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之功能及意蕴

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文的生成是以明初考绩制度的完善为基础的。台阁文臣的政治构想、政治实绩、官场社交都深度影响了考绩序文体程式的构建,并直接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和语体选择。考绩序是台阁文人政治身份和文学能力的体现,实现了政治语境与文学表达的契合,反映了台阁文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取向,折射出明前期的颂扬模式与盛世文化。明代台阁文人考绩序文体具有多重功能,是政治运作与文体程式的有机结合。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

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过程中,明代台阁文人起着重要作用,而台阁体古文是继承唐宋古文而来的;正、嘉年间唐宋派强调"以古文为时文",其目的在挑战台阁文人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与古文的历史被人为地改写,台阁诸人的影响逐渐式微,归有光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八股文与古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八股化的古文,对明清的文学以及文化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吴伯宗诗文的主体风格及其成因

作为明朝的开科状元,吴伯宗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平正典雅的主体风格特征,主要表现为题材内容上的颂圣颂世,笔法结构上的平正雍容,技巧手法的用典与渲染。这些受到大明盛世背景、鸣盛文学传统、江西地域文化及个人馆阁经历的影响。其作品表现出来的风貌可以说已发台阁先声,故吴伯宗对台阁体的形成具有启示和示范意义。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新解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隶属雅舞之庙祭乐,为成王朝的史官、乐官及鲁公为祭祀周公而作。"琴舞"之称与祭祀周公时为季夏、古乐八音与四时八风的对应密切相关。禘祭大乐由"降神"和"正乐"两部分组成,庙祭乐舞"迎神"所奏曲、辞皆同,以及"九成"乐章声调系统的具体应用,为正确解读《周公之琴舞》前后两部分内容提供了文献依据。"降神""皆不过金奏升歌一二节",则说明了"元纳启"四句歌辞的完整性,该部分出现的"琴舞九絉"是指配合大祝、鲁公及众助祭者九献之礼所作的九成乐曲演奏,词同"升歌"。"正乐"部分的"九启""九乱"亦合而为"琴舞九絉",其所对应者为祭祀人鬼所特具的《九德之歌》《九韶之舞》。     

宋代"江西琴派"考论

众所周知,宋代文学领域内有一个"江西诗派",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宋代艺术领域内还有一个"江西琴派".江西琴派早在宋代政和以前就已形成的,与当时的京师琴派、浙江琴派鼎足而立为三大琴艺流派,而且浙江琴派是在学习江西琴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流派.江西琴派有自己的琴谱,人称"江西谱",当时的文人学士皆喜而争慕弹拂,成为盛极一时并主导潮流的流派.江西琴派的领袖人物是江西庐陵人欧阳修,他一生以琴为伴,有丰富的琴乐思想,常常以琴会友,并以文化盟主的号召力,在其周围自然形成以他为主的,有刘敞、苏轼、杨置、孙道滋、沈遵等一班文人参加的琴艺流派.欧阳修逝世后,江西琴派的主要继承者是江西庐山道人崔闲,他遍邀当时著名文人如苏轼、叶梦得等为三十多首琴曲填写歌辞.由此而形成了既有琴曲又有琴歌的著名的"江西谱".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宋代"台阁"涵义考

"台阁"一词,在史籍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关于"台阁"之涵义,以往学者之解释尚有未尽处.本文从解读现存涉及"台阁"一词的文献材料入手,证明"台阁"在北宋时可视为御史台和馆阁的一种合称或别称,南宋时则又包含龙图、显谟等诸阁.宋人在使用该语时,往往因为场合的不同和表达的需要而侧重于某一方面,但有时亦可并举."台阁"涵义之演变,与唐宋以来职官制度之变化及御史台、馆阁等官地位之荣显有密切关系.     

晚明台阁体的复振与终结——论叶向高台阁体创作

台阁体作为明初的一种文学思潮和重要样式,在永乐迅速发展,宣德、正统两朝繁荣,其后便日渐式微并趋向末路。叶向高作为万历后期的馆阁文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都呈现出明确的台阁体取向和追求。在文学创作上,其作品在具备台阁体特征的同时,结合晚明社会状况与自身经历,减少了粉饰雕琢、多了反映现实和活泼自然的新成分;在文学观念上,他在沿袭了台阁体的基本主张的同时提出反对雕琢粉饰、重返朴质、自然和谐的文风,表现出对台阁体的反思与新变。通过叶向高的努力,台阁体得以复振;随着叶向髙的去世,明代台阁体宣告终结。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明初越派文人与台阁体文学

明初越派文人对台阁体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台阁体作家继承了越派文人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专注于发挥诗文歌功颂德的功能,创作了大量应制颂圣之作;越派文人文法韩欧、师崇盛唐的复古观念影响到台阁体雍容纡徐、平易正大的文风的形成;越派文人坚持台阁与山林并举,后期则偏爱台阁诗文的文学倾向,为台阁体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纲领和创作典范.     

