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分享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随着"微时代"的到来,"微媒介个体"和"普通日常生活"成为微文化的两个面向。微信分享是一种自我建构行为,用户通过分享的"作品"期望好友欣赏、接受来建构自我形象,从而实现想象和现实两个层面的交互。用户借助微信与好友的共时互动实现审美愉悦与社交实用功能的统一,与艺术"类而不同"构成微信分享审美的内在结构。通过微信分享塑造的自我形象既具有审美的普遍性,又指向现实个体。微信分享不能放在费瑟斯通带有精英色彩的日常生活美学框架中来阐释,它是偏向于社会大众个体普通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父亲”角色表征的嬗变--评鲍德温《向苍天呼吁》与《如果比尔街会说话》中的父亲形象

鲍德温在其前期小说《向苍天呼吁》和后期小说《如果比尔街会说话》中刻画了三个不同身份且具有不同人格表征的父亲形象.在此拟站在人文主义的视角,以Van Leeuwen“角色表征”理论中的角色表征、多重人格及后继人格来透析其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以此洞悉作家创作思想的心路历程以及美国黑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的民族精神和人格转变.     

关于政务微博的内容呈现与发布形式的探讨——基于山东省旅游局官方微博的内容分析

微博扩展了公共话语空间,使信息流动速度和广度迅速增强。政府机构也逐渐认识到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及时公开信息、了解社情民意、为民众答疑解惑,塑造良好政府形象。2009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设了微博。但是由于在运作上的差异,导致政务微博传播效果存在参差不齐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在此选取了运作比较成功的山东省旅游局"好客山东"官方微博作为研究对象,对政务微博如何从内容呈现和发布形式上提升传播效能进行探讨。     

论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创作心态的互动关系

文学场与经济场、新闻场、娱乐场等其他社会场域相互作用,构成文学生成及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环境,即文学生态。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创作心态无疑受到文学生态的巨大影响。文学营销中的"品牌策略",使作家被贴上"符号标签",从而影响作家形成自足的惯性心理。媒介权力的施控,催生了作家的媒介炒作行为,亦传递了作家创作上的速度焦虑。视觉文化时代的"图像霸权",驱使作家迎合读者读图的偏好,一方面仿明星式进行身体形象包装,一方面创作趋于影视化,这恰是作家趋附心态的显现。探究新世纪文学生态与作家心态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更深刻地从创作主体的维度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现状与走势。     

角色身份的变迁与中越关系的发展历程

角色身份是行为体主观的自我解读,其会随着行为体获得或放弃信念而存在或消失,并对国家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在中越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越之间的角色身份经历了从"同志加兄弟"式的"朋友"到"敌人"再到"竞争对手"的变迁,中越关系也相应地经历了友好合作到战争再到既竞争又合作的演变。在处理当前南海争端时,各方应建构对方正面的国家形象,加强双方的良性互动,避免相互关系的逆向演化。     

微信的自我呈现与人际传播

微信已经成为继QQ和微博之后的新型社会化媒体,它通过强关系的人际传播,在熟人社区中既联系他人,又呈现自我。研究发现,微信的朋友结构与微信用户的学历、年龄、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紧密相关;微信的自我呈现基本发生在熟人社区,因而其名字、头像、个性签名、微信号、相册封面、地区显示等"个人信息"更能呈现其真实身份;微信朋友圈留言具有性别和年龄差异,并且日志类留言多于非日志类留言,强制"求转"的情况并不多见。     

流动的意义:传统文化移动传播的符号学阐释

基于移动传播的移动性、社交性、互动性,传统文化传播产生了新的表意方式、意义生产与价值流转的符号规律,呈现了独特的媒介逻辑自洽、话语重组方式以及日常融入的符号学机制。作为符号学体系的传统文化传播具有多模态特征,繁复的符号能够在纵横双轴中实现逻辑自洽。传统文化在用户赋权、关系联结的移动媒体中有着区别于传统媒体的传播范式。其中,伴随性文本的大量出现使其出现意义弥散、话语狂欢、无限延伸的符号范式;因"移动"而产生流动的场景与文化沉浸。可以说,从符号表征到符号繁殖、场景沉浸,移动传播时代的传统文化继承迎来新的符号范式。     

