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美学的实证方法

现代美学的发展离不开试验与实证方法,实践美学也不例外。西方实验美学的三种理论模式与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当代美学的主要观点密切相关并相互对应:心理动力学模式—中国古代的“心动说”—高尔泰的主观论美学;行为主义的S→R模式—中国古代的“物动说”—蔡仪的客观论;完形心理学的“异质同构”模式—中国古代的“心物交融说”—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在此复杂的理论博弈中,实践美学不仅用“实践一元论”解决了哲学美学中长期以来纠缠不清的心物关系问题,而且用历史和逻辑、共时与历时相统一的方法将试验心理学与审美人类学结合起来,从而使自身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当前有必要重提实践美学的实证方法,以抵制美学玄学化的倾向,并对种种美学神秘主义观点进行祛魅。     

实践意志论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哲学史中的变革意义

意志论是一个亟待重建的重要哲学分支。马克思将意志理解方式由实体思维、主观思维等转向实践思维 ,将哲学主题由“解释世界”转向“合理地改变世界” ,强调唯物辩证地解释各种意志关系和意志能动性 ,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和历史使命 ,实现了意志论的实践转向。这种实践意志论是对旧意志哲学的合理批判和超越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和重要生长点 ,也是当代意志论“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在当代 ,系统阐发和推进实践意志论 ,是重建意志论的必然选择 ,并有助于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和规范功能     

诠释学与中国

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 ,来理解诠释学。西方诠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有三次重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在当代 ,已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在中国从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     

论东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内涵及文化体系特征——从文化人类学方法论谈起

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整体论、比较方法论和相对方法论来寻找不同民族的特性和共性、彼此信仰与风俗的相关性,从而探究当代和近代的文化和社会领域.本文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论述了文化及文化体系的特征以及东西文化的差异和影响,并就其方法论阐述了研究东西方文化的意义.     

当代三大经济学方法论之比较分析

措辞学、批判实在论和因果关系整体论是具有代表性的三种经济学方法论理论。措辞学采用的是一种反实在论的立场,但它并没有完全忽略现实。批判实在论强调本体论上的“真实层”,但并不能保证经济理论能完全符合实际或“经验上适当”。因果关系整体论注意到了经济理论和现实的关系,但它留下了不一致的地方。措辞学为当代经济学辩护,而批判实在论则对之严厉批评,因果关系整体论则对二者进行折衷。这三种理论都对实证主义方法论提出了批判,而将它们结合有可能形成一种指导经济学实践的多元方法论。     

论马克思哲学在具体境域上的开新:实践人类学哲学

马克思创立了“新唯物主义”。在哲学对象上,马克思由“一切存在”（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本质,转向了“社会化了的人类”即人的社会存在这一具体境域,创立了以“人的社会存在”为对象的人类学哲学;在哲学立场上,马克思从自然物质本体论转向社会的实践本源论,创立了实践世界观;在社会历史动力观上,由精神意识动力观转向物质生产实践动力观,创立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唯物史观即实践史观,从而为人类学哲学奠定了基础;在哲学功能上,由传统的追求“解释世界”的认识论哲学,通过实践和人对世界的实践关系,而转向了追求“改变世界”,即改变人类的不合理生存状况的人类学哲学。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研究

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可以为理解、阐释和适用民间法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从结构与文化的多元主义,以及地方性与过程性的微观主义进路理解民间法.在知识论层面,它强调在参与观察中发现与产生民间法知识,再借由三种不同的论证模型对发现与产生的民间法知识予以科学性论证.在方法论层面,它要求针对不同类型的法律民族志呈现不同的书写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相继展开“文化-功能”与“历史-过程”阐释.建构民间法的人类学范式,对于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学术与话语的体系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完整的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选择与改革

纵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其晚年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在基本方法论上从本质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向,后者补充和完善了前者,从而使得唯物史观变得更加完整和完善,更符合人类社会制度演变的实际。结合本质主义方法论与历史主义方法论,把唯物史观完整地表述为四个维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可视为人类社会经济体制选择的一般理论或者衡量制度选择是否合适的一般标准。运用此一般原理,可以逻辑自洽和符合历史地对一些问题进行解释,包括：（1）把《资本论》视为马克思运用其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选择从合适到不合适的典型特例;（2）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不同阶段制度选择或变革的成功与否;（3）“同时胜利论”“首先胜利论”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经济体制的初始选择和改革。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中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框架性分析

中国行政法法典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行政观念的转变，也需要制度建设的保障，更需要法学方法论的有效运用。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为现代行政法革新，尤其是大陆法系行政法学发展所普遍重视与接受的法学方法论。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在中国现代行政法学发展中具有包容性、时代性与合宪性的法解释论上的价值，在逻辑层面与经验维度中发挥着法认识论的价值，在法律解释的统一性与法学建设的体系化中体现出法教义学上的价值。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合理运用能够推动中国行政法学形成更加严谨的体系，为推进我国行政法法典化提供另一种重要的法学方法论。     

迈向立法者的法理学——法律移植背景下对当代法理学的反思

本文以法律移植与现代国家转型为背景,考察了最近20年来法理学思潮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到法律文化论和法律现代化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提出这些主流思潮坚持一种“没有国家的法律观”,它不仅是法律移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而且是法律共同体的职业意识形态的产物。这种思考与法学家的自我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由此被称为“法律人的法理学”。基于反思这种法理学在处理国家与法律关系上的方法论误区,作者考察了当代法理学中的边缘学说,即实用主义法理学,对整个主流思潮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本土主义方法论与本土主义政治立场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立法者的法理学”,试图在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上,重新把国家与政治作为法理学思考的中心,从而在技术意义上整合“法律人的法理学”,思考中国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的转型中面临的理论问题。     