明代“台阁体”的相关问题浅探

作为文学流派之一的明代"台阁体",长期以来受学界诟病,而近十年来才逐渐受到学人的关注与重视.但学界对明代"台阁体"的相关问题还缺乏专题的探讨.此文试图对"台阁体"的名称与特点、流行时间及分期、历来的评价、明代"台阁体"作家的分布及江西人居多的原因等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期对明代"台阁体"研究有所裨益.     

冯梦龙“情教”思想及其俗文学观——以《情史》《挂枝儿》《山歌》为例

明代心学思潮及市民思潮孕育出一批在文艺上追求性灵、高扬情欲的文学家,晚明文学家冯梦龙作为开拓了明代文学由雅转俗新境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情教"为理论基石,构建其"情教"思想系统及文学观念,对传统"乐教"及"诗教"观进行了反拨。冯梦龙的"情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上表现为对"真情"的艺术原则的推崇及对民间俗文学传统的重视,他所编《情史》、《挂枝儿》、《山歌》充分体现了其"情教"观及以"真情"为最高文艺标准的俗文学观,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应占据一席之地。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船山对《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阐释SSCI

《乐记》"乐者,通伦理者也"的乐论思想对中国社会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王夫之以"六经责我开生面"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历史自觉,通过乐与声、乐与礼、乐与教三组关系,继承与发展了这一乐论思想。其中,"乐"与"声"以心为其本体,源于情动,声为乐象,以是否具有道德性作为乐与声的本质区别;"乐"与"礼"存在本质、社会功能等差异,有着相互限制、相互补充的辩证统一关系;"乐"陶冶性情之功及其道德特征,使"乐"与"教"紧密结合,教以"乐"为内容,善民心,易风俗,养君子人格,成良好政治德性,实现天、地、人的和谐;乐以"教"为则,"教"规定了"乐"的内涵与目的,限制了音乐艺术的独立性与自由发展的空间。     

试论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先秦时期的各门艺术中以音乐最为发达,当时诗、乐、舞三位一体,又往往以“乐”来特指这种综合艺术,因而先秦的“乐”具有文艺总称的性质。当然在这种文艺总称中显然是以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为主的。先秦诸子百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不论及乐的,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更为热衷于论乐,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儒家音乐美学观,最后以《乐记》这一理论专著形式表现出来,形成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发展的雏形和框架。孔子音乐美学观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理论思想发展的基础和根源,亦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和实质。孔子的音乐美学观不是对音乐的具体创作理论的阐述,而是对音乐的     

汉赋中的“琴”意象

从《诗经》到汉赋,琴的文化象征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汉代,琴被列为"八音之首",汉赋中出现了很多有关琴的描述,并形成了风雅、知音、隐逸和仙道四种典型的琴意象。以琴为载体的以自由为人文追求和价值取向的田园文化在汉代初步形成,并为琴注入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前期儒学的分化与台阁体、山林诗的分野

明代前期(1369-1487),就儒学而言,有在朝的儒学与在野的儒学(心学)之分,就诗学而言,有台阁体与山林诗之分。台阁体关注富贵气象,山林诗关注隐逸气象;台阁体以取法雍容典雅、明丽高华的盛唐七律为特征,山林诗则致力于承续从陶渊明到王、孟、韦、柳的一脉。台阁体与山林诗的分野,其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儒学的分化无疑是重要背景之一。台阁体与在朝的儒学,山林诗与在野的儒学(心学),存在着密切而内在的关系。对此一关系的揭示,可以深化对明代前期诗学、儒学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为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思考提供一点思想资源。     

墨子社会思想的理性色彩与其"非乐"论的祛魅性质

20世纪印年代在墨子研究中形成的"出身决定论"观念至今依然存留,这就影响了对其思想形成更为恰当的看法,乃至把"天志"、"明鬼"、"非乐"等主张中的历史进步性因素理解为"狭隘性".抛开时墨子没有确实根据而被认定的"小生产者"出身,则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代独立的士阶层的代表,其历史使命即为未来社会勾画理想蓝图,并付诸实际;这一蓝图具有充分反宗法的理性色彩.墨子"非乐"属于"礼崩乐坏"时期的总体社会思潮,是社会变革在人的观念中的回应.他把"乐"归原为乐之本身,从而以"利害"为尺度,祛除了当时泛滥之乐的各种意识形态之魅,是对氏族、"封建"文化的清算,在推动文艺观念的进步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