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体"与张籍诗的共通性

“晚唐体”是唐代诗坛一个比较大的流派。因时代浸染 ,“晚唐体”诗人以“苦吟”为创作手法 ,形成“轻浅纤微”的风格。整体把握唐诗风格流变 ,发现“晚唐体”诗风和中唐张籍诗有共通性。张籍在中唐儒家思想演变中得风气之先 ,其心态与晚唐诗人相似。他以“苦心觅句 ,专意为诗”为近体诗创作方法 ,诗歌风格具有哀婉纤柔色彩。张籍与“晚唐体”诗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乃“晚唐体”之始作佣者。这一现象表明 ,我国古典诗歌风格的形成和流变有其内在的承传关系 ,而不是断然孤立的。     

从“江西体”到“江西派”的文章审美理想转变

在欧阳修与明初台阁体文人领袖杨士奇两位庐陵籍文坛宗主之间,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江西体到江西派的演变过程。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为主的江西体崇尚事理、崇尚简古,其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形成了具有流派特点的深醇浑厚、简古而蔚的美学特征。就在江西体被奉为正宗之时与之后,也存在宋祁、洪迈等为首的好奇尚难文风,宋末元初,更形成了刘辰翁、赵文为代表的,以荒唐变幻、标新立异为主要美学风格特征的江西派。与江西体长期被奉为文章正宗不同,江西派则颇受讥弹。对江西体与江西派的不同褒贬,主要取决于专制政权最高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现实考量。     

“宋人选宋诗”与宋诗体派

"唐人选唐诗"早已妇孺皆知,学界也有颇多研究。但"宋人选宋诗"则罕有人知,对其相关系统进行深入研究的则更少。本文提出"宋人选宋诗"之说,并对各种重要的"宋人选宋诗"与宋诗各体派的关系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研究。"宋人选宋诗"是宋诗"体"与"派"凝定后的必然结果,同时"宋人选宋诗"也促进了宋诗"体"与"派"的形成发展并扩大了其社会影响,二者具有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试论李东阳的文体辨析说

李东阳文体辨析说是明代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体类之辨与体派之辨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构成,是其诗文理论基石,针对性强,意蕴深刻。其说意在辨清文体畛域,回归诗歌当行本色、规范行文、指导写作、改革文风,客观上又启迪了“七子”之崛起,对明代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当然,其亦有保守、不足的一面,尤其是为诗讲究技法,已开“七子”机械拟古之法门,导致了一些负面效应。     

明诗正变论:有关衍展进程的描述及文化特质之剖析

“正”、“变”是考察明代诗歌嬗变、发展的整体格局的特定术语。就“复古”——缘由传统建立又反向造成传统、“创新”——专注在自我抒发而建构与传统并立的另一种审美范型，这两种文学现象的盛衰消长比较里，描述其生发、繁盛及移易更替的复杂过程。明诗之正变，是于各不同阶段内不同主流性艺术流派的排斥、交融所形成的“史”的演进脉络。它接受时代文化精神和社会的影响，但更多取决于文学自身的运作规律。其特质有三：强烈的主体自觉意识，浓厚的宗派观念与党同伐异指向，适时调节应变以不断改善自我、追求完善的主动进取态势     

道德意识与词体美学特质--常州派词学研究的独特视域

随着对小词中蕴含的品质的逐步探讨,常州派对此种品质的实质有了一个独特的认识,即超越性的道德意识.而由于道德意识自身的特质,也就决定了词体的美学特质.正是在这样的视域中,常州派从道德意识这个角度对词体美学特质作出了不断深入地探讨.     

明初越派文人与台阁体文学

明初越派文人对台阁体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台阁体作家继承了越派文人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专注于发挥诗文歌功颂德的功能,创作了大量应制颂圣之作;越派文人文法韩欧、师崇盛唐的复古观念影响到台阁体雍容纡徐、平易正大的文风的形成;越派文人坚持台阁与山林并举,后期则偏爱台阁诗文的文学倾向,为台阁体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纲领和创作典范.     

南宋词学体派观的生成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两宋词体派的界定,一般认为是始于明人张铤,后人多主此说。应该说论宋词之体派,始于南宋。南宋时期奢谈诗歌体派,而论词之体派,就是濡染这种风气的结果。自北宋以来,于《花间词》外溢出的词风不只其一,而析宗别派,叉是南宋文坛的风气,尤其是对诗派的论争,作为“诗之馀”、“诗之流”的小词,也就被包容其中了。南宋论词之体派,主要涉及有白石衣钵和传承东坡两家,而点击苏轼的频率较高,情形也要复杂得多。苏词的反传统性为南宋词坛所青睐,除此之外,词为亡国之音的诗教观、词的雅化运动、道学家的参与等,更是左右南宋词学体派观趋向于反传统的重要原因。     

论宋诗的宗派意识

在中国诗史上,宋诗体现出空前强烈的变革性、自立性,从而形成与传统诗风完全不同的特征,究其原因,与宋代文人宗派意识的确立、强化密切相关。基于宗派意识,促使不同类型的文人形成各自的群体乃至流派。从诗歌体派发展看,宋诗体派既表现出对唐诗体派的继承,更多有对唐诗体派的变革。最重要的特点是体派聚合的自觉性,更多地接近了现代文学流派的性质。正是自觉的宗派意识,促使宋诗各体派形成明确的疆域,各派别的争疆别垒,不仅强化了宋诗革新创变的本质特征,而且以一种独特的范式开启了延续千年的唐宋诗之争。     

明代中前期政教之迁及士人心态与文风之变

明代诗文风貌从永乐至弘治初,大体经过了台阁体由鼎盛到衰落而茶陵派、山林诗兴起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诗文内容由鸣国家之盛到吟咏个人性情,审美趣味从平和安闲的正则典雅到求真率性的清新自然.这主要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权威性下降和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松动,引起明代士人心态的关注点由国家向个人转移.     

