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全面抗战前对国民党腐败的认识与应对

一般认为,国民党的腐败是抗战胜利以后发生的问题。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是在背弃国民革命及其精神的基础上而建立的,由于缺乏政治信仰,其政权建立后很快从上层到下层形成了腐败之风。整体看来,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对国民党内的腐败现象的认识基本上是清醒的,内心也是忧惧焦虑的,一是他检视了国民党内的经济腐败和生活腐化等问题;二是他检视了国民党的党政军纲纪松弛、政务荒废懈怠、政风虚伪自私问题;三是他检视了国民党派系内斗和派系腐败问题。一方面,他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抨击腐败,痛恨腐败,抑制腐败;另一方面,他又掩饰腐败,纵容甚至利用腐败,因此对普遍性的腐败现象无可奈何,无力治之。面对内外各种压力,蒋虽然对上述腐败现象采取了一定的应对、治理之策,但整体上看,是"无以治之"。之所以"无以治之",是因为没有"立法度",即建立制约腐败滋生与发展的根本性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的华北货币政策——以京津地区为中心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日本的华北币制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初期,日本方面出于各种考虑,决定由朝鲜银行单独负责战地军费支付,军票及河北省银行充当备选方案;而在1937年8月至9月朝鲜银行金券大幅贬值后,遂决定实行以河北省银行为中心、中方银行协力的方案,但实际运行中,由于中方银行的反对,则实行了由朝鲜银行和河北省银行并行共同负责侵华各项费用支出的政策。上述政策只是作为战时华北币制政策的暂时过渡性措施,最终于1938年3月建立了作为华北地区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全面抗战前省市立银行的扩张

省市立银行,也称地方银行,过去学界研究较少,特别是综合性的研究比较少.由于地方政局频繁变动及业务和管理不规范等原因,能够留存至今的省市立银行档案不多,且基本上是偏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根据《全国银行年鉴,1937》及笔者整理编制的“历年所设本国工矿交运金融企业一览表,1928-1937年”等资料,在全面抗战前三年中,省市立银行同“四行二局”等中央机构一样,具有扩张的趋势,包括机构扩张、业务扩张和持续发钞等,而与民营银行相对地位的下降形成对照.     

抗战歌曲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动员——以歌词为中心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抗战歌曲进行宣传动员。从歌曲歌词看,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宣传动员:在政治层面上,宣传爱国思想和民族情感,培育民族国家观念;在军事层面上,宣传八路军的军纪军貌和抗战业绩,鼓动青年积极参军;在经济层面上,鼓励民众发展生产,以供给战争所需;在文化层面上,动员民众学习文化,反对封建迷信思想。由于抗战歌曲通俗易懂,易于传唱,特别容易产生标语式口号,在军民中广泛流传,社会动员效果明显,为抗战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论共产党领导下的黄泛区抗战--以豫东地区为中心

1938年花园口决堤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出击,率先进入黄泛区,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主要活动有:建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协助国民党驻军袭击日军;引导民众自发武装,积极主动地打击日军;策反伪军,壮大抗日力量;疏浚河道,治理水患,改善民众生活生产环境等.在以豫东地区为核心的广大黄泛区里,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成为当地抗日斗争的坚强核心和坚固堡垒.     

全面抗战初期对女学生的爱国宣传和参战动员——以民国期刊为中心的考察(1937-1939)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民族解放的时代使命与爱国主义情绪相互激荡,掀起全民族全面抗战的热潮。其时,有关女学生爱国形象的宣传成为全民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妇女参加抗战事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鼓舞作用。但与此同时,由于国统区国民党政府执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女子爱国教育流于形式,动员活动未能发挥应有效用而很快陷入低潮。这一情形与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区域在女子教育及参战动员上取得的效应形成了直观的比照。     

全面抗战的号角从这里吹响——洛川会议纪念馆纪实

洛川会议纪念馆地处民族圣地和革命圣地之间,位于洛川县城以北210国道10公里处的永乡乡冯家村。北距革命圣地延安120公里,南距古城西安220公里。     

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以《纽约时报》为中心

无论就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国民政府的贡献都是不言而喻的。在全面抗战过程中,作为重要盟友的美国,其舆论界对于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在美国媒体视域下,国民政府的抗战活动有一个逐步被认可的过程,其抗战形象亦经历了由被漠视到一个负责任大国政府的形塑过程,这些关注与变化直接影响到美国民众和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认同。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援助的不断扩大,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与美国媒体的宣传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纽约时报》,有大量关于国民政府抗战活动的报道,以其为中心探讨美国媒体视域下的国民政府抗战形象及其变迁,可以透视当时美国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及态度,体察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背景及处境。     

