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出版的研究东干族的三部著作

东干族 (中亚回族人 )是 10 0多年前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 ,由陕西、甘肃、新疆等地被迫迁移到中亚地区的回族后裔。他们被俄罗斯人及中亚各族人称为“东干” ,在前苏联时期民族划界、民族识别时 ,被划定为“东干” (Ｄｕｎｇａｎ)族 ,但他们一直自称为“回族”、“回民”、“老回回”、“中原人”。他们迄今保留着自己的母语———汉语陕西话、汉语甘肃话和本民族固有的传统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及其他习俗。现在他们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共和国 ,约有 10万人。他们在保持特色的同时 ,善于与当地文化氛围相…     

也谈东干族族名

“东干”和突厥语TUNGGAN (读“通干”)在语音和语义上可能是某种巧合。TUNGGAN意为“站下来 ,住下来” ,与陕甘回民移民至新疆的史实相符。但清政府移民于新疆不只是陕甘回族 ,所以“东干”的原义、本义指地理方位 ,其演变线索是 :“东岸”或“东岸子”———дунганц———дунган (俄语读音“东干”)。这也是东干人对自己族名的解释。     

东干文学中的“乡庄”世界及其文化意蕴探析

东干族是中国西北回族迁往中亚而形成的一个民族群落,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生存方式居住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等国,形成了独特的＂乡庄＂文化模式。东干作家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着本民族的生存。在东干文学里,＂乡庄＂不仅是一种地理空间和生存状态的存在,更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精神家园的存在,是东干人的民族文化之＂根＂。     

东干口歌口溜与中亚东干文学

东干人是生活在中亚地区的中国西北回族人民的后裔,他们传承了母国的民间文化,母国文化成为其书面文学的重要资源.作为民间谚语的文学形式,东干口歌口溜在东干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运用,具有重要的文化意蕴和文学功能,从中也可以看出东干民间文学对书面文学的渗透.     

苏联回族文学概述

苏联境内的回族被称作“东甘”(过去有人汉译为“东干”)族,但他们仍自称为“回回”、“老回回”,有时也说是“中原人”。他们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在起义领袖白彦虎等人的率领下先后移入俄境的部分回族人的后裔,现有人口7万多,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坦伏龙芝市郊、伊塞克库耳州(热湖)省、奥什省及楚河流域和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省、江布尔     

社会环境对民族特征的影响——以中亚东干人为例

中亚的东干人经过一百余年的繁衍发展,已经融入到当地社会生活之中,东干人表现出巨大的民族内聚力与强烈的社会适应性。他们的民族特征在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在保留部分的同时,许多方面发生变化。文章主要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得出中亚东干人完全可以成为有别于中国回族的新民族的观点。     

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探讨之一

回族和伊斯兰教有密切关系。阐述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不仅有理论意义,也有实践意义。本人拟从“伊斯兰教和回族风俗习惯”、“伊斯兰教和回民起义”、“伊斯兰教和回族经济”、“伊斯兰教和回民教育”、“伊斯兰教和回族民间文学”、“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的形成”、“回民和清真寺”七个方面,对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第一篇。     

与汉文平行的另一种汉语书面语小儿锦——论回族民间传统书面语言问题

语言的种类比文字要多得多,当代世界上大大小小的语言加起来有数千种,文字则要少得多。然而许多民族却不止有一种文字。认为汉语只有一种文字的说法,虽然相当普遍,但并不正确,汉语与汉字并非唯一对应关系。在当代,汉语的文字载体除了汉字以外,还有“东干文”。东干文是清末同治年西北“回乱”之后逃入当时俄属中亚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后裔“东干人”所使用的文字。这些回族群众退入中亚后,将原先在他们中间所行用的“小儿锦”也带到中亚。     

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

回族文化由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织、融合而成。回族在文化认同上表现了极强的两种文化结合的特点。与回族相比,东干人在中亚发展的文化带有更显著的“多元”色彩,但它保留的最基本内涵仍然是回族文化的核心———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结合形成的传统,只不过由于周围环境不同,在选择认同符号方面更趋向于汉文化的特色以区别于周围穆斯林民族。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可以对回族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使回族研究更趋思考上的多角度和方法上的多样化。     

