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网络“穿越”小说的叙述与流行——以大众文化为分析视角

穿越小说和穿越电视剧等“穿越”现象作为大众文化快餐中的一个热点,用传统的经典叙事理论来研究它会有很大局限。拟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网络“穿越”小说,旨在探讨网络穿越小说的迅速流行与它的叙事模式、叙事策略及时代语境的关系。研究认为：穿越小说在故事内容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一定的叙述模式,这种类型化的模式便于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在叙事策略上,穿越小说紧扣现代白领的现实生活需求,从权谋和言情两个方面满足读者的心理需求;在与时代语境的契合方面,通过反复叙述“灰姑娘”这一文学母体和“成功梦”,形成了其独特的“造梦机制”。     

何申“乡镇干部”小说漫评

何申小说在题材选择、形象刻划、叙述方式等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就题材选择看，他的小说多取材于我国比较偏远、落后、荒蛮的农村地区，而且主要取自这些地区的县、乡镇、村的各级各类干部和农村“能人”的生活空间；就形象刻划看，他追求的是“真的人物”，他写了乡镇干部们优秀的一面，也写出了他们的缺陷和不足；就叙述方式看，他总是以生活化、平实化的语言，以“丝线串珠”的结构方式来进行叙述。这些都是何申小说具有艺术魅力的原因。     

“匮乏”和“耗尽”的“三新”小说

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三新”小说是“后新时期”诸多“新潮”文学中，三种“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写作方式。本文分析了“三新”小说产生的文化语境；分析了“三新”小说与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现实主义以及新时期文学中先锋、新潮小说所运用的具有西方现代派意味的，从叙述方式到写作内容完全“私人话语”的写作方式的异和同；分析了“三新”小说的“新与旧”的区别，指出了“三新”小说力图打破艺术与现实，精神与实际的分离感、隔膜感，表现出的很不相同的对世界、对自我主体的体验、认知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观念。同时，也指出了小说作为一种精神提升的可能性展示，“三新”小说的艺术价值以及其艺术价值的有限性     

“谁说话”与“谁见到”──萧红小说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天才的女作家。萧红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不仅来源于小说的内容，更得益于其完美的形式。在萧红的小说中，叙述本身被戏剧化、情节化、故事化，成为审美对象。其小说娴熟的叙述技巧，使形式不再是内容的附庸，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成为一种阅读趣味。 叙述技巧一词的内涵很大，包括叙述者、叙述层次、叙述视角、叙述时间等许多内容。叙述者是故事的讲述者，叙述者把故事底本变成叙述文本，都有一个感知事件的具体方式，即叙述的角度问题。叙述角度是二十世纪小说叙述研究中最热门的问扭，视角问囚曾…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     

中国古典人情世态小说的文体建构与宗教意象

(一) 小说文体研究实际是叙述语境、语言、结构、方式、观点等的审美研究。古典人情世态小说是在神话故事、志怪小说、传奇话本等中国小说的演变过程中,一种独特主题类型的小说形式。它与宗教文化的联系和情结,在主题原型方面最有密切联系,拙文已有论述。然而,作为独特的小说文体,宗教精神对其思想主题的渗透,也必然影响着它的叙述模式和语境、结构的形式。譬如,宗教意象的因果报应的观念与其小说说教化、历史化的情节模式;阴阳五行说与其小说“二元互补”的叙事结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世裕化、非理性化的倾向与其小说叙述方式的变更、调整等等。清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无进一步认识中国古典人情世态小说自身变革的过程和审美的价值;甚至,更具有中国小说自身演变规律性寻求的意义。     

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凸现了人物的叙述能力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二我差”部分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物叙述者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是由人物叙述者与主体叙述者共同构成的。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辨——从“小说”之两类概念谈起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是由鲁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此论一出,便得到了大多数小说研究者的赞同,后世因循,几成定论。其实,不论是对于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还是对于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论点都是不适用的。     

叙事成规:金圣叹的"文法"理论

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的过程中,从叙述结构、叙述节奏、叙述观点等方面,总结出了小说叙事的诸多“文法”,这些“叙事成规”与当代叙事学理论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它们的提出大大丰富了人们对小说叙事艺术独立性、自足性的认识,是建构中国叙事学理论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     

