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的变迁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里灿烂着的几颗太阳。虽然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这些在生命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格的人格奠基者。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以酒麻醉而人人清醒,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尤其是嵇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是否标志着一种自觉文化人格的诞生?还有后来的陶潜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解印去职,归隐田园,至死不仕,值得后人钦佩。魏晋名士们的焦灼与挣扎,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是他们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秘土,那些文明的成果是否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生长出来的?     

论《儒林外史》中的真假名士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以无双妙笔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形象,在众多的反面人物形象中,吴敬梓尤嫉名士。其时轻薄无行的假名士遍地横行,真名士却如凤毛麟角,几不可寻。究其因,首先是统治阶级以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制度互为表里地钳制士人的思想,造成士人思想愚昧,同时极大地缩小了士人的生存空间。真名士也仅能独善其身而无法超越时代的局限去挽救颓败的世风。     

魏晋名士放达不羁简论

放达不羁是魏晋名士的一种时代性标记。透过外在表象,我们发现不同的名士个体和名士群体是有区别的,有的因愤世嫉俗而放浪形骸以示抗议,有的因道德沦丧而尽情纵欲,有的因仰慕名流而盲目仿效。     

试论魏晋名士风度

魏晋名士是成份复杂、历来颇遭非议的一群人。他们实际上是一群忧谗畏讥的忧患之士,在他们潇洒不群、异于常人的言行后面,是对黑暗现实的无奈和消极对抗。历史注定他们在身心上要承受那个时代的巨大苦痛。     

论名士风度对梁羽生武侠小说的影响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创者之一.家庭的影响及个人的经历使他带有明显的名士风度.名士风度主要的精神内核为个体的独立意识,这也在其小说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它是以小说人物外在形貌上的清新、性格言行上的征放,文采、思想上的才气以及精神气质上的从客来表现的.由此展现了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某些传统精神,并使人们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作品的价值:即新派武侠小说中为人所忽略的思想价值.在以往文学的雅—俗对立的研究模式中,武侠小说常被人忽略,但是,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研究梁羽生的武侠小说时,还是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于人的独立意识的认同与维护、直面人生的勇气,以及反思正史的尖锐与深刻.     

论"任诞"与中朝名士

中朝时期,儒学衰微,玄风大畅,伴随着清谈的绝而复闻,任诞放达的生活方式也在中朝重新兴起,成为中朝士人博名邀誉的一种重要方式。本文从任诞之风在中朝盛行的原因、时代特点和对其的客观评价三个方面入手,全面论述了任诞之风及其与中朝名士之间的相互关系。     

论《世说新语》名士的深情

《世说新语》中的名士才华横溢,个性张扬,但皆深情绵邈,无论是对故国还是对艺术,抑或对亲人、爱人、友人等都情深义重,感人至深。名士深情的根源在于魏晋的乱世、血腥的政治、玄学的影响及主体生命意识的觉醒。     

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读马寅初《新人口论》有感

今天,马寅初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敬意,除了他在人口问题等方面的真知灼见已被历史所证明,更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格,那种浩然独立的人格力量。知识分子不应该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而要承担社会责任,应该热爱祖国,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坚持真理,这样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     

六朝名士的情礼之争

魏晋名士在处理情礼关系时,要求“称情而直往”,但在现实生活中又逐渐发现其弊病。于是,玄学名士们接受了“缘情制礼”的理论,并为之找到了理论根据,这既肯定了感性之情的社会存在价值,又能不废礼法,使现行道德秩序得以维持和继续,从而消弭了情礼冲突。六朝名士礼玄双修的命题在很大程度上便是情礼合一,其实现的途径又是以方内方外之别和君父先后论两个理论问题的解决为前提和基础的。     

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

对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的放达,尽管历来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评价,其不受束缚的任情自然却是双方的共同认定.其实,竹林名士十分在意这种处世方式的社会影响,对之进行了自觉的把握.通过天性把握、理性把握和审美意境把握三个环节的修养和净化,使放达在实践中体现出"外坦荡而内淳至"的精神,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魅力独具的文化景观.离开了这种内在的自觉,产生如此积极影响是不可想象的.     