中国回族文学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

中国古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有两个不同向度：中亚华裔东干族文学和中国回族文学。解读两族文学中的共有意象和文学成长环境会发现，虽然两族文学同根同源，但在民族性建构方面，东干文学偏向中国汉文化色彩，回族文学注重伊斯兰文化特征。以互为参照系的方式观照两族文学，还会发现东干文学对弥补回族文学发展断裂性的民族文献价值，以及“寻亲文学”、“寻根文学”等两族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逻辑哲学论》中“死亡”概念的语言分析

《逻辑哲学伦》是维特根斯坦最重要的著作,内容包罗万象,是基于现代逻辑方法进行论述的,包括他对"死亡"概念的阐述与分析。利用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尝试对"死亡"概念的诠释,并得出以下结论:(1)"死亡"的对立面就是"生活,生存的状态"。"死亡"意味着个体生活世界在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里面终止,而整个"逻辑可能世界"并不因此而改变,只是消长;(2)"死亡"和"生活世界"属于不同的世界,人不能体验"死亡";(3)"生活世界"在个体那里是无限的;(4)对于"死亡的灵魂"与"在世的生活世界"的理解只能站在这个世界的外面来理解,但是不可能。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易学在蜀蜀学在易

易学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即有“易学在蜀”之说;同时,“蜀学”一词也在此时形成。根据各个历史时期蜀易的表现,说明有独创精神和包容特性,足以体现蜀学以易学为旗帜。     

“歌”为体、“诗”为用:试议“花儿”的诗性特征

"花儿"被誉为"中国西北的诗经(歌)"。通过理论界定"花儿"文学形式、回顾与创新诗性特征理论判定标准,从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4个维度对"花儿"所具有的诗性特征进行综合判定。论证表明,"花儿"在内容、形式、功能和想象力方面均具有诗性特征。诗性特征使其便于传唱,其本质仍是"歌",而非"诗","花儿"是一种以"歌"为体、以"诗"为用的民间口头文学。     

《周易》之“避害”思想阐释

《周易》作为中国流传久远的、对中国文化史影响巨大的文化典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思想体系朝向"避害"的功效。作为一部"占卜"之书,它以象喻人事,定出吉凶,教人避害;通过吉凶祸福的转化规律,教人避害。作为一部"圣人"之书,它从精神方面教人要有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从行为方面教人要有恒心、人生目标和行善居中,从言语方面教人要遵守言语为"君子之枢机"谨言慎行,从而使人生全面地"修德"避害。其避害思想,既符合警示又符合知行,既符合个人人生的需要,又符合社会教化的需要,具有恒久的价值。     

“N的V”短语中“的”的性质

体词性的"N的V"短语有别于一般的体词性偏正短语,这使得人们对"N的V"短语当中的"的"也存在诸多争议。认真考察"的"在"N的V"短语中的表现,我们发现"的"在"N的V"短语中的主要功能是表示强调。     

《荀子》中的“智德”思想新探

<荀子>提及"知"(智)达487次,显示出对"知"(智)的高度重视.荀子突显"心"(解蔽心)的认知意义,将"知识"作为"智"的第一要义;把"是是非非"看作"智"的第二要义,将其视为"智德"的主要内涵.荀子的"智"有不同等级之分,"智德"并非只是作为辅"仁"的次德,而是与"仁德"等量齐观的主德.其意义与价值在于:承接孔孟对"智德"的重视,将"智"提升为建构整个道德实践论的基础核心概念.     

国家安全中的“国家”概念

汉语"国家安全"的两种英语表达State Security和National Security各有长短,难以取舍,因而需要一个把state与nation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英语新词。依据汉语旧词"国家"能容纳英语state、nation和country的高度概括性,给英语造一个新词"guojia",把"国家安全"在英语中表达为"Guojia Security",便能把国家安全学理论要求的"国家"概念的普遍性、科学性与人文性、民主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发生"与"历史"的初步分离——胡塞尔1931年"圣诞手稿"解读

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上清晰地区分"发生"和"历史"是极为困难的。胡塞尔本人1931年之前的文本对这两个概念的混同以及当代西方一些现象学研究者对这两个概念的区分视而不见都证明了这一点。胡塞尔1931年的"圣诞手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胡塞尔在这份手稿中通过对个体存在与客观存在、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封闭视域和总体视域的区分,把"历史"概念逐步从"发生"概念中剥离出来。这种分离对胡塞尔《危机》思路的形成及其后期的"历史学转向"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