现代知识者形象的焦虑心理表现

论文从心理学角度切入,提出20世纪上半段的现代文学中知识者形象有“集体性焦虑”的突出心理表现,从作品表现、作家自我表述、批评家感触等方面阐述,认为这种集体性焦虑与知识分子作为“边际人”或“过渡人”密切关联,指出对现代知识者形象的集体性焦虑的研究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自我展示--汉大赋作家的创作驱动力

本文认为,促使汉大赋产生的驱动力,既不是为讽谏而作、献纳而作,也不是因帝王之命而作,而是缘于汉大赋作家的自我展示心理.这一观点,不仅可以从古代学者"见异于世"的赋论、赋家"猥欲逮及"的言谈中得到印证,而且汉大赋的冷僻诡异之字、广博的内容、宏大的篇幅以及劝百讽一的规谏,也无不与"自我展示"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汉大赋作家的这种自我展示心理,是因当时"高自称誉"的社会心理、汉王朝的强盛国力以及扬名于时、流芳后世的时代思潮而产生的.     

国家形象塑造与我国传媒的未来发展战略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作为"他者"角色存在的部分西方强势媒体,肆意行使话语霸权,单向度地塑造着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以此形成了国际传播格局中国家形象塑造的"钟摆现象".这种"钟摆现象"使得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丧失了被理解被尊重的权利,使"我者"形象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基于此,我国传媒应将国家形象塑造上升到维护国家形象主权的战略高度来加以重视.要彻底摆脱"钟摆"的控制,掌握属于自己信息版图内的形象主权,我国必须大力推进传媒发展战略的"软环境"建设,提升其国际传播力而努力开创国际传播的新局面,为我国国家形象塑造创造良好的对外传播新格局.     

论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类型的深层结构系统

大众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型文化形态,对视觉形象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类型的深层结构系统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众文化在媒介环境变迁、视觉主导性及其社会转型等方面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简言之,通过将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的动态表征过程转化为一种反映特定意识形态诉求的文本叙事活动,我们可以对其主题类型、话语类型、叙事特征等多个层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并提炼出"英雄形象"、"成功者形象"、"追梦者形象"等一系列既充分反映时代变迁语境,又极具支配性表征范式意味的中国当代大众文化视觉形象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女性主体意识的嬗变——以蒋子龙小说中女性形象为例

蒋子龙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并跟随着社会的改革,而女性作为时代变迁的一个表征,在其小说中也体现出了不同时期的形象嬗变。从改革初期被遮蔽了自我特征的平面化的女性,到转型期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女性,再到近作中所塑造的立体的鲜活的女性,时代与观念的变化,使得作者在小说中不自觉地对菲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了解构。     

政府形象传播研究的创新之作——简评《政府形象传播》

我们正处于新媒介不断涌现的网络时代,互联网、手机及各种电子终端,社群、微博及各种交流平台,构成全新的信息空间和生活方式.网络时代对政府形象传播形成了巨大挑战,传统的政府形象传播理念和行为已经完全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2012年因网络曝光而引起广泛影响的"微笑表哥"、"广州房叔"、"陕西房姐"、"雷政富不雅视频"等事件之所以对我国政府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一方面是由于一些政府官员背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走向贪腐之路;另一方面也因为不少政府部门和官员没有认识到网络时代的传播范式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革命.他们认为只要通过各种"宣传"、"公关"手段就可以"摆平"媒体,从而影响社会舆论,殊不知,网络时代是"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任何行为都有可能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个普通官员的不当行为都有可能对政府形象产生灾难性的负面影响.     