错位名士心态与李白悲剧

李白是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却经历了失败的人生。造就诗人失败的个性要素,是对魏晋名士风度的认知错位。诗人有志于天下却表现得无意功名,将魏晋乱世的高逸移植天下大治的盛唐,遍干诸侯的动机与蔑视权贵的言行相矛盾,使诗人不能遇于当时,也令后人纷争不已。     

汉末中原名士迁移蜀地及其贡献

汉末蜀地受中原战乱的影响较小且物产丰富,并较早安定了下来。蜀地政权的前期统治者刘焉、刘璋父子执行"为政宽弛、优遇大族"的政策,后期统治者刘备、诸葛亮采取"儒法并用、调和侨旧"的政策,从而吸引了大批中原名士迁移并定居于蜀地。通过中原名士在蜀地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中原地区的社会文化风尚,尤其是中原地区的品评清议士风,逐渐对蜀汉政权和社会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名士绍庄之作述论

魏晋名士绍庄之作有三种类型：颂庄或斥庄之作、从哲学上阐发庄子思想之作、 涵容在学理趣的文学之作。其发展演进的轨迹，反映了庄子学说在此一时段的传播、接受以及 名士之思想倾向、人生态度、生命情调、理想追求及庄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和变化，从而 为我们了解和把握此期庄学之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必要的参照。     

名士巧对（三则）

休宁五城有位很有学问的读书人，姓金名楼字翔龙，他文思过人，对仗工整，常常有人将一些难对的上联请教于他。有副拆字对，上联是：     

略论诸葛亮的名士风范

诸葛亮作为风流名士的形象,不仅仅有小说家的艺术虚构,而且是有文献可征的历史形象。历史上的诸葛亮形象是经由千百年流传而层累构成的,已成为一个亦清亦任亦和、且法且道且儒的完美圣人形象。     

名士习性与明末清初女性诗歌

明末清初,名士与女性诗人交往密切。名士性喜评谭、风流任情、好为人师、率真有情的习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女诗人的人生道路及其诗歌创作特点。明末清初,名士承继由心学发展而来的张扬自我个性的思想。社会的大变动使名士对政治前途失望消沉,由追求的经世致仕转移到对女性世界的关注。名士习性推动了女性诗人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促进了女性诗歌的繁荣。同时,女性诗人也借助名士的文坛影响力,扩大了自身诗歌的影响。     

高丽朝使臣与元朝名士之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一直非常密切。在古代,两国的长期交往多是通过互派使臣实现的。有元一代,高丽朝入华使臣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他们觐见皇帝、太后,进献表文、贡品,完成出使的任务。同时,高丽朝使臣还在馆伴的陪同下,在元朝参加宴会、看戏、参观寺院等活动,并有机会与元朝的名士接触,唱和交流。以高丽朝使臣李藏用、李承休、李齐贤为例,从他们与元名士唱和之中亦可窥见两国文人交往之中各自的风采。     

汉末东吴时期的江南名士清议

汉末东吴时期,曾盛行于中原地区的名士清议之风也扇及于江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兴起,对于汉末名士清议之风的东渐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江南名士清议之风的盛行,虽因黄武初年的暨艳案而遭受挫折,但其发展流变却对东吴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选官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随着东吴选曹机构的清议化和乡里清议的官方化,最终使汉末以来的江南名士清议之风与王朝选官完全合流,成为维护江东大族和北方流寓大族仕宦特权的政治工具.     

汉魏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

汉魏名士中存在着事功派与浮华派的分歧。事功派名士贵务实,多有经国济世、打理庶务的能力,长于政治经济;浮华派名士尚虚誉,多有清谈交游、论辩著述的能力,长于思想文化。双方既特色鲜明,又在实际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汉魏社会政治的变迁中,双方经历了若干次冲突,之后逐渐走向融合,最终混一为以儒玄双修为特点的士族。     

论经学与西汉时代的知识分子

经学产生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不过是维护绝对权力的思想工具。由于它从此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囿于一个狭小的思想天地之中，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蜕变，即使知识分子放弃了追求真理的天职，而成为几千年来专制政治的忠顺奴仆，从而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化的发展进程。通过对西汉时代经学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关系论述，应能正确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一历史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