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恋旧情结——闻一多的文化心态研究

闻一多的恋旧心态以及形成的情结有特殊的内容和相应的规定性。从总的倾向看 ,他恋的主要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而不是物质文化 ;从价值属性看 ,他青睐的主要是中华民族那些能与西方发达的物质文化相媲美的 ,并能令国人感到自豪的那部分意识文化 ;从存在形式看 ,他眷恋的主要是以典籍、理论、文学等形式存在的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 ,而对以社会精神、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形式存在的政治文化、国民心态等 ,则是排斥、批评的。闻一多恋旧情结的这些特殊内容及相应的规定性 ,是其文化心态中个性鲜明、魅力闪烁的存在 ,它们宛如繁星在闻一多智慧的天幕上组成了一个个美妙的星座 ,让人景仰 ,诱人探索 ,一旦深入其中 ,则可发现众多引人注目的问题。     

恋根情结──东南亚华文作家创作心态剖析

本文从经济、文化和制度三个层面,考察了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归属意识。继而结合社会历史现状,从华文作家们的家园意识入手,借鉴西方心理学家的理论,剖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恋根情结及其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和对华文作家精神世界、文学创作的影响。     

论宋代都市文化与悲剧词人柳永

通俗文学的先驱柳永,是一个试图以自然天性突破理学束缚的才子。尽管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柳永的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但作为普通文人情感欲望的集大成者,柳永代表的反抗制约者的美学观念和审美理想,他在反抗理学制约时的悲剧心理,在宋代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美学思想潮流中,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典型意义。     

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唐代士人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恋京心态,当时的诗人甚至说“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在这一心态制动下,不仅有大量士子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身不在长安的唐代士人们也参与创作了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其中,贬谪文人和动乱流寓文人的思京恋阙情绪尤为强烈。流贬士人从离京赴任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社会动乱流寓在外的文人如杜甫、韦庄等,他们思念长安的精神内涵,除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思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更高的思想境界。与前后朝的士人相比,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因之所创作的恋京诗也蔚为大观。这一现象在本质上缘于唐人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和执着的事功精神。即使在政局紊乱、救时无方的中晚唐,士人们无奈退避,对长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也未曾真正放弃对事功的追求和长安的眷恋。此外,这一心态还与唐人心中的长安情结与盛世情结、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人重内轻外的任职观念诸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消闲与责任－论张恨水创作的文化心态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相容相济、杂糅而形成的士大夫文化,经过长期的积淀,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直接影响着张恨水创作的文化心态.在张恨水的作品中,消闲与责任两种文化心态始终矛盾地交织着.本文从张恨水的文化心态入手,将张恨水置于广阔的传统文化背景下,探究张恨水之为张恨水的原因.     

论文化心态

文化心态是人在过去经验基础上产生，并对主体在处理与之发生文化联系的情景和客体的行为上起着控制性影响的准备性心理状态。文化心态的形成不仅有人的生理、心理结构作基础，更重要的；还有这种主观心理结构和能力相对应的外界文化信息。文化心态具有自控制性（自调节性），评判性、指向性的特征。文化心态分为个人文化心态和社会（阶层、群体）文化心态，文化心态形成后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变革时代，人的文化心态均处在调整和重构之中。     

土家族容美土司诗人的外向情结──田九龄、田宗文诗歌创作的文化心态

作为土家族文学史上最早的两位诗人，田九龄和田宗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向往汉文化的外向情结。容美土司的闭塞落后、土司制度的专制黑暗与汉文化的相对发达，以及他们个人的理想追求是这种外向情结的生成因素。这种外向情结体现在他们的诗歌中，主要是对汉文化名人的倾慕，同时也影响到了其诗歌创作成就。     

汪曾祺小说的故乡情结

以汪曾祺的高邮小说为主 ,从生命与文化的角度 ,分析了汪的恋土情结的文化传承 ,指出汪曾祺小说所表现出的故乡情结是对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历尽坎坷 ,具有漂泊感、倦怠感的汪曾祺的美好生命意识的补偿。     

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

反城市文化情结主要表现为视城市为异己的存在,对城市怀有一种深深地隔膜和拒斥,它反映了作家丰富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理。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更包含着知识分子的乡恋心态、现代都市问题及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等多种复杂的原因。     

论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恋“骨”情结

美国华裔文学是中美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呈现出鲜明的特色。美国华裔从客居到定居,再到漂泊流散,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得美国华裔具有复杂而矛盾的族裔体验。以伍慧明的《骨》和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为例,揭示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恋＂骨＂情结,＂骨＂不仅揭开了华人移民的身份之谜,而且展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柳永节庆礼俗词文化影象

