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东靠西联南向发展--论广西在中越"两廊一圈"中的战略定位

区域化与产业集群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任何国家、地区或省份孤立地发展经济都是不可想象的.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广西必须调整自己的区域战略定位.如何定位?陆兵主席提出"东靠西联、南向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中越共建"两廊一圈"的历史性机遇,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广西的经济.     

非我与他者:英国文人视野中的中国形象

一国文学中的异国形象从来都不是自在的、客观化的产物,而是自我对“他者”的想象性制作,即按照自我的需求对他者所做的创造性虚构,是形象塑造者自我欲望的投射。就英国文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来看,中国始终是作为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作为“非我”出现的,在这种非我、他者、异己的意象中,体现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英国人需要中国形象,就像他们需要一个自我超越的地方,在英国文人塑造的中国形象中,体观的是英国人精神生活的真实。     

试论李白诗歌中的“佳丽”形象

李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美的欣赏者,以其生花妙笔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层次的佳丽形象,其中有天上仙姝、后宫绝艳、小家碧玉、青楼脂粉等。这些形象表达的情感和美学理想为:对鸿鹄之志的执着追求,对生命本体的热情讴歌,对底层命运的深切关怀,对魏晋风流的由衷景慕。     

面向新世纪的“突围”:诗歌形象的重构

进入新世纪后,诗人们对中国诗歌形象进行了重构,具体表现是实现了书写、传播方式的革命,更贴近了时代与人的复杂状态,以艺术上的自觉打磨使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落到了实处;但重构并非完全成功,有分量作品少的问题仍未解决,诗歌写作本身问题严重,书写形式革命暴露的弊端和事件化倾向也需警惕。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农民形象的他者化建构

农业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的物质资料,是社会各行业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使得人类有剩余人力物力投入并发展其他行业,然而社会文化对处于基础生产链的农民却充满了贬斥,这种贬斥广泛体现在语言、文学、文化作品中.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作品,尤其是针对那些充满了负面农民形象的作品,要提倡批判地阅读,提倡反思意识,为传统作品解毒,同时更要防止滋生新的他者化现象.     

晚清文人对朝鲜使臣“中华意识”的感知——以《韩客诗存》为依据

文章以《韩客诗存》资料为依据,就晚清文人所感知的朝鲜使臣中华意识问题进行探讨,求得对两国当时中华意识差异的认识,并提出值得思考的一系列问题。     

国家形象研究视域中的“形象诗学”

从文艺领域入手来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规律,是当代文艺理论创新发展的一个新的生长点.我们需要从国家形象研究这一新视域来审视“形象诗学”的理论发展,以国家形象研究的新内涵来丰富和深化形象诗学的理论建构.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研究框架,可以用理论的自觉来促进和指导文艺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探索更加主动地融入中国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发挥其独特的凝聚和影响作用.     

文化软实力视阈下的“广西精神”研究

"广西精神"是经过历史积淀和孕育而形成的广西人民特有的精神品质。广西文化是产生"广西精神"的源泉和土壤,"广西精神"是广西文化软实力的灵魂与导向,其具有生存力、发展力、凝聚力、核心力的深刻内涵,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基于此,可以从提升国民文化素质、塑造区域文化形象、占据文化发展制高点、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四个方面入手,以"广西精神"促进广西的文化软实力建设。     

他者镜像中的中国主体——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

七个世纪以来的西方的中国形象经历了各种变幻,但其观照出来的并非中国,而是西方人自己。中国人以西方的中国形象透视自己无异于镜中寻花、水中揽月。但西方的中国形象套话一旦形成,就具有符号性的支配功能,可以不指向现实而进行自我复制。五四运动以来的国民性讨论如果放在中国形象问题的视野中来考察,就会发现触目惊心的事实,即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与西方论述形成了合谋,共同发明创造了中国的国民性问题。而且,这种合谋在当下仍有其市场,因此要警惕中国是否已经失去了表述自己的功能与话语权,只能用西方话语表述自己,沦为只能被表述的境地。     

论《女勇士》中的“他者”形象

美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从出版至今就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特别是在社会性别、种族和少数民族等问题上。本文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他者”形象,包括女性为男性的“他者”、他者妇女和他者族裔三个方面。     

“巨大的他者”——日本现代性自我想象中的“中国”

中国形象作为令人紧张的"他者",纠缠着日本现代性自我构建的过程,表现出日本现代性身份认同的特有焦虑。离开"中国",日本的现代性既可能迷失自我,又可能迷失世界。在"西方"与"中国"二元对立的"他者"之间,"日本什么都不是",越是意识到这种现代性身份危机,日本就越发强烈地希望从仰慕西方贬抑中国的"文化势利"取向中确认自身。"陷害"日本现代性身份并进而"诬陷"中国形象的致命观念,恰好是西方现代性。跨文化形象学不仅关注特定国家地区中国形象的特征与历史,更重要的,还有表现在个别国家中国形象上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流动以及其中显示的西方的中国形象霸权"问题。     

建构与颠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他者"女性形象解读

英国"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因处于社会的"他者"地位而受到关注。作者把独特而深刻的自我性别体味与确认、女性思考与现实感受、道德焦虑与生命热情贯注于作品当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建构男性主体力量的"他者"女性形象,另一类是颠覆男性主体的"他者"女性形象;前者是认同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后者则是颠覆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     

从“出走”到“回归”——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族长形象

20世纪家族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族长形象,他们在不同的时代被赋予了不同的意蕴内涵。由启蒙时代决绝的鞭挞到世纪末的肯定和无限怀恋,恰好完成了从＂家＂的＂出走＂到＂回归＂。     

图像中的“他者”

"自我"与"他者"所标榜的二分逻辑结构在本质上是同一性思维使然的结果,由此决定了文明与蒙昧、正统与异端、男人与女人的差异被确立并延续了下来,它们作为同一性思维在种族、信仰、性别层面上的具体衍生物,经由视觉图像获得了不同程度地传播与表征。鉴于此,本文着力从上述三个方面,就图像与同一性观念的内在相关性分层加以评述,旨在强调图像作为由来已久的一种视觉符号,持续不断地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性别身体等范畴发生着关联,是我们解读"自我"与"他者"关系的重要凭据。     

双重书写:显性与隐性的“他者”——《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的中国形象分析

法国作家皮埃尔.绿蒂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是对20世纪初期遭受外强入侵后的负面中国形象的典型书写。但在这重显性中国形象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重不易为读者觉察的隐性中国形象。对“他者”中国的这一双重书写体现着对殖民主义合理性的建构与解构,代表着双重的东方主义。同时,它也是20世纪法国文学中关于中国形象书写起承转合的一个契合点。     

“富不教书”:明清塾师之生存状态及其形象

塾师是明清两代基层私立学校的教师,属于"无位无官"之人。塾师所负责的教育对象是学业未成的"蒙童",其任职的学校是"乡学"、"义学"一类的私学,而身份则是纯粹的职业教师。在明清两代,塾师收入微薄,生计困窘,趋于相对贫困化。随之而来者,则是塾师形象在民间一落千丈,科举制下师生关系开始转向,及师道尊严的沦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