从叙作关系看第一人称自叙传小说

晚清之后,文言小说由于宗法史传而形成的"叙作合一"传统逐渐瓦解,"叙作分离"的格局逐渐形成。叙作分离对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创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使作家能以另一个身份进行想象、虚构;另一方面,又使作家可以在"虚构性"的保护下叙述自我体验。这就使自叙传小说在叙作关系上呈现乍合乍离的形态,反映了五四作家渴望表达自我与突破自我的双重需要。     

地域形象媒介建构与东北刻板印象的历时传播

媒介对地域建构与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介形象建构将地域转化为一种"媒介现实"。群体凭借媒介取舍、加工、放大后的"实在世界"确立的地域形象认知图式常存在偏差。媒介技术演进与媒介建构方式的更迭标示了东北刻板印象的发展理路,文章通过媒介演进考察东北地域形象建构过程。早期东北印象经历了口头交流、群体互动到文学传播的建构过程;大众传播时代,决定东北印象的综合要素经由新闻报道、影视艺术塑造沉淀为东北刻板印象;"后传播"社会,社交媒体将东北置于"大众自我"建构的模式中,众媒将东北元素推至"立体传播"架构,东北地域形象的多维呈现改变了群体的单一认知,东北"刻板化"印象有所改变,但更趋复杂化。     

信息交流介质的演化与选择偏好

即时通信社交媒体用户对语音或者文字作为信息载体有不同的选择,人们对信息交流介质的选择呈现习惯性的分化趋势。文章回溯了传播交流介质的演变过程,从传播心理角度对用户交流介质选择行为予以剖析,从人口学范畴分析了即时通信媒介用户的职业、年龄等特点差异对介质选择的影响,探究传受双方深层次的媒体社交礼仪认同,发现网络社交礼仪作为现实社交礼仪在网络上的延伸,潜移默化地影响用户对交流介质的选择偏好。解决现实社交礼仪与互联网交流平台的配适问题,可以使传受双方的社交礼仪认同更加契合,进而取得正向有效的信息传播与内容沟通效果。     

建构与颠覆——曼斯菲尔德笔下的"他者"女性形象解读

英国"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因处于社会的"他者"地位而受到关注。作者把独特而深刻的自我性别体味与确认、女性思考与现实感受、道德焦虑与生命热情贯注于作品当中,塑造了形形色色处于社会边缘的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大致可概括为两类:一类是作为建构男性主体力量的"他者"女性形象,另一类是颠覆男性主体的"他者"女性形象;前者是认同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后者则是颠覆父权文化传统的女性形象。     

王海鸰《中国式离婚》女性形象及现实建构

电视剧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其深刻的文化功能制约着社会秩序的建设,她们不但会规范社会人的行为,而且会具有更隐含的操纵和控制的作用,使受众根据传媒所构建的性别意义、模式和特征进行自我塑造和性别意识的定位.以王海鸰最具代表性的电视剧作品《中国式离婚》为个案,分析这些女性角色及其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从观众观赏心理角度,探析电视剧形象是否会成为现实观念建构的来源.     

论作为仪式化行为的春晚“农村外地人”形象

春晚中“农村外地人”形象最初被建构为公众焦虑的象征,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他们又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以“身份翻转”和“身份提升”两种剧情结构出现在各种小品和歌舞节目中,为变化着的公众焦虑提供不同的仪式净化功能.自2007年以来“农村外来者”形象从“虚构”到“真实”的变化,反映了春晚在其原有的垄断地位受到撼动的情况下企图通过强化媒介内外之别来巩固自身作为仪式代理人的地位.这一历时性的文本分析向我们展示了角色安排作为一种仪式化行为在媒介仪式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信任发展趋势

处于网络化时代的中国,不仅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因"网络化"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之间的社会信任也因"网络化"而呈现了新的发展趋势:社会信任主体与客体的身份愈益多重而复杂;社会信任的内容、情境和范围极大扩展;新的社会信任模式与结构正在形成。网络化时代的中国社会信任发展趋势,已经或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秩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