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华北财经会议对华北财政工作的影响

华北财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华北财政工作由分散走向统一,组织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会议。会后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事实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导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制度变迁,推动华北财政工作一体化的重要依托。凭借这次会议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主导了华北财政工作制度变迁的过程。     

从“合办”至“自办”：近代华北水政的统筹

顺直水利委员会的会址位于天津,它旨在测绘顺直全省河道、制定治本计划,该会虽因“中外合办”颇受非议,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河水政的统筹。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正式在津成立,它由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而来,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纯属“自办”;辖区由原“顺直”扩大为“华北”,“华北水利区”的范畴逐渐明晰,即黄河以北注入渤海之各河湖流域。在走向“自办”的过程中,河北省政府与国民政府因治权产生纠纷,多次协商后省府取消对华北水利委员会的限制,承认其对水利的统筹作用,并与之合作,华北水利由此得到一定发展。     

华北区——北京

皇家园林—香山，石经山，上方山。[编者按]     

抗战时期华北沧陷区的粮荒成因分析

华北沦陷区在抗战时期面临严重粮荒,城乡缺粮特别严重。造成这种粮荒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帝国主义挑起的侵略战争和日本对沦陷区耕地、劳动力等基本生产要素掠夺造成的粮食产量下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口粮食减少和日本在占领区的粮食政策又加剧了沦陷区的粮荒。     

七·七事变后华北日军与伪军关系的变化

本文主要论述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由武汉失守到百团大战及百团大战以后,华北日军对伪军由不重视、比较重视到真正重视的发展过程和原因.     

役畜与近代华北乡村社会

近代华北的畜牧业处于高度的人口压力之下,野生草地资源和作物秸秆饲料愈加减少,役畜的生态空间被压缩。养牛都用基本上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麦秸作饲料。马的饲养和卫生条件要求较高,养马逐渐被养骡代替。在饲料缺乏的压力下,到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马还是骡子都变得越来越少,而驴和小牛变得越来越普遍,且有许多家庭没有役畜。在田间作业中,以前靠畜力完成的工作开始大量地被人力完成。役畜的减少并没有使小农经济全面崩溃,小农以更艰苦的生活适应了这种变化。     

天津开埠后近代华北乡村手工业生产的调整（1861-1936）

随着1860年天津口岸开埠通商,在对外贸易与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刺激下,华北地区的传统手工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手工纺纱业逐步走向衰落,而手工织布业由此而兴盛起来;部分手工业如地毯业、草帽辫、花边和发网等因出口贸易的发展而兴起。     

近代华北港口城镇发展与经济重心的东移

明清时期 ,运河漕运和贸易促使运河附近的港口城镇成为规模不一的南北商品集散中心 ,海运漕粮和沿海贸易带动和促进了沿海港口城镇的发展。根据当时的商品流通网络 ,华北地区分为两个经济区域 ,各经济区域内经济重心是在大运河和驿道等交通枢纽、首都和省会附近等华北平原农业比较发展地区。近代以后 ,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被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轨道 ,沿海城镇内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 ,增强了自身的经济实力和辐射能力 ,成为不同范围的经济中心。随着商品运输方式的变革和商品流通网络的重组 ,港口城镇完成了向东部沿海的区位转移。但是 ,这并没有打破原来的两个经济区域的格局。其中 ,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经济重心逐渐转向沿海和近代交通运输枢纽 ,其空间特征就是从偏重内地向沿海地区东移。而且 ,这种符合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一直延续至今     

“运”而不“动”:华北沦陷区日伪铁路“爱护村运动”及其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为了控制铁路沿线治安、打击反日力量，从1937年开始陆续将华北沦陷区铁路沿线的村庄划入“爱护村”范围，并开展了规模庞大的铁路“爱护村运动”。日伪通过各种手段动员铁路沿线村民尽心护路，但效果并不如预期。“爱护村”加重了华北农民的生活负担，其中无法解决的经费困境和农村劳动力匮乏问题，不仅使民众与日伪离心，也使日军与伪政权内部产生了矛盾分歧。这场由日伪运作、多方参与的“爱护村运动”在1945年最终随着日本战败而走向终结。     

