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意逆志诗学理论的意义生成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法不仅影响后世《诗经》的接受,而且不断扩展其方法适用领域。以意逆志诗学理论形成中国诠释思想传统,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建构资源。     

以意逆志说《诗》与诗教传统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之学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以意逆志":作为探求会话含义的语用学命题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代学者或把它视为阐释学的理论命题,或把它当作修辞学的理论观点,然而均因脱离了社会历史语境和言语情境,结果都是对孟子原意的错会.通过转换视角,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言语实际情境,认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其原意应是对当时"言意之辩"的理论拓展,更是一条以划分语义层次为前提,以确立受话者主体地位为依归,以探求会话含义为目的的语用学理论命题.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

以意逆志与英美新批评虽产生于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但两者仍有比较的必要。英美新批评因为以意逆志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人本主义的以意逆志是一种既重视内容又重视形式的批评方式,它完整包括了作者、文本、读者三环节,而新批评是一种单一的从形式到形式的批评。英美新批评的文本主义有其可取之处,但由于自身理论与实践的漏洞和相互攻击,最终走向衰落,而以意逆志自从产生后就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     

黄生杜诗研究方法略说

黄生的<杜诗说>是影响于当时却淹没干后世的一部杜诗评论和研究著作.黄生在<杜诗说>中,将孟子所提出的"以意逆志"原则作了重新诠释和具体化,并以其作为评论和研究杜诗的基本方法,力图揭示杜诗的本意.对<杜诗说>评论和研究杜诗的方法所作的初步探讨,通过对<杜诗说>的钩稽认为:黄生所提出的"深悉公之生平"、"综贯公之全集"、"融会-诗之大旨"三原则,就是"以意逆志"的具体化,是黄生在<杜诗说>中分析和研究杜诗的主要方法.黄生对杜诗创作本意的认真探寻,体现了他作为训诂考据学者的严谨学风.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评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了深入而辩证的探讨 :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 ,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原意———“志”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方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 ,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以意逆志”论－中国传统文学释义方式的现代审视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个有关文学释义的纲领性理论命题。围绕这个纲领性的理论命题，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批语家对文学解释活动中释义者与释义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学释义的具体途径进行地深入而辩证的探讨，既充分尊重接受者和释义者的主体意识－“意”，又强调文学解释活动最终不能背离对作者和作品愿意－“志”的理解和把握，同时还把文学解释活动看成是释义者之“意”与释义对象之“志”通过“逆”的方式相互交融而形成新的意义的过程。“以意逆志”的文学释义方式比较好地解决了西释义学理论无法解决的某些理论难题，其中所蕴涵的文学解释学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回归与超越：《杜臆》与“以意逆志”法

王嗣奭《杜臆》笺释杜诗,取的是一种体验式路向,借重个人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复杂人生经验以契入杜诗,并由此掘发杜诗的"真"、"正"之美。这既是对传统"以意逆志"法的回归,同时也是一次超越。     

阐释距离的微妙把握与阐释体验的差异性生成———以“杜诗”阐释为例

诠释者历来对杜诗情有独钟,其诠释理想多在得作者本意,以便启后学于迷惘,成杜氏之功臣。在此诠释理想的指引下,诠释方法也得以丰富和发展。在对杜诗的“意诠”中,大体上以“以意逆志”、“以意捉志”、“以意遇志”等诠释方法为主。而在这些方法的运用中,又因诠释者对诠释距离把控的微妙差别,而带来不同的诠释体验：诠释者或幻想化身为杜甫,身临其境地去体察其创作时的种种情形;或借对杜甫诗句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某种意绪;也有的完全凭借自己的才情高下去直观地感受文本意义,以求得与作者心灵的契合。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所指及其特征——论伽达默尔“文本”观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文本"具有不同于一般文本的特性:在文本的所指上,伽达默尔的文本指的是最初写成的东西,它产生于理解的受阻,并因理解的可能性和效果的不同而具有不同层次的划分;就文本的特征来讲,伽达默尔的文本作为一个哲学诠释学的概念,具有本体论意义,文本不再是主体的客观对象,而是理解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其存在于和读者的历史对话中,对其理解的最终意义是应用于自身。     

老子“道”和“德”的自然本质及其辩证关系

老子的"道",主要指形成世界的本原,决定万物的本体,宇宙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而老子的"德",其广义是指万事万物合"道"而行的品性,其狭义则指人的合"道"而行的品性。"自然"是老子"道"与"德"的本质特征。"道"生万物,"德"养万物","道"体"德"用,二者辩证统一于万物之中。老子哲学的主要意蕴就是依"道"而立"德"、立"德"而明"道"。老子对"道"的预设与描述体现出老子哲学理论思维的形上视域,老子对"德"的揭示与规定标志着老子哲学实践关怀的形下向度。     

对儒家善的意义的现代解读

儒家之善被称为"人道",在于它生成意义。善的意义并非单向的解读,而是解读者彼此之间的感通与共识。从感通而言,善的意义包涵生生之仁与修身实践于一体,但在现实的挤压中却走上狭窄的路。     

“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

长期以来,《圣经》的解释权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了正确解释《圣经》,消除神学家的偏见,斯宾诺莎在对传统的《圣经》解释方法及各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驳斥的基础上,依据解释自然（解释自然在于解释自然的历史）的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解释《圣经》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又具体剖析了该方法的“困难与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不仅为以后科学解释和批判《圣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更好地理解"——以施莱尔马赫和伽达默尔为中心

施莱尔马赫提出解释学的任务是与文本的作者一样好甚至比他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为此他主张通过"重构"使解释者与原作者处于同一层次,从而把握作者无意识保留的东西。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总是相互理解。他以解释学的处境、视域的融合阐明了解释者对文本的理解问题,提出与其说更好地理解,不如说不同理解。然而,既然在视域的融合中,解释者的视域起决定性作用,那一切理解也就是当代理解。     

增强各级政府法治意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

政府法治意识的缺失严重影响法治社会的建设。增强政府法治意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根本。法律至上意识、人民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是政府法治意识的主要内容。学习教育、民主监督和依法行政的实践是增强政府法治意识的根本途径。     

消除思想认识误区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提高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必须消除思想认识误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只是“三句话”,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科学体系;不是邓小平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不仅是指导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同时也是国家全部工作的根本指针。     

从汉字构造看“三生万物”思想

一般认为“三生万物”是道家思想,其实,早在道家思想产生之前,汉字构形中早就已隐含“三生万物”的意识。通过对有 关汉字的分析说明汉字产生之初即已有此种概念,这对于了解汉字和哲学史均有裨益。     

浅谈禅宗思想对枯山水庭园的影响

禅宗思想主张修习禅定,其宗旨是以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源,其提倡通过个体的直觉体验和沉思冥想的思维方式,从而在感性中通过悟境而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与自由。本文主要通过对枯山水庭园的重要景观构成元素砂、石景观及其特定的宗教象征意义来阐述禅宗思想对枯山水庭园的影响。     

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纲领的形成——“大民族主义”之文化革命纲领

1895年《马关条约》和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了“大民族主义”的文化革命纲领,它已经包含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民权学说和科学救亡思想,表明旧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