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爱国心——序《名士文存一百篇》

“士”在我国古代是指有学问的读书人,即知识分子。“名士”顾名思义即有名望的人士、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唐朝诗圣杜甫的《陪李北海宴历下亭中》名诗,有“海内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佳句。在古代阶级社会中,有职居官的“名士”形成士大夫阶层,这个阶层的人物随其人生价值观念和思想行为的不同而发生分化。     

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定义与社会作用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一个现代问题。以追求普遍原则与宗教承当精神为内涵的人文性 ,乃是古今知识分子内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知识分子的最高层次。西方现代知识界明确提出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时刻站在社会挑剔者的地位 ,从而保持其超越性与先锋性 ,且须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终极逻辑价值。中国知识界于 2 0世纪 90年代接受并传播了这一认识———价值守望者与社会挑剔者乃是人文知识分子的“最佳地形”与“最佳角度”。参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分配 ,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已然不小。人文知识分子因含有丰实的社会内涵 ,故而成为经久不衰的历史话题。     

论中国士大夫文人的道德信念和人生取向

在中国历史上,纯粹的文人是很少见的,读书与进士,文人与官僚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学而优则仕”不仅是读书人奉行的人生信条,也是社会认可知识分子的人生动因和途径。文人的退隐,往往不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反动,而是在“学不优”或“仕难成”时,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反向的补充。对大多数“退隐”的文人说来,他们只不过是在仕途进取与人格完善(或人生取向)的冲突中,选择了后者罢了。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河之远,则忧其君”,可谓一语道     

《聊斋志异》与传统文化心理

《聊斋志异》集中反映了蒲松龄以及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在这背后又总是有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浓浓投影。本文拟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对《聊斋志异》与传统文化心理的关系作些剖析。 一、强烈的人仕欲望与干预政治的热情 积极关心现实,努力投身对现实的改造活动,是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心态。在封建社会早期,就有“士志于道”之说。“这一原始教义对后世的‘士’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愈是在‘天下无道’的时代也愈显出它的力量。……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他们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平生的抱负,干一番不世伟业。在科举时代,知识分子唯一可走的就是参加各级考试,“学而优则仕”之路。确如《儒林外史》里的马二先生所说:“就是夫子在而今,     

张炜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批判立场

张炜的知识分子批判是一种社会批判,也是一种思想批判.张炜以“业余者”与“流亡者”的知识分子身份,对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中的丑陋现象进行了批判;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土野蛮”与“洋野蛮”,他清醒地洞察到封建专制思想与商业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两大阻碍力量;张炜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心,关注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提出自己的批评,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民请命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在现时代具有前瞻性意义.     

卷首语

“知识分子”一词,在我国是一个使用非常宽泛的概念,通常是以职业和学历作为划分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否恰当,颇值得探讨。早有孔子就揭示过知识分子(士)的特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志于道”,强调了知识分子对弘扬社会道义的责任。后来的孟子也对“士”作出阐释：“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知识分子在西方有特定的涵义,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正义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据此来批判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并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就是说,知识…     

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形式的三次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关文学形式的论争不断 ,文言与白话、化大众与大众化、民族形式与“五四”新文艺之争 ,不仅见证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曲折进程 ,也隐潜了传统与现代、启蒙与救亡、民族化与世界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对抗。虽然这三次文学形式论争在方式、取向、策略上有很大差别 ,但走的却是同一条道路———大众化、民族化。“大众化”、“民族化”在加快文艺的民主化进程 ,实现文艺的社会功能的同时 ,也使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体精神 ,并使整个社会逐渐滑入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主义———认为工农大众比知识分子具有更高尚的道德水准 ,不仅影响了文学的人学本质实现 ,而且也背离了现代启蒙精神。     

先秦儒家的价值自觉探讨

在社会发展的变革时期,选择什么样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道”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哲学范畴,是各家各派的经验、价值、思想与意志的集中体现,是诸子百家对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理性自觉。“道”是先秦社会思想的本质与灵魂,是考察先秦的社会思想的起始点与落脚点。“士志于道”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取向。     

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完善极其需要的知识,因而能够将知识与权力融为一体,并超越阶级的限制,成为对社会核心价值强烈关怀,促进社会进步的“立法者”。但在多元主义盛行的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立法者”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只能成为“阐释者”。在当代中国,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发挥“阐释者”的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应有的作用。     

论杨龙友的文化选择——兼论晚明士人“殉死”心态

晚明时期 ,士人们面临着隐与仕、降与争、生与死的重大人生选择。作为时代主流语境之一的“殉死” ,士人们多以心灵体悟甚至用生命实践此种选择 ,以体现完美的人格。这一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实践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之优良传统。生于贵阳的杨龙友 ,二十九岁时移家南京后仕于南明王朝 ,以其诗书画三绝卓立于世 ,并影响至今。而其殉难死节 ,更成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典型体现     