“讲故事”与母女主题的新写法——论汤亭亭的《女勇士》

《女勇士》华裔美国作家汤亭亭的小说。这部小说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对“我和母亲”这一常规主题进行挑战。本文将从挑战“母亲”的意义 ;小说中讲故事的“母亲” ;小说中的讲述与再讲述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汤亭亭在小说中重构了一种对话式的母女关系 ,并以此建立起对中国文化的审视态度     

“史统”、“道统”与古代“小说”

宋以后文化人意识到小说的兴起与“史统”的崩解有一种内在的因果关系,而“道统”又是“史统”的内在核心构成之一,“史统散而小说兴”的命题必然暗含着“道统散而小说兴”的结论。只有“一道”、“一说”的世界不会有小说,小说只能在“众道”、“众说”纷纭的背景下才可能产生。这意味着小说与纷纭“众道”、“众说”之间有内在依赖性关联,它对后者保持着开放性。     

“日本文学特殊论”之我见

现代日本文学研究界普遍流行一种“日本文学特殊论”的观点 ,认为现代日本文学只注重描述美学意识或者所谓人类共同的情感而极少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等政治问题。然而 ,细考明治期政治小说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小说、无产阶级文学 ,尤其是 193 1年至 1945年“十五年间”的文学和“战后派”的文学 ,可知“日本文学特殊论”并不符合现代日本文学的史实。     

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史与言--“当代小说十七年”纵论

对十七年小说的历史叙述 ,已经陷入到一个艰难的困境中。要建立起真正的历史言说 ,首先必须对以往的历史叙述观念和叙述方法进行审视和思考 ,对历史本质做必要的廓清 ;同时 ,应该将十七年小说与其生成的文化背景密切联系起来考察 ,注意文本之外的“文本”叙述 ;此外 ,还应该关注文学的内在传统 ,考察十七年小说与前后小说史之间不可割断的联系。只有还原历史的真实 ,只有让十七年小说在中外小说历史发展的坐标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才能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寻找到新的关系与可能。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公共痛苦中的历史信赖──论“伤痕文学”时期的小说历史叙事

本文通过解读“伤痕文学”时期主要以“文革”１０年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小 说,着重考察和分析它们的历史叙事观念。本文认为,“伤痕” 小说的历史叙事同建国初期 小说的历史叙事一样,显示出了强烈的历史理性信仰：这种历史理性由于是以乐观的历史 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因而它们倾向于将“文革”１０年的黑暗历史理解成光明莅临前的暂时 过渡,它们对于历史的叙述也因此总是充满着传奇性和喜剧性。不同的是,因为“伤痕” 小说之于历史的叙述,首先是关于个人痛苦的叙述,所以它们对既定的以集体为历史观照 视角的宏大叙事模式还是有所突破的,尽管这种灾破相当有限;而索解出这种“有限”的 因源,也同样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汉魏六朝“扶桑”与仙叙述模式的转变

《海内十洲记》《枕中书》“扶桑”的叙述模式较好提供了“扶桑”神话早期叙述模式,此时期“扶桑”在保留作为“神树”的基本语义情况下,通过“扶桑”与仙人、仙境的布局充分演绎了世人对神仙世界的构想。而汉至魏晋时期“扶桑”叙述模式的变化(由扶桑树为客观主体的形象到以“扶桑”仙人为主的描绘模式),充分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变化对于“扶桑”这一形象主体的影响,也充分表现了“扶桑”在汉至魏晋时期的仙话化历程。     

“人道价值论”辨析

赖金良先生在近年的价值论研究中提出了“人道价值论”的新见解。他把目前国内所流行的价值论体系概称为“效用价值论”，并认为它是以具有“重大缺陷”的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为前提的；坚持这一模式及其效用论观点，必然导致一系列理论问题。那么，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到底能否成立，“人道价值”是否越超了这一方法论模式，坚持这一模式及效用论观点，真的造成了理论上的各种混乱吗？以下，对这些问题作以辨析。一在方法论上要不要坚持主客体价值关系模式，其前提是价值范畴是不是反映了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价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关于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