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之际的士族生态与幽冀形势——以王浚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之际的党争继续存在于西晋社会,士族升降与党派分野息息相关。太原王浚家族是西晋党争的积极分子:有的王氏成员投靠贾充集团,有的则反之,呈现出分流的家族生态。《华芳墓志》丰富了以王浚为中心的士族网络的认识。王浚家族的政治动向是两晋之际士族生态的缩影:政治斗争的复杂多变决定士族生态的多元化。西晋末年以州郡为地理单元的士族交游圈呈现出分崩离析的样态。王浚都督幽冀诸军事的力量凭借与该地区各种族的居民结构密切相关,军事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依靠鲜卑段部和乌桓人,对付羯人的兴起;所依靠的汉人力量则立足幽冀二州,整合资源。王浚的力量构成体现出血缘性和地缘性的双重特征。刘琨、王浚在经营北部中国方面存在异同,关于二人的史料记载体现出史家笔法有意增删的特征。刘琨、王浚经营北部中国的失败,标志着胡汉力量强弱消长的重大变迁。     

试论汉魏之际北方豪族的官僚化和士族化

汉魏之际,土豪彻底成为曹魏官僚体制的一分子,而士大夫豪族却凭借其文化特质在曹魏的官僚体制中占有优势,在曹魏统治政策由武到文的转变中,实现了士族化世代主导曹魏的官僚体制,最终建立了士族主导的西晋政权。     

东晋的镇之以静政策和淝水之战的胜利

西晋是在民族矛盾激化中灭亡的。自此直至淝水之战结束,建立在南方的东晋政权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一直是民族矛盾。 但是,在东晋内部,又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一般地主和士族地主之间的矛盾,士族地主本身之间的矛     

西晋"世族"、"势族"及"士族"之考辨

经过汉末三国的酝酿期,士族制度在西晋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世族、势族和士族就是随着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三个不同社会阶层及其概念。但在文史研究中这三个概念经常被混用,实际上,它们是具有本质区别的。因此,具体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考辨区别这三个概念的本义,可以深入揭示其力量消长所体现出的政治制度特点。     

南渡中原士族对东晋文化的历史贡献

遭西晋"永嘉之乱",中原士族纷纷南迁,在江南扎下根来,并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支撑力量.中原士族南迁不仅把悠久深厚的中原文化传播到江南,而且笃行礼义,试图在江南复兴儒学;在践行和复兴儒学的过程中,他们自觉地促成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有力地促进了东晋乃至整个南朝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

晋末十六国胡族政权虽未在根本上改变魏晋以来豪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但是在胡汉、胡胡矛盾的相互作用下,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门士族由于对西晋政权的严重依赖,无法适应胡族统治而迁往江南;地方士族为了保存宗族利益,则演变为既出仕胡族政权又在乡里以土豪面目存在的复合型豪族;而遍布各地的土豪强宗则以坞堡为组织形式,成为各胡族政权地方社会基层秩序的主导者,其向背成为各胡族政权存亡的关键。     

“中朝名士”思想对话的历史考析——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

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是西晋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通过对"中朝名士"政治历史背景的系统考察,以及裴頠《崇有论》与郭象《庄子注》在文辞与义理上的对应性研究,我们认为,裴頠《崇有论》以儒学立论,代表了西晋中央朝廷的皇族立场。郭象《庄子注》则以"庄子"道家思想立论,代表了地方士族立场。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

鲜卑慕容氏与赵魏士族的结合，客观上是由于西晋末年北方战乱，赵魏士族为躲避战乱而流徙辽西；主观上则由二者的相互需要而促成。赵魏士族需要有一个愿意接纳并能保证其传统地位的势力为依托，慕容氏则需要汉族士族的支持与合作。赵魏士族对慕容氏诸政权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二者的结合对加速慕容部等东北鲜卑的汉化过程，促进民族融合，发展诸燕经济，传播中原文化都起了重要作用。二者的结合又使一大批文人保留下来，成为其后北魏立国的骨干，甚至影响到北魏改制。     

王戎与魏晋玄学

王戎在魏晋之际文化性格的变异,反映了玄学思潮在这一时期放弃了正始、竹林时期士人探寻社会正义理想转而追求个人自由逍遥的变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变化,影响了未来西晋元康贵"无"派玄学的思想底色。王戎对西晋元康玄学的贡献,一是首次将儒、道思想要点概括为"名教"与"自然"两个范畴,并探讨两者异同,点明了魏晋玄学的学术主题;二是扶植了元康名士走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两晋之际著名的玄学家族——琅琊王氏崛起的关键人物。该家族在玄风南渡后的特殊地位与影响,使王戎被东晋士族社会追忆为"竹林七贤"之一。     