汉晋名士忧患意识比较论

本文从“忧君”与“忧位”,“忧国”与“忧生”,“忧道”与“忧贫”等多方面,对汉晋名士忧患意识进行比较论述,认为孔孟先贤的忧患意识是基于道德人格的考虑,虽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有压抑人性,迫使知识分子为皇权而忧、为专制国家而虑的局限性。汉晋之际名士忧患意识主题的演变不仅与汉晋之际儒学衰落、玄学兴起关系密切,也与政局有关,其忧患意识有着批判虚伪名教、尊重个体和推崇个体自由和发展的意义。当然,其忽视国家利益、见利忘义的另一面则应该批判。     

论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

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是春秋末年出现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包括他的弟子们在内的一批以君子人格为皈依的学者,他们以道自任,“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乐道而忘人之势”,不仅体现了西周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人道精神和价值理性,而且维护着春秋以来慢慢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文化地位和独立人格,即使是他们的孤独情怀,也反映出他们对其所追求的文化价值理性的忠诚与执著。中国早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士志于道”——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人格

本文对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形成及发展作了历史巡视 ,对“士志于道”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进行了寻绎与探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的形成与构建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影响与作用作出阐解。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从道德理性主义到道德理想主义

先秦儒家的精神实质是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道德理性主义和以“内圣外王”为终极追求的道德理想主义。儒家的道德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尽管在秦汉以后受到了压制、扭曲和异化,但它却为一代代儒家知识分子提供了批判现实的精神力量,使中国古代君主制带有“开明”的色彩。     

名士的变迁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灿烂着的几颗太阳。虽然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这些在生命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格的人格奠基者。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以酒麻醉而人人清醒,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尤其是嵇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是否标志着一种自觉文化人格的诞生?还有后来的陶潜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解印去职,归隐田园,至死不仕,值得后人钦佩。魏晋名士们的焦灼与挣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是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秘土,那些文明的成果是否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生长出来的?     

试论清末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化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清末政治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却是在其相对与政治权力地位不断边缘化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随着科举制的废除、皇权国家趋于解体和从“士”到“知识分子”的社会转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中的中心位置不断边缘化,从而使清末边缘化知识分子兴起,进而参与“革命”表达这一集团重新寻求政治社会“中心”位置的努力。     

孔子论隐逸三要素

本文用隐逸不用隐士,因重点放在论隐逸这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论隐士其人。简单的说,隐与仕相对,可以仕而不仕即为隐。用这种眼光看,孔子可以仕而不仕即是隐。元代有《隐居通议》一书,刘凝序其书曾比较仕隐优劣,其云:“孔子为鲁司寇……六经之述,必于辙环之余,则仕又不如隐也”。可见说孔子之隐,并非我凿空乱道。一、无道则隐——正义孔子论隐逸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大概要算     

精神撒娇与拒绝媚俗

在现实的困窘和生存的压力下 ,中国知识分子启蒙和救世的责任受到怀疑和拒绝 ,个人性开始隐匿并陷入一种绝望的境遇 ,他们彻底放弃了坚守着的精神立场 ,试图谋求与现实社会的任何妥协可能 ;理想主义在粗鄙化的现实中变得面目全非 ,肉体和灵魂的分离使“惶恐”、“痛苦”、“媚俗”等精神撒娇成了从精神立场上撤离的知识分子个体生命的基本姿态 ;拒绝媚俗就是要回复人的羞感 ,以提高生命力并完成对个体自我精神尊严的呵护。     

知识分子形象的重新发现——新时期报告文学研究

一、知识分子的定位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早的觉醒者,对人民大众起着启蒙的作用。因此,在文学艺术作品里常常以正面人物形象出现。1939年,毛泽东同志也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①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反右派”时,知识分子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文革”时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更成为“臭老九”。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知识分子是被扭曲了的,这与实际生活一样,都只是揭露批判的对象。建国以来,当然也有些作品正面描写知识分子的,那就是五十年代出现的《青…     

建构理性：“五四”启蒙走向革命的内在推手——新文化运动如何影响中国革命

“五四”启蒙并不缺乏理性，恰恰相反，它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但其主流是建构理性而不是经验理性。在这种建构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意识形态，推动了20世纪三大革命势力的形成。因此，建构理性与意识形态，正是“五四”启蒙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点。建构理性之所以主导了多数“五四”知识分子的头脑，是因为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社会条件孕育而出的理想主义观念，以及传统儒家文化对人的思维方式的长期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