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引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修史传统,史籍文献十分丰富,而且源远流长,自成体系。据载:“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其道弥繁。夏殷已上,在史记言,古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①各种史官职责不一,但具有共同特点,一般负责记录王侯言行、著册国家大事、搜集资料、整理文献、保存档案等工作。凡属社会典章文物、政策法令、语言文字等均由史官垄断掌管,即所谓:“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② 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行政,是为中国古史纪…     

子书引论

子书在中国古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的基本文献。它的产生略晚于经书与史书,约在战国初年。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革时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依附于奴隶制的 “士”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革运动中,“土”逐渐发生分化,而成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依靠世袭的具有政治特权的“士”逐渐失势,具有专门知识技能的“士”日趋活跃。他们到处游说,阐明自己的社会学说或政治主张,招徕门徒,扩大影响。继孔子之后,大开私人讲学之风,师徒子弟日益增多,即所…     

口头写作学引论

(一) 口头写作学是写作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什么叫口头写作?拿叶圣老的话来说,就是“用口来写”。我们也把它叫做“口写”或“口述”。广义的口头写作就是口头表达(说),这里不谈。写作是运用写作思维和写作规律的语言表达活动,它不应该只限于书面和笔头。因为不论口头还是书面对于写作的思维活动是完全一样的,口占与笔咏都是诗;讲话、讲话录音、讲话记录与书面讲话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文字在这里不过是符号而已。至     

死亡学引论

<正> 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关于死亡学的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展开。死亡问题成为人类医学、哲学、伦理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宗教学等诸多学科普遍探索的问题,也成为立法和公共政策开始关注的对象。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一死亡学(thanatology源自希腊文thanatos即“死亡”一词)正在形成中。美国已出版名为《生死学》和《死》的特殊杂志,西德则实施了“死的准备教育”,出版了教科书。日本也在定期举办“生和死问题研讨会”。日本朝日文化中心编制、由专家讲解的《死前的准备教育》录音带和教科书,引起公众强烈反应。专业化的书籍如《学习快要死亡的经验》、《生与死的思考》、《人的临终图卷》等十分畅销。与此同时,生命科学的政策咨询与立法也为政府首脑所重视。美国和法国都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来专门处理有关生与死的社会控制问题。法国总统密特朗亲任由36名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生物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国家生命和健康科学伦理学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在西方,父母带即将成年的子女     

经书的编订与六经的形成

探讨了儒家六经的形成过程,认为孔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编订为儒家学者继续研究这些文献提供了思想和方法的指导.孔子之后,由于儒家内部分派,在运用和发挥古代文献时角度和观点有别,加之儒家学派以外道家,法家有对经书的引用,大大开阔了经书研究的视野,以致察汉之际,经书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六经的涵量也大大增加.     

经与经书意义之再阐释

经学自产生之后，经与经书之意义，就已成为学者们研究阐释的一个主题。直至近代以来的各种论断虽不乏明见，但多未能从著述体例上直探其本源。考其实，经本是先秦子书中的一种著述体例，亦为儒家所承用。儒家六经上承古代六艺，下启秦汉学术，渊源泛滥，浸润古今，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最主要的学术经典文本。     

冯梦龙年谱引论

冯梦龙(1574-1646)被称为大文学家,看起来会有争论。就他本人的作品而论,没有一种可以当之无愧地居于第一流之列。他编印的短篇小说集《三言》、民歌集《挂枝儿》和《山歌》以及小曲选《太霞新奏》都是晚明通俗文学不可或缺的选集。没有他的热心收集和整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不见得能流传到现在。他改编的《三遂平妖传》按照原本加以补足,《新列国志》则比余绍鱼本有显著提高,两者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收集整理晚明通俗文学的卓越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冯梦龙出生于明末,比汤显祖虽只迟了二十四年,情况却已大异。在汤显祖时代,类似西方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和文学倾向,带着封建士大夫的烙印,正在曲折地向前发展;到了     

扎基寺藏文经书版格萨尔签谱译介

本文将拉萨市色拉寺麦查仓属寺扎基寺内馆藏的藏文经书版格萨尔签谱完整翻译基础上,对签谱中的重要名词做了说明注释,同时对于这本藏文版签谱的创作年代与作者身份都做了初步的考稽。     

“道”的现象学阐释引论

通过文字训诂可以发现,"道"的原始意义并非"道路"而是"引道"或"引導"活动,对此活动的现象学分析表明,引導活动令被引導者追随引導者而进入和展开一个世界,潜在地蕴含着世界经验的生成。对于引導的崇敬,来自于巫觋传统的神灵信仰,但神的引導功能又消泯了神本身的对象性和超越性,令神退隐到世界万物中。当引導与天象结合,就成为天道(導),而天道思想的演变,将天原本的神性赋予道(導)的功能,逐渐演化为一个普遍引導所生成的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引導也被用以描述人的活动和发生内外交感的原始体验。现象学的还原揭示出"道"与"气"一体两面,是深于意向结构的身体性动态发生。     

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引论》和"学术与政治"问题

伊格尔顿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批判的总体思路是沿着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问题提出的大背景来展开的.伊格尔顿认为,<文学理论引论>中所讨论和批判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无一例外也全都是政治性的,只不过它们大多以一种学术的、纯理论的、"非政治的"姿态逃避、纵容甚至加强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的权力系统与政治制度.     

政治向人性的复归与主体自由--人学政治理论引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使主体意识崛起并对政治系统提出多层次多向度的要求,因而客观上要求政治关注与满足作为主体的人的本质的获得,实现政治对人的现实关切,使主体的自由在社会文明进步的框架内获得.当前要建设属人的政治,就必须从人的主体性和客观性视野出发,构筑解决价值和实践矛盾的人学政治理论;同时要避免抽象人性论、主体中心主义以及其他错误的政治观.     

精神分析与战争经验 作为《精神分析引论》主线的战争问题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思想史上的革命性意义同它对战争经验的体悟密切相关。19世纪末以来,战争不仅意味着历史处境,更塑造了现代人的总体经验。如果要从战争经验出发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体系,他大战时期的讲演录《精神分析引论》可以充当核心的阐释文本,将精神分析学说从第一哲学、社会学推展到新的“再教育”思想。作为第一哲学,精神分析由普遍怀疑还原出战争状态下诸意向交织、冲突的自我,并逐步揭示自我的爱欲本能与死亡本能;在此基础上,作为社会学的精神分析呈现了日常生活的战争面貌,其实质为人的爱欲本能同死亡本能的纠缠与冲突;最终,为引导爱欲,节制死亡本能,作为新的教育学说的精神分析指明了现代教育的限度、条件和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