事功的内在冲突,即德性主体与知性主体、仁义与争利的对立,儒家的内圣之学长期存在轻智与贬功的倾向,不能直接开出外王.牟宗三先生良知坎陷说,为基于中国文化开出科学与民主做出了努力.儒家关注的是人类永恒价值,但现实是残酷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传统儒家需要经过曲折和悖论,认可知性主体的独立和争利的价值,方能开出外王.但这种新的学说面临着突破儒学边界的困境,故需要区分理想(终极)的儒家与现实(坎陷)的儒家.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三重维度——以安徽革命实践为例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底蕴,以地域文化为特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在安徽革命实践中涌现出的大别山精神、新四军精神、淮海战役精神、渡江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三不朽"具有关联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安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对"三不朽"做了新的诠释,丰富了"三不朽"的内涵与深度.     

儒家“崇德重仁”与21世纪德育建设

"崇德重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华,亦是我们当今社会和德育中所欠缺和应有的价值理念.21世纪,我们的道德教育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重新反思儒家"崇德重仁"的思想,对于走出这些困境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论宋初的文化忧患意识 --兼论经学变古的历史必然性

儒家文化的危机引发了宋初学者的文化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文化忧患意识形成一股潮流,引发和促进了经学变古和儒学革新,将宋代文化推向高峰.儒学文化被注入了新的活力,终于在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战胜了佛、道等异质文化,儒学文化的主体地位更加巩固.     

浙东杨守陈家族的文学创作

浙东鄞县杨守陈家族文学的形成自其祖父杨范传陆九渊理学始,而家族性文学创作绵延到杨守阯曾孙辈杨德周。在成化、弘治年间,杨守陈、守阯两兄弟在翰林院中代表了与陈献章对抗的传统理学,在文学创作上则反映了翰林院宗宋的大趋势。他们的文学主张大同小异。     

略述宋儒对周天子宗庙礼制的诠释——以宗庙庙数、祭祀礼制为考察中心

在儒家经典记载的周代“天子七庙”、“四时祭”、“礻帝”、“礻合”礼制问题上,宋儒或遵循汉代郑玄、三国魏王肃、唐赵匡有关学说;或在遵循上述儒者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补充、完善;或依据自己对经典文义的理解,别出心裁,另创新见,将中国古代经典诠释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阴阳五行说的历史与宇宙生成模式

远在邹衍之前阴阳五行说就已经有了丰富的形态。阴阳的特殊含义在殷商以前已经出现 ,将阴阳与灾异结合在一块 ,出现在《周易》时代 ,五行可能产生于夏代 ,明确于商代 ,阴阳与五行互为发明的时间早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取象于自然的阴阳五行是邹衍发表其宇宙本原之生成的基础。在对儒家宇宙观的批判中 ,战国后期的邹衍提出了“裨海”、“大瀛海”等的概念 ,从而把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引向更广袤的天地。     

扬雄的文学追求与文学观念之迁变

扬雄是西汉有名的文学家与经学家。其文学追求与思想观念经历了一个有趣的演变过程:早期以汉赋创作为主,后期逐渐转向经学与诸子学术研究,《太玄》、《法言》、《训纂》、《方言》代表了他后期多方面的学术才能与研究成就。扬雄由文学向经学的转变,不仅有时代与社会学术风尚的作用,还与本人个性心理有关。扬雄在中国文学史与学术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对后世文学与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     

论儒家阴阳思想下的汉代赦宥

汉代的赦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深受儒家阴阳思想的影响,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赦宥之举(尤其是大赦)可以为皇帝修德补过,达到“荡涤秽恶”、“与民更始”,从而协调天地阴阳之气以致庆的目的,其德政的功用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宋代《春秋》学述论

《春秋》是宋代学者着重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此时期《春秋》学研究的主流在于诠释、探讨、阐明经义,带有鲜明的政治针对性,同时也有学者研究《春秋》经传中的具体问题,学术性较强。宋代学者研究《春秋》的重要特点在于试图摆脱三传,直接从经文中去挖掘微言大义,这样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逞臆说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