论北魏太原士族群的集体复兴

永嘉乱后,衣冠南渡,西晋形成的太原士族交游网络分崩离析。十六国时期北方的太原士族群退居幕后,北魏统一黄河流域,着力整合乡里社会,太原士族群强力反弹。太原士族群的姻亲大多数是四姓家族和巨姓强宗,姻亲成员多数具有治理并州的仕宦经历。太原士族之通婚既有家族利益发展的实际需要,也有北魏朝廷控御地方的政策烙印。北魏太原士族群从整体上看处于上升态势,但整体上升过程中,部分家族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北魏太原士族群的沉浮,代表汉人家族在异族统治下的基本命运。     

裴頠崇有哲学新论

裴頠,字逸民,河东闻喜人,西晋时期的重要思想家、政治家,崇有派的代表人物。他出身于门阀士族大官僚家庭,任过西晋王朝的尚书左仆射等官职。“八王之乱”中被赵王伦杀害,年仅三十四岁。他死得过早,留下的哲学著述只有一篇《崇有论》,但在魏晋思潮中却是异军突起、别具一格的。目前学术界对它的研究还不多,本文不揣浅陋,试述于兹,以求教于学术界。     

论石崇人格特征的多元性

在西晋,石崇是一个人格非常复杂且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处世名言"士当身与名俱泰"已经被公认为西晋士人的一种人生准则.在政治上,他身为上层士族却鄙于清谈任诞而向往儒家的功名事业.在生活中,他奢侈低糜却又风雅大方,他浮竞鄙劣却又爱敬正直之士和为正直之士所爱敬.可以说,石崇的人格特点的多元性正是西晋这个动荡时代的复杂人性与士风的缩影.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临沂士族与民族文化

秦汉魏晋时期，临沂士族人才辈出，使该地区成为居全国领先地位的高文化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和浓重的学术氛围，尤其是色调各异的楚文化和鲁文化的交互影响，铸就了古临沂独有的文化特征。及至东汉、西晋末年，北方连年战乱，部分临沂士族徙居江左，他们不仅在东晋南朝的政治舞台上扮演显要角色，而且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南方经济的开发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中古士族到士人的演进

魏晋至唐末,是中古社会阶层剧烈变动的时期。士族阶层逐步向新型官僚士人的演变,是这个时期值得关注的社会动向之一。在这个变化中,选举制度作为中央政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对士族力量的起伏升降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此外,隋唐以后士人与乡里宗族社会逐渐脱离,士族社会原有的郡望体系趋于瓦解,也构成此时期士族向士人演进的一项重要内容。1.魏晋隋唐选举政策变动与士族力量的消长东汉政权瓦解后,天下兵兴,人物播迁,曹魏政权于延康年间开始实行九品官人法,即在州郡     

论魏晋南北朝地主阶级奢侈纵欲的社会根源

一、门阀士族富贵“非轨道之所得”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门伐土族统治的时代，门阀土族给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研究这个时期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都必须对门阀士族的阶级特性及其统治有一个深切的了解。门阀土族是一个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阶层。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后，在门阀士族的操纵下．按照这个集团的利益演变，对才德越来越忽视，对出身越来越看重，到西晋初年，家世成了唯一的标准，官品成了一种世袭特权。九品又分出高品和卑品，二品以上为高品，三品以下为卑品。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土族”的局面．一般情况…     

崇儒融道──晋初思想论

如何恢复汉魏以来业已崩溃的儒学论理思想体系，援老庄人儒，以淳朴世风，从而建立起一支以外儒内道为理想人格模式的士族官僚队伍，是晋初思想家讨论的主要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晋初思想家所企望建立的崇懦融道的思想并未能成为士族阶层的主体观念意识，因而也无法有效地组织和维系国家机制的运转，所以西晋之承平局面亦如昙花一现。     

论两晋南朝门阀制度

两晋南朝几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门阀士族掌握政权。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均与门阀士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经典作家向来就十分重视对统治阶级及其内部各阶层的分析。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列宁全集》21卷40页)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舞台上一个重要阶层,本文拟就门阀士族的涵义、门阀士族存在的经济基础、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独占性及其‘士庶之别’的等级编制等问题,进行探索,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两晋学官制度三辨

西晋初立国子学的时间应以《晋书·武帝纪》和《宋书·礼志》的记载为确,是在晋武帝成宁二年（276）。西晋国子学设立的原因：一为魏晋时期严于门阀之制,士庶界限分明,因此于太子外,对为高门华族子弟设立国子学;二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儒教凋敝,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不得不“二学并建”。东晋没有一个与国子学分立、作为实体存在的太学;国子学专容贵胄,教育成为士族高官子弟独享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