张籍集乐府留存情况考

集中考察了张籍乐府诗的文献留存;辨析《乐府诗集》与《张文昌集》《张司业集》收录乐府差异问题;从著录差异中探寻别集编辑者的乐府观念。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早期格律体新诗的两种体式

均齐体和对称体这两种格律诗体式的雏形,在初创期诗人的诗中就已经存在。对它们进行自觉运用并使之基本成熟的,则是新月派诗人。这两种体式便是后来格律体新诗的基本体式。它们既具有民族特色,也存在着西化现象。     

论元好问的词学思想

元好问在词学理论上有着独特的建树,在承继苏轼以来“以诗为词”的词体观念即“词诗”说的基础上,在其词学思想中形成了一种自觉的词史意识。他还进一步借助于传统诗论,引入“言外”说、“滋味”说和“情性”说等理论,并将苏、辛作为体现“词诗”理论的典范,在词体的本质、功能以及风格、流派等一系列词学基本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颇有新见的主张,由此使“词诗”说在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给后世的词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关于宋词词派的批评

宋人的词派观念、词派意识虽落后于创作实践,但后代词论家对宋词词派作了仔细梳理和辨析,提出了多种词派观点。尤其是对宋词三派的批评,既符合宋词发展的实际,又揭示了词派各自独特的风格特征。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话语权争夺

学衡派和新文化派是20世纪两个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两派均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成长路线,但是对抗不断,这一对抗源于胡适和梅光迪在美国的思想争论,后扩展到中国学术界,新文化派占据了上风。两派的争论固然有着学术本体的辩论,更有着强烈的争夺学界和时代话语权的浓厚色彩。     

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学衡》学术圈的聚合及其特征

<学衡>学术圈的聚合是民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道独特风景,它的酝酿与成型,归功于梅光迪的串引和吴宓的推进;它的发展与延伸,得益于吴宓和柳诒微对学者的网罗;此外,东南大学是它的地域根基.总之,合力促成了学衡派的产生、发展、壮大,理解<学衡>学术圈聚合的过程,能够加深我们对民国思想学术圈的理解.     

治体、制度与国势：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引论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围绕宋代政治予以叙记论断，政治观念体现出宋代浙东学派与理学的综合影响。尤其是经制事功学的治体论，在寄托于政论的思想阐发中有系统概括和理论深化。吕中将政治精神与制度礼法紧密结合起来衡量，对于纪纲法度的中心性予以高度重视。他批评王安石变法没有把握到仁意与纪纲的相辅相成，采取了更变纪纲法度而非振起的政略，破坏国初以来形成的祖宗法，动摇了宋代立国根本。宋初太祖立国，善于因承前代旧制，灌注入不同政治精神而达到良好治效，避免动辄复古、大变法引发的大动荡。“谋国者当因法以革弊，不当因弊以立法”，是立国思维的基本政治取向。吕中概括了宰相制度“分权而共政”的精义，高度评价了李沆坚凝国本的宰相功绩，指出重议论的政治文化是为了弥补以仁立国的国势之弱，对经筵制度的分析清晰显示出制度生发、形成、完善之演变机理。“以家学为家法”的政治传统有利于养成君臣共治的治人群体。他将宋代政治变迁提炼为由创业到守成、变革的一般性政治原理，运用忠质文语言给以治体论阐释。理学观念中“法三代”与“法祖”的取向张力在《宋大事记讲义》中得到很大缓解。     

俄罗斯发展道路:困惑与选择——基于文明视角的分析

俄罗斯历史进程以及俄罗斯地缘位置的独特性造就了俄罗斯文明"亦亚亦欧"同时又"非亚非欧"的独特性.正是俄罗斯文明的这种独特性,导致了俄罗斯自身发展道路选择上的两难境地.俄罗斯应该效仿"西方",还是应该走"东方式"道路,押或是探索一条独具特色的"欧亚文明"之路,这已成为困扰俄罗斯人的一个历久弥新的永恒课题.未来俄罗斯能否探寻出一条契合国情、得到主流民意鼎力支持并真正为俄罗斯的繁荣昌盛开辟广阔前景的发展道路,仍不明朗.     

张籍《赠海东僧》考释——渤海史料钩沉之一

《赠海东僧》是唐朝诗人张籍晚期的代表作品之一,诗题中的“海东”不是指日本和新罗,而是指渤海国,其反映了唐朝与渤海国诸多方面的交往关系.《赠海东僧》是唐朝诗人与渤海僧人之间的交流作.品,其内涵丰富.从作品的内容看,渤海不仅盛行佛教,而且佛教的天台宗在渤海巴经流行.唐朝诗人与渤海学问僧之间赠诗交流以诗会友之情跃然纸上,诗人赞颂了渤海僧人不畏艰难困苦来到唐朝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他们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渤海僧人可以熟练应用汉语与外文,佛学造诣颇深,可谓集才学、医学和佛学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