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水平与村庄精英: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二维四分"框架——以江苏4村为例

中国农村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的千差万别,因此必须借助模化研究才能把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本质和机理。从经济水平和村庄精英两个维度,可以把村庄的公共产品供给划分为四种模型。我们选取江苏的4个行政村进行实证调查,结果显示：村庄的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村庄权力精英的不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着不同的影响;村庄在接应自上而下的相关政策和制度的同时与之将非正式规则结合,形成具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自发性供给是政府供给和市场供给外的有效补充。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国内研究进展与深化

梳理总结2010年以来国内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影响因素与经济效应的主要文献,发现已有文献从个体、家庭、村庄和村级以上区域4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主要包括供给水平、供给效率、供给模式、农户对供给的评价、农户参与供给的意愿和方式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效果包括农户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以及其他方面。未来可重点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一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二是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开展专项研究;三是剖析农村公共产品“重建设开发、轻运营维护”现象;四是注重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和高质量的数据。     

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研究

文章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同发展水平的村庄其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供给模式,探索了村庄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与村民自治之间的联系,并从社区外和社区内两个层面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     

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基于"熟人社会"的场域

沿袭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对异质性分析的思路,基于费孝通提出的"熟人社会"场域,分析该场域条件下乡村精英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问题.重点分析了在"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乡村精英组织参与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激励机制.通过模型分别论证了乡村精英以及其他普通成员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激励相容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供给的实现路径.     

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及其治理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主要模式是政社合作型。政府与村庄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诱导与吸引,导致资源低效、浪费和不均衡不合理供给,即农村公共物品的“诱致性供给过剩”。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主要源于政府自上而下项目激励、村组干部横向社会竞争和村庄自下而上资源吸附三重机制。化解农村公共物品“诱致性供给过剩”问题,可通过包干式资源投入、监管结合的村财制度和落实村级民主参与制度等,对“公有”和“共有”的“公共池塘资源”进行有效治理。     

村级党建、社会整合与乡村振兴

在后乡土中国,组织断裂、文化断裂及精英断裂的出现极大降低了社会的整合度,使社会断裂成为改善乡村治理绩效所必须着重解决的基本问题。党的领导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保证。现阶段,为了稳固治理有效的根基,党的领导需以重整乡村社会为着力点,强化村级党组织的引领作用,重建互惠共识的公共文化,再造公益导向的村庄精英。实践中,要以强化村级党建为依托重构组织资源;以再造公共空间和激活传统文化入手引领文化复兴;以助推新乡贤衍生和驻村干部融入引领精英供给。     

社会资本与公共物品供给中的精英动员——基于对闽西M村的实地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村落共同体解体的背景下,农民难以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然而并非所有村落都处于解体状态,并非所有村落的农民都无法在公共事务上进行合作。通过对闽西一个客家村落的实证调查,并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分析乡村精英如何动员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村民参与的动因。可以发现,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乡村精英的积极介入有关,乡村精英能否动员村民与村庄的社会资本存量密切相关。     

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的融合研究

我国法定村级治理模式是村民主导的自治模式,但实践模式是由少部分人主导的精英治理,不能对普通村民的诉求作出很好回应。基于传统接续与现实基础,乡村精英治理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并在引领乡村社会发展、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发挥示范引领功能、促进村庄秩序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乡村精英治理与村民自治在治理理念、制度、方式等方面存在现实冲突,具有向村民自治转化的必然。通过健全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完善乡村精英外在制约机制和内在道德约束、提高村民民主参与意识等策略,使乡村精英治理逐渐过渡为广泛参与的村民自治,在融合过程中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获取村级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通过对辽宁省125个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1）在最近3年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1.3项村级公共产品;（2）邻里关系越和谐、以往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越高、“一事一议”后期管护越完善、村干部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越强,提供的村级公共产品项目数越多;（3）没有发现农户人均纯收入和户数对村级公共产品提供项目数有显著影响。     