1912—1937年间华北的贫民教育援助政策研究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育援助政策。各界积极兴办慈善学校以救济贫寒失学的儿童,或捐助资产,或为慈善学校提供运转资金;面向贫民以及所收养的贫民等开展职业教育,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谋生的能力;设立奖学金和贷学金等以鼓励贫寒学生的升学深造,促进社会公平和造就国家建设人才。     

华北根据地1940年代初期对浪费现象的改造

1940年代,华北根据地出现严重困难局面。与此相对照,浪费现象在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存在着。为根除这一现象,中共采取了多种措施。这些措施的推行,在当时对肃清浪费现象、倡导节约之风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当今政府反对浪费、倡导勤俭也有重要启示。     

民国华北农村婚姻行为中的陋俗问题

民国时期的婚姻转型在农村中有所体现,但农村婚姻行为中的大量陋俗成了婚姻转型的障碍,尤其是早婚、重财、再嫁难、买卖婚姻、陋婚等一系列陋俗成为当时华北农村婚姻的组成部分,而剔除这些陋俗就成了民国农村婚姻转型的重点问题。     

近现代华北慈善事业历史贡献探讨

民国前期,随着华北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民间慈善事业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慈善机构来看,数量明显增加,承担起了慈善救济的重任,慈善组织间联合行动的次数增加,内部治理机构的完善;社会资源动员手段进步,其中报纸等新闻媒体主动报道慈善事业,商界和学生等群体积极参与;慈善救济也不再是恩惠与施舍,而是契合了民族复兴和发展生产等时代要求,故行动领域侧重于普及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和农业灾害预防等.     

中古华北的鹿类动物与生态环境

本文对三世纪至九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此一时期 ,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 ,并尚有少量的麋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 ,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 ,特别是麋的减少最为显著 ;但与晚近时代相比 ,则仍称可观。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 ,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 ,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中古华北仍广泛分布有较大鹿类种群的事实 ,表明当时该地区的生态环境从总体上说仍属良好     

近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的比较研究

江南地区是中国市镇发育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地区,华北地区则长期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体系形成较早的区域,但公元12世纪以后,华北的经济发展开始落后于江南,直到近代华北的市镇不如江南发达。文章从市镇的类型、特点和作用等方面研究江南和华北市镇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从市镇的发展情况、市镇的分布格局、市镇的经济功能———功能定位和市场发育等方面研究它们的差异,进而探讨近代华北市镇发展落后的原因,以期为当今中国小城镇的发展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研究

抗战爆发后,华北农村手工业受到沉重打击,行业萎缩,规模缩小,甚至出现停产的现象。但同时部分手工业行业因适应战时需要得到迅速发展,并呈扩大趋势。手工业生产采用家庭经营、手工业小组和合作社、个体经营等模式。手工业收入占到农家经济的30％,增加了农民收入,加强了对敌经济斗争的能力。     

近代华北商品市场的发育特点

近代前期的华北商品市场是内贸型的市场模式 ,鸦片战争尤其是 19世纪 70年代以后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华北传统的市场格局开始解体 ,商品市场的发育呈现出和传统市场诸多的不同点。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近代华北商品市场发育的特点 :(1)市场功能进一步深化 ,现代市场体系初步形成 ;(2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 ,商品种类增多 ,商品流通规模扩大 ;(3 )与海外市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 ,成为全国性统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4)市场经营主体和经营方式的变化 ;(5)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     

全面抗战初期日本的华北货币政策——以京津地区为中心

从全面抗战爆发至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日本的华北币制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七七事变后初期,日本方面出于各种考虑,决定由朝鲜银行单独负责战地军费支付,军票及河北省银行充当备选方案;而在1937年8月至9月朝鲜银行金券大幅贬值后,遂决定实行以河北省银行为中心、中方银行协力的方案,但实际运行中,由于中方银行的反对,则实行了由朝鲜银行和河北省银行并行共同负责侵华各项费用支出的政策。上述政策只是作为战时华北币制政策的暂时过渡性措施,最终于1938年3月建立了作为华北地区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