过往在研究柳永的词时,词学界对他的歌妓词和羁旅行役词非常熟悉,但是对他的一些生动反映当时宋代经济和人民生活幸福的节庆礼俗都市词,从礼俗的角度去研究的却很少,甚至寥寥无几。丰家骅先生在《论柳永歌咏太平的词》文章中说：＂近年来即使有人论及,也多语焉不详。这直接影响了柳词的分类和评价。＂因此,本人从礼俗文化的角度对柳永都市词中的圣寿礼俗词、祭祀礼俗词、重阳节登高礼俗词等做了较浅的分析。柳永真实再现了宋代人们的民俗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生动的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影象画面。柳永节庆都市词的礼俗文化内容,具有一定的价值,不应被忽视。     

柳永词中的意象美

柳永的词涉及到自然景物、都市风光、男女欢娱、离别悲怨、羁旅穷愁、咏史怀古等多方面的内容 ,与这些内容密切相联的是一组组令人赏心悦目的的意象群。柳永正是通过对诸多意象的描绘和组合 ,构成一个又一个色调不同的画面 ,表现出悲欢离合之情、得失升沉之慨。柳永对都市风光、离别悲怨和羁旅穷愁作了大量的描写 ,并把咏史怀古的题材写进词中 ,不仅拓宽了词的内容 ,而且扩展了词的意象 ,创造了高远的意境 ,对苏轼等人有直接影响     

从曾国藩的文化心理看其文化选择

曾国藩,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其能提出“学洋务”的原因一直为人们所关注。从其独特的性格特征、家庭教育和湘文化的熏陶,尊崇“经世致用”等文化心理上分析,将有助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他做出“学洋务”选择的渊源。     

“柳俗”新论

本文从柳永词的创作意图与接受者的选择之间的关系这一新角度探究柳永词“俗”的内涵。柳俗是以迎合受众为根本特征的 ,表现在题材内容、语言和表现手法三个方面 :(一)题材内容之俗表现为以男女之情 (甚至是色情)的描写迎合受众的娱乐刺激需求 ;(二 )语言之俗表现在市井方言俚语的运用 ,模拟人物声口语气 ,为受众所习见 ,用韵和四声的安排使柳词旋律活泼、音节响亮、富于刺激性 ;(三 )表现手法之俗表现在铺叙手法的运用 ,叙事抒情求详求尽 ,不留余韵 ,不求含蓄 ,以适应受众的欣赏习惯。柳词“俗”者皆“为人”而作 ,而其“为己”之作亦不乏“雅”誉     

从城市到都市

着眼于城市与人类文化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城市的文化功能,城市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在一定地理区域中、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为基础而建造的、非农业人口高度密集的文化生产、贮存和传播中心。都市是当代城市的典型形态,理解都市必须联系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三个相关的概念。准确理解都市的特质有利于我们高屋建瓴地把握人类城市的古今演变,有助于我们关注当代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迅速发展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我们理解城市的文化传统、个性及当代发展问题。     

刘涌案件的刑法适用问题与思考

刘涌案件经过三审,先后作出了由死刑到死缓又到死刑的三次判决。作为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首要分子,刘涌应该按照其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因而二审法院将死刑改为死缓是不妥当的。涉及刘涌案件的公众民愤(民意)问题、知情权问题、死刑观问题等,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重要现实问题。     

浙江省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研究——基于民族文化心理的视角

每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状态对其传统文化的传承、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及民族自身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浙江省是布依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市布依族流动人口的研究发现,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让身在异乡的布依族找到了群体归属感和心理安全感,增加了族内群体团结,但民族文化心理也给其城市生活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破解布依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困境,需要布依族自身自主行动,也需要流入地政府采取措施多方位、宽领域地关心和关爱布依族流动人口的发展,更需要社会组织发挥专业特长,在扶贫济困、心理关怀、权利救济、就业能力提升等方面施以援手。     

沈从文新诗中的湘西文化情结

沈从文的新诗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他对湘西乡村野趣的迷恋,对湘西牧歌情调的向往及对湘西人民朴实品性的热爱,他的新诗总是从湘西文化的视角去感受、审视、体味生命和世界,形成了他独特的"乡下人"审美情趣。在诗歌意象的建构上,作者选取的往往是自己熟知的家乡景物;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常用鲜活的湘西民间特色语言来写景抒情;他还喜用湘西常见的动植物作比喻来刻画艺术形象,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比喻艺术。     

论《儿子与情人》中的“恋母情结”

《儿子与情人》这部心理自传体小说描写了一种特殊、复杂、畸形的母子之恋.在小说中,展现了一种特殊的情结--"恋母情结".这种情结的形成、表现和产生的根源具有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论冯特《心理学的救亡图存》一书的历史意义

详细考察了冯特《心理学的救亡图存》(1913)一书的写作背景及其基本内容 ,以期揭示其历史意义。并指出 ,尽管冯特是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写作并出版了《心理学的救亡图存》一书 ,但这部著作并没有产生任何积极的历史结果 ,而只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反映了冯特对心理学的理论态度 ,并印证了本文作者对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及其历史命运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