论溢出效力与党内法规性质的独特性

围绕党内法规“溢出效力是否存在”衍生出“肯定论”与“否定论”两种基本立场以及更为具体的四种观点,党内党外关系与效力自身性质是其关注的核心问题。经由实证考察发现,党内法规无论是在规范文本还是实践样态中都存在着从党内向党外溢出的客观实情,讨论重点由此应转向效力性质本身。由法学转借而来的效力解读即“约束力论”因其方法论前提及其对外在行为的聚焦使其难以适用于党内法规,应对此挑战的“转化力论”亦存在概念不周延问题。实际上,党内法规效力应当是一种“制度性规范秩序力”并保留了规范调整内心的因素,党内法规的性质由此也首先集中表现为制度性规范秩序。在此框架下,能够较好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法治体系中的结构性关联等问题,同时还可以更为明确地把握到党内法规调整内心塑造思想秩序、严格自律乃至自我革命等方面的性质独特性。     

我国法律方法论研究内容的变迁——以三对概念的对比为线索

立足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已有成果,总结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发展状况,具有一定的理论反思价值.方法与方法论的界分从模糊到逐渐清晰,可以看到法律方法论研究中跨学科、跨区域借鉴理论成果的不足与成长;从较多关注理论研究的法学方法逐步转向较多关注司法实践的法律方法,折射了法学研究中对法的实践作用的更多关注;从早期单一关注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到现今法律方法论体系的日益完善,可以看到国内法律方法论研究中学科独立意识的不断增强.     

由“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看中国法学教育模式变革

“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正在通过创新培养机制、强化法律实践教学和优化法学师资队伍等方式推动和深化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整体转向与深刻转型。具体体现为：法学教育的国际化;关注复合型法律人才的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培育机制的重构和更加关注方法论的学习与传授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必将对中国今后的法学教育模式变革产生深远影响,并最终推动中国法学教育模式和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化和本土化。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法是理与力的结合：再访法的概念

西方法学发展中始终存在“二元”的悖论,未能真正揭示法律的本质内涵。马克思主义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一个科学、辩证、发展着的法律概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法律概念---法是“理”与“力”的结合。这个概念体现了法是实质性与形式性的统一体：“理”体现为法律必须承认事实和客观规律的作用,必须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人的价值追求（正义等）和愿望,必须吸收历史上有效的法律制度、技术和智慧;“力”体现为法与国家权力存在内在联系。     

“帝国研究转向”与法学研究的中国道路自觉

21世纪国际体系的多极化走向打破了后冷战时代的“霸权稳定”局面,“帝国研究转向”应运而生,致力于重新认识法律在近代殖民宗主国的帝国扩张与殖民统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研究当代全球霸权体系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法律机制与实例,思考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法律实践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我国法学界的“帝国研究转向”从国际学术界的“国际法学的历史转向”和“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中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与国际学术界深入交流的同时,不断推进对于法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的思考,有助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创造性意义,进而在法学研究和法律教育中增强主体性意识,推动法学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比较法的规范性适用

规范性是法律实践功能的关键。在比较法学科实践转向的过程中，比较法规范性司法适用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正基于此，比较法在各国司法中的应用引发了规范性理由和基础的讨论。比较法功能主义、共同法进路和新法律多元主义为比较法规范性适用提供了理论解释。在各国的多样实践中，法理学、特别是实证法理论也为比较法的规范性问题提供了可能根据，其中沃尔德伦的“实证的共识主义”和夏皮罗的“规划理论”即为代表。比较法的规范性司法适用体现了法律功能的共性，展现了多元法律文明实践性融通的维度，应该获得认真的对待。     

综合法学关于法律本质问题的研究述评

法律的本质问题是法哲学领域中一个极为重要而又最具根本性的问题,综合法学在这方面的研究及观点颇具特色,其独到和成功之处在于:对法律本质的研究是从多种角度、多个层面展开的;主张各学派有效研究方法的融合与统一,坚持整体论的方法论;在法律本质的内容的研究上,也坚持一种宏观而全面的、整合的观点。另一方面,其研究及观点也有不足之处,诸如,在“博大”与“精深”的关系上,得于“博大”而失于“精深”;对于决定法律本质的诸因素作了等量齐观的分析;;对法律进行的“质”的分析多,而对法律的真正“本质”则涉及较少。     

试析语言学史与人类学史的“五二三理论”——兼论语言学、人类学与哲学的关系

“五二三理论”是从人类学史和语言学史两种重要的社会科学发展史中提炼出来的发展理论。它可以用最简明的数字解释最复杂的现象,具有重大的哲学价值和方法论的意义。人类学发展史可用“五段两线三飞跃”、语言学发展史可用“五段两线三解放”来概括。两种学科史的“五二三理论”可以也应该用对立统一的哲学观点进行分析。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中的乡村调解与治理——一个法律人类学的分析

本文基于法律人类学分析方法,考察了当代中国农村的调解现状,以此揭示乡土社会中的治理秩序、权力-权利关系和制度、权力、文化结构的变迁,探索农村纠纷解决和基层治理的经验与挑战,指出法律赋能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性和可能路径,从而力图为中国当下的宪政理论提供必要的方法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