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神性的大地之美——生态文明视域下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乡村世界，以其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健康体魄与丰富心灵世界的湘西农民形象，书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进行审视，进一步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的毁灭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正是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被工业文明遮蔽的具有神性的“大地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从这个意义上说，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的、自觉的生态意识，复魅了大地的神性之美，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的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认识论视域中“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内在关系探微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分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本文从认识论视角探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认识过程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充分肯定;从认识要求看,“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是逻辑的历史的统一;从认识目的看,“三个代表”是对“三个有利于”的理论深化。     

试析儿童语言形成发展期的几种现象

儿童1~3 岁语言形成发展期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儿童语言学习的几种现象值得注意。尤其是儿童的“代词”和“地点”指示常出现大人认为的“错误”。现在,人们对儿童语言学习过程中的“错误”有不同的看法,这对了解语言习得是有益的。其实,学习者的错误是无所谓“错” ,也无所谓“对”的。     

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台湾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推行台湾的“本土化”、“台湾化”政策,鼓吹所谓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精神”,标榜“新台湾人主义”,妄图以此在心灵上改造台湾人民,淡化台湾同胞对中国大陆的认同,由此实现所谓的“去中国化”,谋求台湾的独立地位。无疑，这种“去中国化”的台湾“本土化”行径将严重影响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湘西地区开发与湖南西部生态经济建设探析

2004年6月,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加快大湘西开发的决定”,大湘西开发正式启动,湘西地区在湖南具有突出的区位特征和重要的战略地位。而生态经济是湘西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选择,是解决其生态脆弱和贫困两难问题的最优途径,是成功的发展模式。未来湖南西部生态经济的发展必须构建相适应的生态经济体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大力建造生态经济工程。     

“自我”与“他者”审美歧途中的“湘西形象”

中国文学中的“湘西形象”是一个独特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表现出多重美学样态。其中民俗传奇的“湘西形象”中却呈现出一种二元对立态势,深刻的体现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审美歧途。沈从文对湘西乡土的诗意呈现、对湘西子民生存形态的展示实现了对湘西最为成功的“自我塑形”。其作品中浪漫与诗意的民俗湘西形象背后蕴藏着深邃的价值核心,即对于人性的洞察与展现。而当代网络文学中的“湘西形象”书写则表现出一种“他者”视角下,对湘西民间秘闻、诡魅习俗的猎奇演绎与神秘文化趣味,其众多文本刻意塑造出“鬼魅幻象”式的湘西形象,这无疑是对“湘西形象”的一种单向度的书写与审美。     

湘西悬棺葬的文化意蕴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一种奇异的葬俗,研究者普遍认为它是古濮越文化的反映。湘西人认同悬棺葬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悬棺葬既是楚文化中灵魂回归意识的表述,又是他们凤鸟崇拜这一“集体表象”的展演。湘西悬棺葬是楚文化在湘西地区传播的结果。     

论《西游记》的消解精神

消解精神是《西游记》自由精神的重要表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上解构既定观念，形式上采用玩世性的游戏笔墨。所谓既定观念，主要包括构成《西游记》思想基础的儒道佛等观念；所谓玩世性的游戏笔墨，因其玩世的不严肃性，而具有了消解意义，主要包括具有戏谑、幽默、闹剧和童话特征的形式。这种消解精神，主要源自《西游记》写“心”的特征和人物如孙悟空市民式的浪漫与自信。     

“湘西一种凄馨意，彩笔争如沈凤凰”——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凄馨而迷人,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湘西世界"的原型本身也很神奇.沈从文是湘西各族人民共同的伟大儿子,"湘西世界"是他的赤诚奉献,是"湘西文化"形象化的"百科全书".     

基于博弈理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问题研究

从湘西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出发,基于旅游学的角度,运用博弈论这一理念分析保护性开发中浮现的关系链,找出各利益方最佳的合作方式,从而实现湘西旅游业开发和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共赢。     

湘西州近十年来跨越式经济发展战略反思

某一区域推行“跨越式”经济发展战略,必须具备一定的要素条件,才能取得突出成效,否则有可能造成政经动荡,人民遭受损失。1999-2008年的十年期间,在资本、劳动、土地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方面存在诸多障碍和制约的条件下,湘西州推行的激进“跨越式”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反思,本文认为应属战略失当。怀化和张家界等周边地区的发展战略日趋务实和理性,也进一步证明湘西州 “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不妥当。因此,树立以民为本的科学政绩观,在保持政局稳定、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渐进推动州域经济发展,应成为现在和将来湘西州的经济发展总战略。     

湘西土家语借词的语音特点

湘西土家语中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借词,其语音既受当地汉语方言的强烈影响,又具有土家语的显著特征.而且湘西土家语北部方言与南部方言本身就存在着方言分歧,加之影响它们的汉语方言也各有特色,因而它们的借词语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通过湘西土家语南北方言借词语音的比较分析,可见湘西地区语言接触的复杂性及该地区存在着由于语言接触而导致...     

论沈从文湘西散文的生命意识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具有博大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 ,他以故土湘西为题材的散文是其散文的代表作。这些作品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在整体上形成了人性与神性相结合的丰富内涵。因而 ,他对湘西人性问题的思考问题同湘西人对“远景凝眸”的理想追求结合在一起的 ,并具体糅合到边地特有的自然、社会风貌的充分展示之中 ,从而形成一部湘西文学世界人性善恶独特的艺术画卷     

论湘西文化的根与源

从地理学的角度,根据构成湘西的客观要素,对湘西作出了明确的界定。与此同时,还从组成湘西这个客观世界的基本要素出发,对整个湘西在地理上的基本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从构成湘西文化的客观物质世界中,探索了湘西文化形成的根与源,并以现存的文献史料和在湘西出土的大量新、旧石器时期文物以及残存下来的遗迹作证据,客观地论述了湘西文化的根在山,其源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