集体行动、财政激励与村级公共产品自主供给

利用农村“一事一议”制度变迁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农村居民集体行动的社会因素与财政因素两个维度,对农村公共产品自主供给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证实：“一事一议”制度有利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结构优化,其显著提升了村级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结构有利于克服集体行动中的“自利行为”和“搭便车”倾向,促进了“一事一议”的开展,而当前逐步扩大的收入差距形成了公共产品的偏好差异,提高了“一事一议”的交易成本,但是有效率的村级治理体制对村庄开展“一事一议”具有促进作用。“一事一议”挂钩的财政补助,具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实证研究结论对于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培育内生性的公共产品自主供给机制,提供了决策依据。     

取消农业税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从机遇与挑战两个方面分析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提出增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增强村级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建立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的筹资体系,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数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研究 ———以河北周村修路事件分析为例

国家外部资源在试图进入村庄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地与村庄内部资源结合,完成村庄公共产品的供给。存有小农理性的村民在决策过程中对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联因素的权衡选择以及目前在农村实行的"一事一议"决策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偏差,是导致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执行困境的主要原因。从外部进入村庄的强制力试图通过对于村落理性的限制而解决现实困境的效果甚微,一种基于村落新的共同体认同和民间权威认同的内生约束力量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村庄决策执行的真正行动力。公共决策的顺利实行有赖于在村落中寻找基于"公"的认同而发挥约束作用的公共产品与理性追求个体私利的村民的联络点,以最终实现公共产品的决策与供给。     

欠发达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马鞍山村新农村建设模式的思考

对于本来就财政薄弱的欠发达地区农村而言,应尽快走出"新农村建设必须靠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认识误区.文章结合对湘西州吉首市马鞍山村新农村建设的实证研究与文献分析,提出通过股份合作、民间融资、建立乡镇村级间的互助基金等多种方式,多渠道筹措资金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资金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重构地方各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和需求表达机制,构建"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从根本上革新原有的供给制,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长期充足、有效供给.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现状分析

本文使用2011年对9省调查取得的17个村级数据和187个农户数据以及2008年对3省调查取得的30个村级数据,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通过对农民的公共产品需求次序进行了系统聚类分析,得出了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优先序。通过分析反映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存在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结构不匹配、供给主体单一、重建设轻管理等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空壳化背景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及出路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导致了农村空壳化的格局。在空壳化格局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陷入困境:参与主体缺失,供给结构失衡,供给缺乏持续性以及供给效率低下。改变农村公共产品单一的供给主体格局、调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建立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以及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是摆脱供给困境的有效策略。     

我国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构建

村级公共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村民有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可能性,但我国村级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忽视了广大农民对公共品的实际需求,使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成为不可能。为破解这一现实困境,就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村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而加快基层民主建设、改变基层干部的产生办法与绩效考核办法、深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推行村级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构建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现实路径选择。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与地区间供给差距研究——对税费改革前后相关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差异是农村公共服务地区差距的本质体现.运用对江苏、四川、河北、吉林和陕西等五省100个行政村的跟踪调查数据,测算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及其不同供给模式的“基尼系数”.结果发现：自税费改革实施以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地区差距逐步缩小,政府供给模式具有向贫困地区倾斜、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村庄自我供给模式具有明显的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政府＋村庄”联合供给模式具有持续增强扩大地区差距的效应.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问题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区涉及农民公共利益的、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和服务。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效率低下和管理缺乏监督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对策研究

随着税费改革的全面推开,中国一直以来实行的农村公共产品资金制度外供给制度宣告结束。那么,如何在制度改变后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在对税费改革前后农村公共产品资金供给制度历史和现状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实现农村公共产品可持续供给的对策,即明确界定不同纯度的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供给;加大政府间转移支付的力度,实现各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均等化;逐渐淡化村级组织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     

对政府直接供给公共物品模式效率的置疑

传统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是政府提供.政府直接供给公共物品面临诸多困境.政府部门的生产缺乏竞争机制、缺乏监督机制及多重代理特征使得政府公共部门的低效率难以避免.公共物品供给可以借助市场力量,形成私人供给、政府促进与私人供给等多种供给模式.