“无子”问题与社会、家庭应对策略——以民国之前文献为中心

中国近代之前,已婚夫妇“无子”问题深受家庭和社会关注。“无子”含义有多种,其核心是已婚夫妇“无儿子”。在男系传承、家庭养老为主的时代,“无子”使家庭的基本功能履行受阻。官方和民间为此采取了诸多预防和弥补措施,婚姻方式上一夫一妻为主导、妾为补充的制度就是应对少子、无子问题的措施之一。对终身无子者,立嗣过继成为又一弥补措施。无子有女者以女招赘、以甥为嗣以及收养异姓之子的做法存在于宗族势力相对薄弱地区、移民地区。尽管妇女“无子去”的礼制和法律规条在唐以后的法律中被长期维持,但并不具有家庭实践基础,其最大作用是剥夺了无子妻子反对和抵制丈夫纳妾的权利,加重了中国家庭和社会的男性或男孩偏好观念和行为。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策略研究——以《救国时报》为中心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效果是多重叙事框架交叉叠加所共同塑造的。在底层叙事的舆论场中,理论阐释与大众呼应的相互蕴含赋予苏区故事更深层次的政治伦理意义;在情感叙事的支撑下,自我宣传和他者言说的相互补充勾连起国内外民众共通的心理情感;在图像叙事的联结中,话语驱动与形象建构的相互接洽建起异质文化彼此对释的空间桥梁。     

全面抗战时期的西南边疆区域政治：以云南为中心(1937—1945)

全面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云南地方实力派人物龙云之间的复杂关系演变,是这一时期西南边疆区域波诡云谲政治形态的重要内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龙云派遣滇军出战,与蒋介石关系仍属相安。伴随全面抗战日渐深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中央与龙云围绕政治、军事权力诸方面展开了复杂博弈。虽然1938年7月龙云武汉之行暂缓了双方矛盾,但12月19日汪精卫由昆明出走河内,蒋介石对龙云猜疑日深;而龙云对蒋介石不断压缩地方实力派的生存空间的反击也日渐强硬,双方关系走向分裂,最终发展为蒋介石以武力改组云南省府。这一“非正常”的央地关系形态折射了国民党政权的脆弱性,呈现出近代国家建设的艰巨历程,也彰显了西南边疆与国家发展荣辱与共的时代主题。     

抗战初期中国妇女使命的讨论和宣传——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1930年代,中国笼罩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硝烟战火中,媒体吹响了救亡图存的号角,在抗战动员宣传中,如何发动广大妇女参与抗战成为一个特殊主题,《东方杂志》专栏就妇女的使命,以及这一主题下妇女应如何开展活动,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持续的探讨,从中可以看出抗战特殊背景下妇女解放运动的新命题,和实现这一目标的挫折与新的愿景.     

苏解民困:抗战胜利后的农建探索——以中国建设协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抗战的胜利带来了"重建国家"的诉愿、共识与使命。国民政府与社会团体曾就此进行过各种探索。在战后农建探索进程中,中国建设协会的建设思想步趋成熟,这种成熟不仅体现在其对农业在现代化建设中之重要地位的深刻认知,更在其对农建问题之症结的反思与洞析中得以彰显。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专业期刊与民国新史学——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的发表行为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专业史学期刊的兴起,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史学期刊这一形式出现的本身就是史学现代转型中的重要元素,显示出史学研究较之以往所出现的新的起点与重大转向,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正是这种改变使得史学研究逐渐走向学院化、专业化,复归其纯粹的学术本色,而史学自身与时代的疏离倾向也愈加明显.     

诠释学中的“前见”——以《真理与方法》为中心的分析

启蒙运动的前见概念强调书写物的前见,海德格尔的前理解注重的是理解者的前理解,而伽达默尔既强调理解者的前见,也关注历史文本作为传承物的意义。伽达默尔反对启蒙运动完全否定前见,但不是完全肯定前见的内容,而是把前见分为合理的前见和非合理的前见,主张理解者和传承物的相互作用构成理解。他的"视域说"重视把自身视域带入作者视域,共同形成大视域,强调理解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的融合。他认为自己的前见构成现在的视域,自己的前见中既有当下处境,也有传统的影响,故解释者的处境既有当下处境,也有传统的影响。     

困顿与消沉:战争环境下普通民众社会意识的另一面——以抗战初期浙江省为个案

抗战初期,民众的社会意识表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除了爱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激昂的抗战思潮等正的一面外,许多民众在战争环境下表现出困顿与消沉的一面.本文以浙江省为个案对这另一面进行研究,随着战争的进展,普通民众在初级形态的社会心理方面出现了战(灾)后行为异常,如超常力量的产生、良知的显露与恶性的爆发、正常人的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的正常等;在相对高级的抗战意识方面,则显得淡薄且有异化的现象,如民间的抗战意识并不普遍、许多民众没有认清抗战的性质与意义、部分民众的抗战意识与行动带有迷信、娱乐色彩等.究其原因,主要与现实环境中的种种因素密不可分.国民政府战时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再加上传统社会心理因素的深层次作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民众抗战意识的产生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